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 / 郭佩瑜(國立政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講者簡介|
講者:郭金芳(真理大學運動管理學系教授)
主持人:林果顯(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體育外交」研究的萌芽
「生命經驗是研究之路的重要養分」,這句話是郭金芳老師研究路途的體悟。她就讀碩士班期間,有機會前往美國春田學院與明尼蘇達大學的檔案室蒐集相關資料,除了了解美國保存檔案的方式,也從檢視檔案的過程,開啟對體育運動的研究興趣。2019年一場研討會上,德蒙福特大學的老師Heather Dichter一篇關於體育與外交的研究,啟發郭金芳老師對「體育外交」的興趣,並展開一系列的相關研究。
郭金芳老師指出,「體育外交」在體育研究或者外交研究並不是熱門主題,而且經常被放置於文化外交或國民外交等脈絡之中,但是,從1952年蘇聯重新參加奧運後,體育活動也成為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外交宣傳的手段,因此即使相關研究尚未發展成一個成熟的理論,但仍是值得關注的領域。另一方面,郭老師提到台灣民眾從小接受身體教育/體育的形塑,「體育運動」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特別是在1960-1970年代,紅葉少棒、金龍少棒、瓊斯杯等活動深深刻劃於台灣民眾的記憶中,直到現在「體育」仍然是民眾生活重要的成份。基於上述的關懷,郭金芳老師投入冷戰時期,體育運動與國際關係的研究,在本場講座透過「冷戰使者」─體育外派教練,說明兩岸在「一個中國」論述下所展開的體育外交競逐。
美國對於台灣的援外政策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1962年美國助理國務卿會見蔣介石時,建議擴大對非洲、東南亞與拉丁美洲國家的技術援助,以打擊中國共產黨的宣傳。
體育援外的目的
談到體育外交,最直接的就是對外援助。除了援贈器材、興建場館等硬體設備之外,派遣教練、技術專家或者籌辦、參與運動賽事/訓練講習,也是體育外交的一環。冷戰時期,體育援外是美國與蘇聯兩大陣營拉攏各國的手段之一。對美國而言,對外援助主要目的是遏阻共產勢力,但1959年世界籃球錦標賽上,美國敗給蘇聯,讓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受到批評。當時美國駐烏拉圭的教練強調,美國蒙受的政治損失,特別是對美國「好鄰居」政策中,努力想改善關係的南美洲國家而言,無法理解美國同時在競技運動與政治丟掉面子和裡子。
另外,在這個情況下,中華民國作為美國援助的對象,在體育外交方面,主要目的為捍衛中國代表權,但在失去聯合國席次後,重返國際社會則逐漸成為主要任務。美國對於台灣的援外政策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1962年美國助理國務卿會見蔣介石時,建議擴大對非洲、東南亞與拉丁美洲國家的技術援助,以打擊中國共產黨的宣傳。
蘇聯方面,體育援外是扶植國際共產主義的手段之一,因而開始頻繁的派遣外派體育教練前往發展中國家。蘇聯在體育運動的投入也影響中共透過體育援外政策,提升國家形象,爭取認同。不過,中共更著眼於拉攏「中間地帶」的國家或地區。中共既援助受到美蘇介入的國家,也支援美蘇不支持的民族解放組織,以及能夠與其保持合作的資本主義國家。從1957年開始,中共以石油輸出國為目的地,開始大量派遣體育教練前往海灣各國。1970年代初期,毛澤東提出關於國際戰略格局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並曾於會見馬國家元首里與尚比亞總統時表示:「我們都叫做是第三世界,就是發展中的國家。」
「一個中國」的體育外交競爭─「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泛指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區,通常為政治或文化邊緣或者普遍具有低收入的現象,這些國家成為中共在國際社會爭取支持的對象。台灣則是從1950年代開始派遣體育教練前往東南亞國家,並在1960年代將體育教練交流計畫拓展到非洲地區,但在這個時期,開始面臨中共鉅額投資的壓力。例如準備派遣體育教練前往奈及利亞時,就收到與該國斷交的消息。郭金芳老師引用林德昌的研究,《海峽兩岸援外政策之比較研究》,特別聚焦於中共對非洲國家的體育外交援助。從1960年代至1990年代,總計29筆,投入了100億以上的金額,在非洲國家興建20座的體育場館。隨著台灣與中共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1970年代台灣開始逐漸將體育外交的戰場轉移至拉丁美洲。
對台灣而言,體育外派教練的交流計畫,具有強烈的外交目的,透過拉進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距離,建立溝通管道,希望他們在國際場合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不過,蔣介石時代,為了貫徹「一個中國」政策,體育教練交流計畫經常因此中止,到了蔣經國時代,鑒於台灣的外交舞台越來越險峻,外交策略開始採取比較務實的作法,亦即技術任務的去留取決於受援國的意圖。郭金芳老師表示,體育援外雖然無法阻止國際政治所帶來的外交挫敗,但她在訪談外派教練的過程中,也發現這些曾經受到台灣教練協助的選手等體育相關人員,日後成為該國的重要人物時,曾經在台灣參與國際賽事遇到困境時提供協助。這表示體育外交仍帶來一些正面的成果。
根據郭金芳老師的統計,1970年代至1990年代,台灣外派教練主要集中於拉丁美洲國家,其中又以排球和桌球最多。雖然排球教練外派的人數最多,但考量冷戰時期,桌球經常成為國際焦點,而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美中乒乓外交所引發的一連串蝴蝶效應,因此,郭金芳老師以1970-1980年代中華民國外派至中南美洲的桌球教練,說明冷戰時期台灣外派教練的角色。
美中關係雖緩和長達20年的敵意,但對中華民國─蔣介石而言,則形成一個巨大的壓力。當時國際基督教協進會會長兼美國反共勝利遊行委員會主席麥金太爾博士,建議中華民國也應派遣桌球隊訪問美國,希望以反共的名義,吸引國際輿論的焦點。
美中破冰─美中乒乓外交
1971年日本邀請中共乒乓球隊參加名古屋舉辦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賽後美國選手上錯車,乘坐中國的接駁車,這起事件成為美中關係破冰的指標。隨著事件的發酵,正式開啟美中乒乓外交。美國與中國開始派球隊互訪,美國總統尼克森也於同年訪問北京。美中關係雖緩和長達20年的敵意,但對中華民國─蔣介石而言,則形成一個巨大的壓力。當時國際基督教協進會會長兼美國反共勝利遊行委員會主席麥金太爾博士,建議中華民國也應派遣桌球隊訪問美國,希望以反共的名義,吸引國際輿論的焦點。
1972年中華民國桌球隊訪問巴西後,亦於拉丁美洲各國進行訪問行程,並獲得不錯的評價,而後開始收到各國希望派遣教練前往協助發展桌球運動的要求。中共緊接著舉辦亞非拉乒乓球友誼邀請賽,承諾負擔所有費用,將乒乓外交的範圍拓展至非洲與拉丁美洲。台灣的外交人員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也逐漸思索轉換外交策略。例如巴拉圭大使館的報告顯示,政府除了要求友邦不得與中共接觸等被動勸阻外,更重要的是積極加強與巴拉圭桌球協會和其他體育和文化界的關係,建議盡快派遣體育教練前往友邦國家,其重要性不亞於農業技術合作。
體育教練的外派旅程
冷戰時期,台灣對於體育外派教練並沒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基本上都是按照農業技術人員或是醫療人員的待遇。當時台灣對於體育援外顯然處於比較被動的位置,經常發生延遲派遣教練的情況,也沒有專責的單位進行管理,造成體育外派教練與相關工作缺少系統性的管理,效果有相對有限。直到1984年外交部認為應具體化相關規定,因而訂定「外派教練服務及待遇要點」作為規範台灣外派教練的主要依據。
一般來說,台灣派遣教練前往各國,通常多由受援國向台灣駐外使館請求協助。這些訊息傳達到台灣後,由體育單位經過選拔、詢問意願後,再派遣教練前往受援國。郭金芳老師以桌球教練為例說明台灣外派教練制度的運作過程。首先,體育運動總會收到外派桌球教練的要求時,委由桌球協會進行選拔,而後再將名單提送外交部。隨後,外交部會向外派教練的任職單位發出正式文件,通過背景調查後,才會發放公務護照。外派期間,體育教練即不隸屬原單位管轄,而是外交部派往國外工作的人員。外派教練抵達目的地後,必須定期向外交部提交工作報告,特別是參加賽事時,對於其他國家外派教練的觀察也成為報告的內容之一。
郭金芳老師以曾經外派至象牙海岸的桌球教練─李亮祥先生為例,說明台灣外派教練其實不是只有侷限於拉丁美洲,也包含非洲地區。李亮祥先生原本任職於合作金庫,具有法律背景,英文和日文的程度也不錯,但是象牙海岸前身為法屬殖民地,出發前,他必須先學習一個月的法文,之後再搭乘飛機前往香港轉機,輾轉之後才抵達象牙海岸。由於班機延誤及其他外在因素綜合之下,大使館人員經過2-3次的接機才成功接到李亮祥教練。抵達後,李亮祥教練的任務就是在象牙海岸推廣桌球運動,並提升該國的桌球水準,讓他們能夠參與國際賽事。
不過,對體育教練而言,外派生活其實相當辛苦。他們在當地必須適應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諸多差異,甚至可能遇到生命危險(例如搶劫)。在工作上,遇到需要購買器材、設備時,雖然可以向外交部申請經費,但考慮到繁雜的行政程序及時效性,許多教練經常自掏腰包購買所需的體育用品,因此,即使在當地發展體育活動獲得一定成果,這些因素也讓外派教練不願延長任期,甚至申請提早返回台灣。
期待見樹成林─冷戰研究的拓展
講座尾聲,誠如郭金芳老師在演講時指出理論的研究現狀,魏玫娟老師期待體育外交理論的發展。郭老師進一步回應,目前談論到體育外交,通常都建立於軟實力的論點之上,意即體育運動是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軟實力工具,沒有硬實力的支撐,軟實力能夠發揮的成效就相當有限,而體育外交資源包括賽事、人力資源、生產者與產品都是外交上的重要媒介。此外,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體育並不是政治、外交注重的項目,因此當時台灣的體育援外角色比較被動,當有國家提出需求或是為了回應中共的行動,台灣才會做出具體的行動,但仍然能從檔案或者外交官的傳記等史料發現一些體育援外的痕跡。
主持人林果顯老師提到傳統外交史研究,比較注重國家政策形塑的過程以及國與國的談判、接觸。近期學界開始注意外交工作實際執行者的影響力,郭金芳老師的研究突破既有的想像,說明國家政策與個人(外派教練)能動性的交互作用,呈現台灣在冷戰時期,透過輸出單項體育運動技術展現國家實力的另一面。特別是前線的體育外派教練,不再只是執行外交任務的工具,教練的個人的背景、知識來源、文化等都可能影響工作執行模式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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