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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啟章x黃念欣:用香港字,描繪出屬於香港的文學圖景

記錄/清如

編按:2022年3月17日,香港科技大學創意寫作項目「港臺名家系列講座」邀請華文作家董啟章及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念欣,分別以「奢侈的實踐:小說與形式」以及「香港音與香港字:一個文學現實」展開分享。在演講中,董啟章分享了自身對小說形式的探索;而黃念欣則從聲音、字形到字體,討論香港文學經驗如何印刻著說話者的思想情感、性格特質和文化背景,而成為有別於其他文學經驗的獨立存在。(* 本文標題為編者擬)

| 講者簡介 |   

董啟章1967年生於香港。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 1994年以〈安卓珍尼〉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同時以〈少年神農〉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1995年以《雙身》獲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1997年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

黃念欣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及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香港文學、文學理論、研究方法、女性文學、粵語正音等。她課餘曾擔任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及香港電台的節目主持,並於報章撰寫專欄,積極推廣語文常識、閱讀與文化。

董啟章探索後設小說時,會探討什麼條件創造怎樣的可能性,因為小說是可能性的發現。

董啟章:奢侈的實踐——小說與形式

作家董啟章在講座開頭提到,在其求學的80年代與開始創作的90年代,後現代主義小說盛行,小說形式頗為被人注重,例如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法國普魯斯特、香港作家劉以鬯、西西等,都對小說形式有比較高的自覺性。但現在,後現代主義的時代過去了,大家似乎對文學形式感到疲倦。作者與讀者似乎更偏向於自我小說 (autofiction),回到真實、自我,對自我經驗的書寫。

接著便引出一個問題——形式與內容是否對立?董啟章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形式等於內容,內容決定形式,兩者互為表裏,一體兩面。形式是整體基礎的表現——它不等於風格,風格在形式當中,表現整個作品的樣貌;它也不等於技巧,技巧手法也只是形式的一部分。他也提到,小說不等於故事,小說本身是形式,不存在沒有形式的小說,例如同樣是講故事,現代小說和古代筆記小說、章回小說、西方羅曼史、日本物語等卻是不同形式的表現。 

柄谷行人著、林暉鈞譯:《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心靈工坊,2021)

董啟章提到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書中提及現代文學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紀歐洲文學。現代文學本身是一個裝置,背後有很多預設,但很多時候,這些預設是隱藏起來的,所以我們看現代小說會有一種透明性、自明性。在廣義寫實的現代小說中,我們能看到故事的現實本身,察覺形式的存在與其透明性。現代小說貌似沒有形式,讀者會覺得其更能夠展現真實性;而對於一些形式外展的作品,讀者卻覺得其有距離,沒辦法直接體現真實。

講座截圖。圖片來源:記錄者提供

在董啟章的小說中,有不少對形式的探索。

《安卓珍尼》裡描述不少虛構的物種,再配合虛構的生物學理論;《地圖集》是香港舊的地圖集,半虛構半真實;《博物誌》用動植物寫小故事;《夢華錄》選取99件97 前後香港流行的東西,每一件寫一篇。

後來有長篇小說自然史三部曲——《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選取十三件與香港密切相關的物件,從物件的發展史,書寫人的發展歷;《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裡描寫理論物理學、時空宇宙大爆炸與時間的關係;《物種源史·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裡用紀錄讀書會內容的形式,書寫地區保育社會運動的歷程。

董啟章:《地圖集》(聯經,2017)
董啟章:《夢華錄》(聯經,2011)

接著是精神史三部曲——《心》描寫了與人格化之內在こころ的相處《神》將形影神人格化,構建三者的故事;《愛妻》以精神和肉體的不一致性探討一致性的體系之可能性。

《命子》前部分是描寫兒子成長中真實的生活化散文;第二部分虛構笛卡兒與女兒的故事,有歐洲語言翻譯的味道,裡面討論人體機械論、人體跟靈魂的關係、二元論等內容;第三部份是書信體,虛構的兒子長大後給父親的信。

《後人間喜劇》是科幻小說,其打破了科幻本身的形式,加入喜劇元素。科幻為了更好取信讀者,通常是嚴肅的,所以難開玩笑,但該小說不斷開科幻的玩笑。

《香港字》講述活版第一部做的鉛字。小說中有三種文體——第一種是女主角用第一人稱寫的遺書,故事發生在在2019-2020;第二種是女主角想像的與電腦裡香港字字靈的對話,對話牽涉香港字的歷史;第三種是女主角以其外公——一個19世紀少年的靈魂書寫的自傳,講述他年輕時與香港印刷史共同成長的經歷以及其對愛慕之人的感情,自傳中混雜舊廣東話與文言文。

董啟章:《愛妻》(愛妻,2018)
董啟章:《香港字: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新經典文化,2021)

董啟章還提及自己嘗試寫後設小說(metafiction),這是一種關於小說的小說(fiction about fiction wrting)。他解釋後設小說裡面會有很多後面內容推翻前面內容的敘述場次,有很多自我指涉性(self refreantial)的內容,意思是一邊寫一邊反映自己正在書寫。他常常會留意小說的形成條件並對其產生疑問,例如對第一人稱敘事產生疑問,覺得這是不成立的,好端端為什麼會有一個人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講故事,究竟第一人稱小說形成的條件是什麼?

後設小說(metafiction)與康德的形而上(metaphisics)有相關性——康德說我們認知外界與客觀的現實,認知條件才能知道可能性,而後設小說探討小說形成的條件、高於這篇作品的立場是什麼,這些都是指高一層條件。董啟章探索後設小說時,會探討什麼條件創造怎樣的可能性,因為小說是可能性的發現。

主持人提到,在董啟章的小說有意識地開創小說的可能性,探討在傳統寫法外還有什麼可能性,開拓知識內涵和情感的包容性,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無限性,把傳統的因果關係、直線性打破,包容了大量的文學理論,哲學觀點,自然科學等等元素,體現了文學的抵抗性。

講座的第一部分以董啟章的回應作為總結——抵抗文學就是創造可能性,擺脫外部力量的約束,自由自主地打開可能性,在特定的對象的深層向下創造可能性。」而董啟章的對小說形式的探索,正正是探索這種可能性。

香港文學經驗,從香港音到香港字,再到文字所蘊含的文化背景等,這有別於其他文學經驗而獨立存在,成為一種擁有主體性、能帶給讀者獨特感受的體驗。

黃念欣:香港音與香港字——一個文學現實

講座的第二部分,黃念欣在講座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香港文學經驗究竟是什麼?她歸類出兩種經驗——文學閱讀經驗,和聲音閱讀經驗,對應的就是香港字和香港音。

在文字方面,在不同載體下,中文字有不同含意。中文字可分為不同種類,例如繁體字、簡體字,唯一不變的,是它們都作為方框字存在。黃念欣提到石靜遠教授《華人(文)離散中的聲音與文字》(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中一篇提及林語堂發明中文打字機的文章,裡面提到中文字作為方框字,如何與西方語言的產生方式較勁。方框字也有例如台灣閩南話、馬來西亞華文、粵語等不同語境下的分類。黃念欣提到,就算香港字這一統一概念,也有不同的載體,例如繁體字版和簡體字版。

講座截圖。圖片來源:記錄者提供

在聲音方面,各種方言的差異更是千差萬別。例如同是中文的粵語和普通話,根據方言調查,在漢語當中粵語與普通話距離最遠。黃念欣用粵語讀出北島老師的詩從從〈鄉音〉: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與也斯〈漢拓 · 博物館〉中的紙與石細語商量的對話,墨色烏黑至銀灰的變化,她提到,如果換成普通話,熟悉的文字也會產生強烈的陌生感。

講座截圖。圖片來源:記錄者提供

既然香港字和香港音作為一種獨立於其他中文字和中文音而存在的文化載體,香港文學的主體性是怎麼樣的?黃念欣提到黃繼持在《追跡香港文學》中提出的疑問——究竟香港文學的發展有無主體性?香港有沒有文學,有沒有值得一讀再讀的、好的文學?

但其實好的文學這個概念是流通的,受到不同文化載體的轉換過程的局限,不同中文語言背景下所定義的好文學各有千秋。黃念欣提到,很多人問香港作家的中文究竟好不好,她的答案是——不同語言背景對好與不好的感受,是有多方面的看法,例如在粵語背景下,文學產生擁有該地地區性的獨特版本,讀者可能會覺得其令文學更好或更不好。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牛津大學,1998)

如果脫離文化背景、純粹從語言學角度討論文學的好壞是否可行?答案是否定的。語言學角度研究文學的方法有研究其語速語法等,但黃念欣認為這只是一種科學性、機械性的方法,而文學要代入其歷史背景來討論,例如在香港學語文的經驗裡,大多數學習的是五四時期作家魯迅、巴金、矛盾,香港作家西西,台灣作家余光中等的作品,這些作品有強烈的抵抗性,語言本身有其立場,這些語文學習經驗造就了香港人抵抗的基因。

這種抵抗的基因可以發掘香港文學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又涉及對國族、身分的思考。五四先驅魯迅的演講〈無聲的中國〉將香港帶進了新文學白話文的時代,演講中鼓勵大家不要再讀古人死的語言,青年先可以將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生活。 要強大粵語,就要把語文跟民族的主體性的聯繫講出來,講出自己的聲音。

黃念欣提到一個概念,literaly governers,意思是對自己語文經驗管理的能力,這是一種本身的語言背景和國族之間微妙的較量。黃念欣舉了黃碧雲的〈雙城月〉,其中一幕瘋女曹七巧重重複複說著你就好啦,我就唔好啦,你就好啦,我就唔好啦。這是用粵語書寫的語言,黃念欣評價從小說中使用粵語熱情與能力,看出這不是平常意義的粵語文學作家,裡面對人物的描寫不只是人物角色的設置,而是置入廣州的文化與中國的政治環境中,描繪時代出對人性的考驗。

除了從這種抵抗的基因發掘,我們還可以如何尋找香港文學的主體性?黃念欣舉出老舍《出口成章》與陳冠中《一種華文,多種唸頭》的例子。《出口成章》裡寫道像鸚鵡學舌那樣,只會死記,不會靈活運用。⋯⋯並不就能生動地描繪出一個北京人來。一定要將語言注入思想情感與性格特質,才能找出語言的主體性。《一種華文》提及華文包含了很多東西,正如英文也包含很多內容,文中又提到Bernard Shaw的  “England and America are two countries seperated by a common languages”(英國和美國是被一種共同的語言所分類的兩個國家),這是一種同一種語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表述,各表同表共生的狀況。兩岸三地的華文作品也有這個特點。

老舍:《出口成章:論文學語言及其他》(遼寧人民,2011)
陳冠中:《一種華文多種諗頭》(牛津大學,2018)

黃念欣提到,鑑於兩岸三地的華文寫作的這個特點,如何讓華文在兩岸三地互通,需要的不是一個能夠代表三地的超級作家,而是對三地文學有規模能力的超級讀者。她發現現在兩岸三地沒有共同閱讀的慾望,例如香港作家西西新小說出版了簡體字版,在大陸發行,這可能會影響香港讀者對其作為香港文學研究的慾望。因此尋找香港語言的主體性,就要從說話者的思想情感、性格特質和文化背景出發,並且要將這種語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進行思考,最後生動描繪出屬於香港的文學。

最後黃念欣用一句話總結整個講座從聲音到字形到字體,一言以蔽之,閱讀流傳的,是整個文字的感受。」香港文學經驗,從香港音到香港字,再到文字所蘊含的文化背景等,這有別於其他文學經驗而獨立存在,成為一種擁有主體性、能帶給讀者獨特感受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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