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濠賓：尋找台灣經濟奇蹟的發源——讀瞿宛文《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瞿宛文的《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一書，即是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討論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化對工業發展的影響。瞿宛文長期的研究重心，係在探討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為何，其在2017年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以及〈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等文章，都對此課題有深入討論，在政府功能、技術官僚等作用上，瞿氏亦多持正面肯定態度。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為何關於此項課題，學者有其不同的看法，如謝國興認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應自日本殖民統治即已開始，大量台灣人與日本人合資的中小企業，雖然遇到戰爭的衝擊，但人才與知識卻得以延續至戰後，乃成為戰後中小企業的根源。瞿氏則認為，雖然戰前的台灣人已逐漸往工業部門發展，但占比極小，隨著日本整備軍力，大力發展軍工，台灣工業被集中於製糖業與軍需工業，台灣的工業也往大企業型態靠攏，其形態上不脫為日本企業的「飛地」，順此脈絡下，戰後工業化的發展，應該要追溯至土地改革。

由於耕者有其田的對象，為佃農與地主，佃農即為受益者，自不待言，問題在於地主身上，是「被」改革的對象。在土地改革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地主「階層」是否具有發聲的空間，一直是學界論爭的重點。本書觀點認為，政府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台灣省議會作為本地地主的發聲機關，始終受到政府的重視，在其後的過程中，對受到打擊的地主，也多行安撫，因此可說是妥協性、兼顧中大地主、安撫本地菁英的改革。此觀點與徐世榮等人的看法不盡相同。

在對地主的補償上，由於三成的補償以公營事業股票估價後出售給民間發放，因此如何估價是地主最為關心的重點。不過因為四間公司係以接收日產後合併而來，其在戰爭期間多有破壞，在戰後的復工過程中，各公司耗費資金進行修復，因此在估價上，如果估價過低，政府就必須拿出更多的公營企業以支付賠償，不啻慷全民之慨；但若估的太高，地主所能拿到的公司數量減少，又恐為地主所埋怨。故有關公營事業賠償是否高估，就成了長久以來的一個論爭核心，而本書所持的看法是：負責估價的成員有其專業權威性，亦親自前往現場調查，反之作為本省地主代表的台灣省議會成員，在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下，自然希望資產能夠多加低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雖有心兼顧台灣地主的利益，在資產產重估上傾向宜予低估，但為尊重估價成員的專業，也不便置喙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