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2024 - 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撰文 / 謝達文

編按：《萬曆十五年》是史學家黃仁宇最著名、最廣為流傳的著作，也是他大歷史觀主張的宏觀展現。
萬曆年間的種種問題，反映當時政府管理的複雜性和困難，以及管理中存在的腐敗問題。這些情節不僅呈現了晚明的政治現實面，也對當今社會的管理挑戰提出了一定的警示和啟示。
2024年8月25日，聯經出版舉辦《萬曆十五年》主題講座，邀請前行政院院長毛治國，以及資深媒體人陳鳳馨對談，從《萬曆十五年》看現代社會的管理難題，盼帶領讀者從中反思當今社會局勢。

　　許多對歷史有興趣的讀者都曾聽過《萬曆十五年》這本名著，卻很難在書店、在網路上看到這本書。在台灣，這本書原先是在1985年出版，事隔近四十年，聯經出版社終於取得作者黃仁宇之子黃培樂的獨家授權，讓這本書可以再度回到各家書店的書架上，終於讓新一代的讀者們也可以接觸到這本名著。

　　黃仁宇藉由《萬曆十五年》展現他對中國近代發展的獨特視野，這個全景是怎麼樣的呢？同樣借用黃仁宇自己的話說，他最核心的洞見是這樣的：「將現代中國的底線往後推移，事實上是移到鴉片戰爭前兩百五十三年，歷史顯示，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早在當時就已存在。」換言之，這本書談的是中國困境的長期原因。

　　談及《萬曆十五年》這本史學名作，歷史專業出身的聯經出版社總編輯涂豐恩在對談講座上提醒聽眾，必須特別留意這本書成書的時代背景，是如何形塑了這本書的出發點。「在1980年代，大家想的是中國為何落後於西方、東方為何落後於西方」，這個背景引導了黃仁宇的提問方向，讓他想要分析舊體制的問題所在。

　　也確實，在1985年的中文版自序中，黃仁宇就這樣定位他所書寫的那個年代；「萬曆15年，公元為1587年，去鴉片戰爭，尚有兩個半世紀，可是其時以儀禮代替行政，以無可認真的道德當作法律，是為傳統政治的根蒂，在大歷史的眼光上講，已牽連明清。」在黃仁宇的眼中，西元1587年時的種種人物與事件，包含戚繼光、李贄等人的晚景淒涼，背後其實更反映了中國落後的長期因素：中國傳統的政府治理方式在根本上有所不足，在行政、法律等各層面皆是如此。所以，在本書正文的最後一段中，黃仁宇自己更是這樣總結他的分析：「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紀錄。」

　　在四十年後，聯經出版社重新出版《萬曆十五年》，主持對談講座的涂豐恩指出，這種「中國何以落後」的觀點已經不必是唯一切入的方式。「今天很多人在看萬曆、看萬曆之後的明代，角度也很不同。大家可能聽說過，以前我們講到晚明，就像黃仁宇一樣，都是當作一個失敗的『總檢討』，是非常糟糕的時代」，涂豐恩回顧，「但現在回來看，會覺得晚明、特別是在江南地區，那彷彿是人間天堂一般，消費、文化非常盛行，經濟發展非常好。」

　　這樣的觀點差異，恰好可用於理解新書講座上兩位講者的出發點。在「不必將明帝國視為全盤失敗」的前提下，兩人都試圖提出一些不同於黃仁宇的解釋觀點。

儒家、文官與小農，帶來的究竟是穩定還是紊亂？

　　本場發表會的兩位講者在政治圈都相當出名，一位是長期任職交通部、最終曾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毛治國，另外一位則是長期主跑政治線、財經線的資深媒體人陳鳳馨。兩小時的活動當中，他們專注於援引其他歷史、哲學、管理學的討論，提出他們對《萬曆十五年》的延伸與不同意見。

　　對黃仁宇來說，明帝國乃至中國傳統所仰賴的道德觀、文官體制和農村經濟，表面看似穩定，卻是遮掩實際上的混亂，並高度侷限了可能的發展。但是，曾任行政院院長的毛治國在分享中，拋出了相異的觀點來引發討論，援引中國哲學家金觀濤所謂「超穩定結構」的觀點，認為「儒家思想、文官治理系統、小農經濟」這三項支柱其實扮演了穩定的作用。

　　舉例而言，在《萬曆十五年》中，分析戚繼光和其他將領「令人同情的遭際」時，黃仁宇便指出，明帝國的軍政受制於儒家對於政治組織一元化的追求，使得文官集團支配全局，掣肘武將的執行空間，是戚繼光等人面對最大的政治風險。此外，文官集團又常以捍衛制度為藉口拒絕改革，以免危及自身私利，同時又以泛道德化的方式理解政事，即使連天災之下的饑民造反，也都率先詮釋為「小人犯上的劣根性」，讓武備持續廢弛。而在社會的層次上，明帝國又其實是眾多農村盤根錯節的綜合體，就連依規定掌握人口糧食、徵齊士兵和糧餉都非常困難，更讓整頓軍隊的理想難以企及。

　　但在講座中，毛治國卻更看中舊制度帶來的穩定性。為了講述這點，他特地反問：「萬曆十四年後，明神宗不上朝，群臣真的群龍無首嗎？」他認為，正是因為制度穩定，所以皇帝不必出面，制度仍能運作，而且任內發生三場重大戰役都能獲勝。同時，「沒有西方的宗教能夠依靠，儒家尊君思想的效果在此發揮」，這段期間也更未發生篡位、分裂的問題。「整個機制表示皇帝不上朝，整個政府沒有停頓。」國家制度的持續運作，本身就是一項成就。

　　毛治國進一步主張，不只明帝國從這樣的穩定當中獲益，就連唐帝國在安史之亂的災禍之後，中樞都仍能持續運作，依然能夠「續命」長達150年之久。與黃仁宇相反，毛治國更想強調的，是儒家、文官和小農是「超穩定結構的三條腿」，讓制度能夠持續運作。相較於黃仁宇看到萬曆十五年所預示的衰敗，毛治國卻更著重於那個年代當下的穩定局面。

傳統中國治理模式vs明神宗管理模式：無法「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是為什麼？

　　所以，對毛治國來說，萬曆朝的核心問題在於只能穩定，卻「難以有所開創」，只是守舊而已。

　　單就「缺乏創新」這點而言，毛治國和黃仁宇的看法並未相去太遠，但對於這樣的現象，毛治國的看法卻和黃仁宇非常不同。黃仁宇解釋的重點，仍然放在整個傳統體制的根本限制，使得皇帝不論是「勵精圖治還是晏安耽樂」，都終究「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

　　至於為何如此？在本書附錄收錄的短文〈《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當中，黃仁宇更說自己「極想向中國讀者提及的」，是這樣的舊制度和1689年以前的英格蘭相當近似：在當年的英格蘭，地產所有權、公司組織制度、法律解釋等實際上也都相當紊亂，「地主不知道自己產業在何處，種田的人不知自己是賃戶還是半個業主」。英格蘭的問題是等到農村組織變化、司法制度變革之後才逐漸解決，這是傳統中國並未經歷。同理，日本看似同樣受到儒家形塑，但現實上卻早已發展出各種批發、商會、經銷的組織，可以理性管理，明治維新時「只要給它加上一個新的高層機構，則所有商業管制的辦法都行得通」。相反地，傳統中國的農業經濟和管制技術卻始終陷於「無法在數字上管理」的紊亂局面，成為其發展的重大限制，不管皇帝本人、乃至首輔與群臣是否勤奮、能幹，都終究無關大局。

　　而毛治國在講座中所提出的解釋，依然將重點放在皇帝的領導模式之上。毛治國主張，明神宗因為決策權在手，尤其因為朱元璋已經廢除宰相，「首輔是祕書長的角色，沒有決策權」，所以制度上更不需擔心權臣奪權，可以「安心躲起來」，專注於批示下級的報告和提案，不再想要跟文官團體面對面周旋。

　　「躲在幕後，你不initiate（開端）」，這是毛治國認為創新難以發生的原因。他認為，明神宗善用了朱元璋改革所留下的空間，決定自己可以不必上朝，但也正是因為迴避掉「面對面」統御群臣的機會，所以才不可能領導改革。而說到這裡，毛治國又再補充，「不做錯事還不夠，還要做對的事」，就如同Nokia公司最終敗於蘋果的例子也顯示，如果持續迴避改革，再穩定的制度長期而言也將無以為繼。

沒有競爭的意識，是否還會有改革的意志？

　　但為什麼人們沒有意識到需要改革？資深媒體人陳鳳馨在自己的分享中，則更強調這樣意志層面的議題。

　　在此，她引述後來許多對於歐洲改革的歷史分析，都強調歐洲各國之間生死存亡的競爭，使得各國必須陸續改革，「大一統的中國不需要去尋求改變，不需要去尋求革新」。所以在講座的開始，她就這樣概括她的論點：「為什麼中國無法發展西方那種全套制度性的改變？我還是以『競爭』為主軸來看待。」

　　甚至不只在歐洲，陳鳳馨也指出，若與商鞅變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成功經驗對比，萬曆朝的問題仍然在於外部威脅不足，所以無法激起領導集團的「危機意識」。在此，她引用管理學家韓第（Charles Handy）的理論框架，指出商鞅變法時的秦國，以及孝文帝時的北魏，不但都身處存亡競爭的局面，而且還都處於國力仍正在上升的時候，因此既有危機意識，也有足夠的資源、餘裕，讓人們敢於去變革。

　　「一開始的努力需要付出代價，改革沒有不付出代價的，但原本的曲線還在往上成長，讓改革的成本還可以忍受」，她這樣總結這個框架。依照這個觀點，商鞅和孝文帝都是在國力的「第一條」成長曲線還沒到達頂點之前，就已經「感受到頂點即將來到，開始『第二曲線』的改革」，所以才能成功。相反地，萬曆朝時的人們尚未感受到危機，所以無法在「頂點之前」就付出代價、展開改革，等到傳統中國真的面對競爭、開始下走坡時，一切就為時已晚。

　　正是競爭為關鍵詞，陳鳳馨還進一步援引歷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分析，質疑明帝國是否真的是傳統中國「失敗」的關鍵時間點。畢竟，在軍事科技、軍隊訓練等各方面，明代中國並未遜於歐洲各國，所以鄭成功也才能擊敗荷蘭此一海上強權。依照這樣的觀點，一直到1760年代的乾隆朝之後，「中國從乾隆的後期開始，變成非常穩定，四夷都相當和平，中國人過了非常和平的一百多年，恰恰是歐洲各國競爭最激烈的一百多年」。

　　換言之，傳統中國的落後真的能從明帝國的體制中就看出端倪嗎？陳鳳馨的態度其實有些懷疑。她認為，四十年後重讀《萬曆十五年》這本經典名著，就連黃仁宇分析的出發點都可以被重新檢視。

　　當然，經典作品的價值也在這裡：讀者未必要通盤接受書中的論點，仍然能夠深受啟發。如黃仁宇自己所說，他的企圖是從不同人的角度來「欣賞全景」，從張居正、戚繼光、海瑞等人的傳記當中由小見大，理解「傳統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內在運作狀況」。至於他所看見的運作狀況，是否真正反映了帝制中國的全景呢？四十年後，台灣新一代的讀者們終於有機會能夠入手這本書，自己閱讀、做出自己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