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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南發:活在夾縫中——馬來西亞的難民與移工困境

記錄/阿草

編按:創立於2011年的「南島」,以大學為知識實踐平台,著重於新馬議題,以理性、多元與寬容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的差異、衝撞與歧異。2022年3月19日,《南島學堂》小誌以「界而分之,熟悉的陌生人」為主題舉辦線上講座,邀請研究者唐南發與丘偉榮擔任主講,分別以「與馬來西亞社會平行的難民和移工群體於疫情期間的困境和挑戰」及「伊斯蘭,社交媒體和多元共存」為題展開討論。本文為講者唐南發關於馬來西亞難民與移工現況的討論記錄。(* 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標題為編者擬。)

| 講者簡介 |   

唐南發,馬來西亞群議社社員,自由撰稿人,曾於聯合國難民署工作長達13年。研究興趣範圍包括難民與移工議題,以及東南亞區域政治,視人道主義為國籍(humanity is my nationality)。

馬來西亞的難民概況

目前,根據駐馬來西亞聯合國難民署的登記數據,馬來西亞難民總共為181150人。其中,約有13萬人已經得到難民身份,還有4、5萬正在等待確認、審核其難民資格。這些難民中有半數,約15萬人來自緬甸,包括10萬羅興亞人。其他難民來源國中佔大宗的有6760名巴基斯坦人、3730葉門人、2830阿富汗人等。這些地方幾乎全部都是戰亂之地。

具體來看難民的性別、年齡構成,大約67%難民是男性,33%是女性,而兒童(18歲以下,聯合國定義)則有45650人,佔到將近四分之一。唐南發2004-2017年在難民署工作,他回憶稱那時候男性和女性的比例還比較相當,而現在之所以性別比例有這麼大的差距,背後原因是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對難民配額的凍結與減少,這牽涉到一個特殊的機制——配額制。馬來西亞不接收難民,但是卻允許難民在此向聯合國機構申請難民資格,等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難民配額,然後前往該地被安置。

以前通常是男性難民先來到馬來西亞進行難民申請,獲得資格後很快就可以獲得配額前往美國安置,此時他就同時用依親方式把妻子和孩子接過來以便一起前往。現在則因為配額的減少,往往獲得難民資格後要等待很長時間才能獲得安置,而且難民無法在馬來西亞合法工作,妻子和孩子來到這裡也難以找到工作和合適的教育機會,於是他們便選擇在母國繼續等待,直到獲得配額。

廖文輝:《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聯經,2019)
玉木俊明著、林巍翰譯:《移動的世界史:從智人走出非洲到難民湧入歐洲,看人類的遷徙如何改變世界!》(聯經,2020)

在這些地方,普通的民眾處境非常真糟糕,他們夾在政府軍和地方民族武裝之間。兩方都會懷疑其忠誠度,是否是對方的成員,並時常遭到各方武裝的攻擊、洗劫。

緬甸難民的困境

唐南發介紹這些難民來源地時特別提到,最近社會、媒體都非常關注烏克蘭的戰爭和難民,但其實在東南亞的緬甸是離我們更近,而難民問題也相當嚴重的地區(記錄者補充:2017年8月25日,緬甸軍方和警察武裝開始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清洗,羅興亞人信仰伊斯蘭教,被緬甸政府認為是來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無法獲得緬甸國籍)。而緬甸的社會狀況是多元而複雜的,這對於理解緬甸的難民造成了許多困難。在緬甸有上百個大大小小民族武裝。長期的內戰導致大批民眾流離失所,羅興亞人聚集的若開邦約有16萬人、克欽邦和撣邦有約11萬,以及東南部地區的克倫邦和克耶邦有13萬人。在這些地方,普通的民眾處境非常真糟糕,他們夾在政府軍和地方民族武裝之間。兩方都會懷疑其忠誠度,是否是對方的成員,並時常遭到各方武裝的攻擊、洗劫。

而民族、宗教之間長期的對抗關係也在難民之間被體現,各民族的難民互不信任。唐南發以自己過去工作中遇到的緬甸難民舉例,若開邦的佛教徒和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人之間的不信任關係最嚴重。他們在從小的生活中就被教導不能與異宗教、異族人親近、結婚。而這些地方除了戰亂之外,還存在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口販賣問題是其中最嚴重的,很多年輕女性和未成年少女被賣到中國,泰國和馬來西亞從事特殊工作,或被賣去結婚。此外,克欽邦和撣邦的毒品也相當氾濫。

這些各種因素的累加導致大量緬甸人民離開家鄉,以難民或移工的身份前往他國。唐南發提到,目前有12萬難民在泰國邊境的難民營,15萬緬甸難民在馬來西亞。移工的部分則是泰國至少有100萬緬甸移工,馬來西亞有15萬緬甸移工。

雖然難民是暫時停留在馬來西亞,等待前往其他國家長期生活,但實際上願意安置難民的國家不多,僧多粥少。因此,難民事實上是長期滯留在馬來西亞,前景黯淡。

沒有難民的馬來西亞

理論上,馬來西亞並沒有難民。因為馬來西亞沒有簽署1951年的《難民地位公約》。在整個東南亞,其實只有菲律賓和柬埔寨進行了簽署。這個公約對於難民的資格和權利進行了定義,也對參與公約的國家的責任進行了規定。既然沒有簽署公約,馬來西亞便沒有接收任何難民義務,所有難民在當地都被視為非法移民(非法外來移民在馬來語中是PATI,Pendatang asing tanpa izin,該詞語具有歧視性)。只有一些特別情況除外,例如越南船民危機(記錄者補充:1975年越戰結束後許多難民逃往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試圖阻止難民登陸,但難民會選擇主動鑿沉自己的船隻以獲得上岸的機會。),馬來西亞曾一度建立過難民營,總共容納了約25萬人。1990年代中越南難民危機結束以後,所有難民營已關閉,目前,馬來西亞已無難民營。

因此,難民無法在馬來西亞接受教育、醫療補助、就業、國家保護。大多數人從事3D工作,且面臨遭拘捕、驅逐出境的風險。甚至,馬來西亞衛生部還在2000年下達通令,規定醫務人員有義務據報無證移民。這份通令至今仍然有效,因此對於難民的生活來說是非常嚴重的打擊,在診所看病的難民必須非常小心,只要一聽到警車聲音就必須立即逃跑。唐南發說,你如果有難民朋友,他會跟你說自己無論去哪裡,身上一定會備著30-50塊錢。這些錢是用來在被舉報時賄賂警察的。但唐南發也補充道,其實馬來西亞警察不能任意地在大街上檢查民眾的身分證或居留證,這種檢查必須有移民局官員陪同,否則是違法。

但馬來西亞政府卻並不積極地在抓捕法律上非法居留的難民,而是採取一種容忍其暫時停留,但並不承擔責任的模糊態度。這種態度的背後是大量NGO和聯合國難民署在為馬來西亞的難民提供支持。只要是難民署登記的人,馬國政府都會准許其繼續停留,一旦難民出了問題,它就會找難民署負責。所以實際上,雖然難民在馬來西亞,但與馬來西亞政府間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NGO在協助難民。但即使是這樣,每當選舉到來,各政黨都會對難民議題發表意見,政府會對外放話說已經要求難民署趕快將這些人安置到其他國家,政府沒有花一分錢在難民身上。這確實也是殘酷的事實。而政府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對於難民來說並不是好事。因為法律地位越不清楚,也就讓執法人員越容易有要求賄賂的空間,也讓難民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上文提到的自我保護的機制。

目前,各國難民大多集中在巴生河流域,檳城、森美蘭、麻六甲、柔佛等工作機會較多的州屬。因為不能合法工作,他們只能打黑工,因此非常容易被僱主剝削。民間也有Pichaeats等企業或機構會提供就業機會。因為不能享有公共醫療服務,難民主要依靠民間提供的診所,例如慈濟、ACTS、Clinic of Hope、Mercy Malaysia和Global Doctors等。因為不能進入學校,難民受到教育的機會完全仰賴特殊機構。例如阿拉伯國家有撥款成立難民學校、信仰基督教的緬甸人依靠馬國教會支援成立學校,其他還包括索馬里難民社群開辦的Fugee School,難民署協助成立的Dignity for Children Foundation等。但這些機構經費有限,老師流動性大,無法保障教育品質。而且民間提供的資源仍然無法滿足龐大難民人數的需求,目前仍然有60%難民小孩無法上學,馬來西亞也無給予實質幫助。

唐南發總結道,雖然難民是暫時停留在馬來西亞,等待前往其他國家長期生活,但實際上願意安置難民的國家不多,僧多粥少。因此,難民事實上是長期滯留在馬來西亞,前景黯淡。

移工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但是貪污不透明的體制讓引進勞工變成了生意,也讓他變成了無證移工。

移工配額成為一種生意

除了難民之外,馬來西亞社會中的他者還有大量的移工。本地人經常抗議移工奪取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對其非常厭惡。但唐南發分析道,這並不是移工的過錯,作為一名國際主義者,他不認為本地人應該被優先保障工作,而是應該平等對待。更何況,這一切的根源是來自政府內部,馬來西亞的移工配額成為了政府部門、官員的一門生意。

在馬來西亞,各不同產業都需要移工,每個對應的政府部門也都有決定、發放移工配額的權力。例如家庭工由內政部移民局決定配額,其他擁有配額決定權的政府單位還包括種植與原產部和內政部某些部門。這些政府機關可以跟雇主談判配額數量,形成很多黑色的台下交易。移工來馬來西亞需要繳納大約7萬台幣的仲介費,這也讓政府機關和仲介機構私下勾結。如果是產業真的需要移工,那麼一般問題不大,但因為作業不透明,成了一門生意、一個產業。移工配額的發放已經完全不考慮實際的產業需求了。數十萬孟加拉移工被仲介帶來馬來西亞,但是仲介卻根本不給他工作,他於是只好自己打黑工。唐南發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移工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但是貪污不透明的體制讓引進勞工變成了生意,也讓他變成了無證移工。

在這些層層利益勾結之下,馬來西亞才會產生所謂移工搶走本地人工作這樣的錯誤印象,但實情是無論有證或無證移工,他們所從事的絕大部分都是馬來西亞人嫌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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