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欲橫流、爾虞我詐的時代，保持這種風度和胸懷，好像沒那麼容易。對人的這種謙和、厚道和坦率，彷彿成了老輩學者的專利。我特別注意到，余先生對老師，無論是新亞時代的錢穆先生，還是哈佛時代的楊聯陞先生，那種尊敬和愛護始終如一。比如錢穆先生，儘管余先生並不完全贊同錢穆先生一些思想觀念，但余先生覺得他和錢穆先生不僅有「超出一般師生」的感情，而且對錢穆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的理想，和錢穆先生對歷史的「溫情」，卻始終懷有最大的「敬意」；對錢穆先生作為歷史學家，與新儒家諸公不同的立場，也始終努力解釋和闡揚。

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

新亞諸位先生堅持儒家和保存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如果沒有那個堅持，今天就沒有新亞書院，也就沒有新儒學運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