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老談掌故——《錢賓四先生全集》出版始末

君子之交

1994年，也就是錢穆先生逝世4年後，共達54冊，在當年的印製預算高達1800萬元的《錢賓四先生全集》問世。這部巨著包含了錢穆的學術與思想史論、考據、手劄、演講、回憶錄、書信以至雜文，而從中呈現出的這位「今日國史界第一人」（史學家顧頡剛語），他對抗時流的大力量，以及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更是令人心驚。

籌劃這套大部頭全集的，乃是曾參與創辦學生書局、純文學出版社的聯經出版公司前發行人劉國瑞（國老）。對於長年致力於出版學術專著、為社會的文化建設做出貢獻的他來說，一些仰之彌高的學者，於他而言卻是記憶中各有風華、各有堅持，各有其情性與可愛，難以遺忘的諸多身影，錢穆自然也是如此。

錢穆與國老相識於國老在《聯合報》擔任編輯的時期，國老回憶：「那時候我經常去看錢先生，逢年過節也會特地去拜訪他；雖然算不得他的學生，但也時常向他請教。」

如今談起錢穆，國老還能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每年年初二我都會去跟錢先生拜年，而錢先生都會拿茶葉蛋出來招待，並且說道這茶葉蛋是他家鄉（蘇州）特製的作法，不同於一般市面上賣的，特別好吃，而且只有年節時為了應景才會製作。我當時只吃一個，吃完後錢先生頻頻勸進：「你再吃啊、再吃啊。」我總是客氣地回道：「飽了，吃不下了。」但錢夫人胡美琦私底下跟我說：「劉先生，你就再吃一個吧，你不吃的話他就不好意思再吃。」一問之下我才知道，當時錢先生已經八十多歲，雖然頗嗜家鄉的茶葉蛋，但因不好消化，錢夫人不肯讓他多吃，不過友人來訪時除外，但除非客人吃了第二個，他才能吃第二個。從此以後我每年去跟錢先生拜年，都至少要吃兩個茶葉蛋。

精誠所至

錢穆於國老而言，亦師亦友，錢穆生前兩人保持著君子之交，至錢穆逝世後，原先錢穆著作單書多由三民書局及商務印書館發行，為了說服錢夫人將全集交由聯經發行，國老可說是卯足全力。

錢夫人胡美琦是錢穆的第三任妻子，錢穆的第一位夫人鄒氏因難產早逝，第二位夫人張一貫，與錢穆因國共形勢分隔兩地，兩人至死都未能再相見。第三位夫人就是胡美琦，小錢穆34歲。錢穆晚年雙眼有疾，近乎全盲，文章稿件皆由胡美琦謄正改訂，狀況不佳時甚至是由錢穆口述，再由胡美琦整理成文章。

錢穆曾作對聯「勁草不為風偃去，枯桐欣有鳳來儀」，表達胡美琦對他無微不至的照顧。兩人一路走來始終相濡以沫，攜手獻身於教育與學術。錢穆生前，胡美琦便是他身體狀況不佳時最重要的助手；錢穆先生逝世後，胡美琦更是領著錢穆的子弟兵們，為捍衛與繼續發揚錢穆的思想而努力。

國老回憶：「當時為了爭取《錢賓四先生全集》能在聯經發行，我親自去和錢夫人談了許多次才成功，畢竟出版錢穆單書最多的三民書局，原本應該有優先權。後來是我再三保證這套書會以最高品質出版，而且會動用聯經所有的宣銷管道，讓錢先生的思想能夠繼續發光發熱，才打動了錢夫人。」

錢穆晚年仍不斷有新的創作，加上舊稿原已繁多，整理上頗費工夫。1991年9月，錢夫人將赴大陸主持錢穆墓地修築事宜，因為錢穆先生的學術深廣淵博，自然也有許多大陸出版社想要爭取錢穆的文集出版，想要洽談出版事宜。錢夫人臨行前，國老爭取與錢夫人再次碰面，明確表達聯經的出版意願以及願意投入的資源，正式敲定合作出版的契機。事後錢夫人也憶述，當時有許多大陸出版社積極的邀約，但國老的誠意及條件均給予了最佳的承諾，因此才促成了與聯經合作的這部《錢賓四先生全集》的誕生。

千錘百鍊

雙方確認合作後，《錢賓四先生全集》的編排與校對都由錢夫人主持，負責人則為錢穆的學生、現任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的何澤恆。錢夫人原本就是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性子，面對錢穆先生的學術心血更是如此。國老回憶道：「這部總共54冊的書，當時是用鉛字排版。出版的時候一部部校對，未完成前鉛字版不能上機印刷，54冊使用了數量龐大的鉛版，未印製完成前又無法請款，龐大的墊支讓合作的印刷廠差一點被拖垮。」

有一回，歷史學家余英時自美國返臺，國老出面以聯合報名義作東相邀，宴會上除了《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惕吾，著名的才子沈君山亦在現場，結果身為主持人的國老卻嚴重遲到。沈君山問他：「我們全部都來這邊就為了等你，你為什麼遲到？」國老答：「很抱歉，我和錢夫人在談全集校對相關的事情。」此話一出，在場眾人皆心領神會。余英時就說：「和錢夫人談不容易，遲到是應該的。你談成功了沒有？」國老笑答：「不成功我就來不了了。」錢夫人求好之心切與不輕易妥協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

也是那次宴會上，王惕吾問國老：「這套全集有沒有預算？打算花多少錢做？」國老答：「大概1800多萬。」沈君山聽了後打趣道：「你很輕巧地就讓老闆花了1800萬啊，我看這種事只有王惕吾可以接受。」正是因此，這個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算是一筆天文數字的預算，就這樣始終牢牢記在國老心中。而這份豪擲千萬、只為出版無論從前或現在都算冷僻的學術專著的氣魄，亦是無論從前或現在都少有了。

流芳百世

《錢賓四先生全集》在文稿的保留上盡力做到完整，如同錢穆生前所言：「我相信中國人必須從自己的傳統文化中，才能找到國家民族前途的出路，這是我幾十年堅定不移的信仰。今天的中國人，大家看不起自己的傳統文化，只崇拜西洋思想。有一天西洋人也懂得看重中國文化了，中國人也該覺悟了，要想回頭，卻不容易找到一條路。我一生做學問，只想努力做好橋樑的工作，給將來覺悟後的中國人做好準備。說不定要等五十年、一百年後，到那時候有人讀了我的書，能瞭解我的心，懂得我這個人，知道在今天這樣的社會竟然還會有我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人存在，他會欣賞我，他可以為我做全集的整理，懂得那些該留，那些可棄，為我整理出一部值得留傳的全集。如果一定要早出版，就只有把我全部文稿保留在一起，以待將來。」這樣一部耗盡一生心血、卻謙稱是要給來人留一道橋的大部頭，出版當年，果然也引起相當大的轟動。

雖然錢穆先生說過：「我的講演和報章雜誌上的文章，都不是隨便說隨便寫的，都有我的生命在內。」但他也謙虛地表示，他能想像：「這些文字，並不是都值得留傳的。時代過去了，有些會變得一無價值。」

然而距離初版近30年過去了，《錢賓四先生全集》正如錢穆本人所說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來給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會使我們的生命充滿了意義、具有了價值。」

時間的確公平地考驗了萬事萬物——曾經叱吒風雲的，如今可能已被大多數人所淡忘、甚至盛名成了罵名；但也有如錢穆這樣堅定地讀史、存史的人，最終自己亦成了歷史中堅定而絢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