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 / 郭佩瑜（國立政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編按：2022年，台大地理系、政大國發所和政大台史所，三個機構共同策劃合辦「冷戰下的台灣與世界」系列講座，向台灣學界和社會大眾分享他們多年的研究成果，並透過不同取徑的研究方法，和各種類型檔案資料交互運用的交流激盪，共同描繪下一個世代，台灣「冷戰研究」的議程與路向。2022年11月18日，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褚縈瑩以「行動中的「鄉民」：冷戰脈絡下應用人類學的外一章——祕魯計畫」為主題，討論了冷戰與人類學關係及反思、梳理了鄉民研究（Peasant study）的發展脈絡、照見台灣的具體案例，並嘗試提出新的想像與課題。
｜講者簡介｜
講者：褚縈瑩（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林果顯（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意料之外的史料
本場講座開場，褚縈瑩老師就表示Mario Vazquez留下的這批檔案是她博士論文中最喜歡的一批材料，也是她建構整個故事的重要基石。褚老師分享在研究的最後階段，接觸到Mario Vazquez檔案的過程。由於祕魯檔案典藏的環境十分辛苦，她在只有檔案名稱的狀態下，前往祕魯的圖書館，簡單的向檔案管理員解釋後，友善的檔案管理員發揮強大的文化溝通能力，確認褚老師的研究主題後，搬出兩個放滿尚未經過編目檔案卡的抽屜，於是褚縈瑩老師在有點意外、幸運的情況下，接觸到這批史料。經過檢視之後，發現這些存放於祕魯圖書館的檔案與美國康乃爾大學檔案館的檔案屬於同一個計畫。康乃爾大學所典藏的是Mario Vazquez手寫的檔案，辨識上有相當高的難度，而祕魯圖書館這批檔案則是手寫檔案的印刷字版本，Mario Vazquez的家屬在他過世後，捐贈給祕魯圖書館。從褚老師談到這批史料時，也可以稍稍感受到她當時看到這批史料眼睛為之一亮的感受。
褚老師的研究將人類學者視為歷史的行動者，同時以邊緣學者Mario Vazquez與冷戰非前線地區─祕魯作為研究主軸，探討Mario Vazquez與祕魯鄉民（Peasant）動態的互動過程。
冷戰與人類學關係
二戰後，在美、蘇冷戰的氛圍下，拉攏其他國家加入自身陣營成為雙方競爭的主軸之一，於是人類學在美國推廣、發展現代化的過程，加入服務冷戰的行列。美國的人類學家Clyde Kluckhohn就是其中的代表學者，當時他進入美國研究蘇聯的機構工作，主要的任務就是研究「如何突破蘇聯鐵幕」的方法，在歷經三個多月的會議討論後，決定一些「突破鐵幕」方法，其中包括在波蘭投放寫著「自由」的空飄氣球，並在氣球中放置一些宣傳自由世界的宣傳品，或是錄製放送俄語的廣播，傳播自由地區的資訊。褚縈瑩老師透過Clyde Kluckhohn的經典案例，揭示了人類學在冷戰局勢如何透過人類學的方式進行冷戰工作。
冷戰下的「現代化」——人類學的反思與歷史學的關懷
對於人類學曾經服務冷戰的歷史，通常都被人類學史視為「學科的污點」。許多學者都對這段過去進行批判與反思。例如文安立表示：「冷戰，是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性造神運動」，說明冷戰時期，不論是自由或是共產陣營，都在傳遞如何成為「成功國家」的方法。瑞斯特則認為「對於發展的信仰，需要每個人都能看到的徵象(sign)」，例如綠色革命推動過程，當農民看到別人的種植成果更好的時候，就會開始接受使用肥料、殺蟲劑等綠色革命所帶來技術。褚縈瑩老師也說明人類學史上另一項重要的反思觀點─「研究倫理」的爭議。例如David Price批判美國在中東（阿富汗），依然招募人類學者來蒐集有利作戰的情報，David Price認為「人類學作為學科的自我認同，應建立於自我倫理的約束上，不應對其研究對象造成傷害」。
在梳理人類學史對冷戰的反省論述時，褚縈瑩老師也同時思考作為歷史學者，應該如何論述這段過去？由於傳統人類學較少紀錄「自己」的角色，通常也不太關注對理論進展不太有貢獻的小人物或故事支線，這也是褚老師試圖與人類學對話的兩個重點。從歷史學的觀點出發，人類學者本身也是參與歷史的一員，同樣是在歷史脈絡下進行選擇的人，褚老師認為這些小人物與小故事有助於更進一步了解此一學科的發展，理解當時知識分子的思考與選擇。如同人類學史家George Stocking所呼籲，冷戰時期的人類學史應該走出批判的層次，應該納入更多：「智識層次、倫理層次、意識形態層次與行動層次上，有不同信奉對象、在不同軌道上行進的分歧經驗」，意即這個時期不單純只有服務冷戰與抵抗冷戰，其中充滿許多模模糊糊的曲徑。基於上述觀點，褚老師的研究將人類學者視為歷史的行動者，同時以邊緣學者Mario Vazquez與冷戰非前線地區─祕魯作為研究主軸，探討Mario Vazquez與祕魯鄉民（Peasant）動態的互動過程。
鄉民研究（Peasant study）的發展脈絡
鄉民作為褚老師的重點研究對象，同時為了與人類學對話，褚老師也介紹人類學發展鄉民研究的脈絡。二戰之後，美國人類學界開始對於複雜社會產生興趣，鄉民研究開始在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等地展開，並發展為1950-1960年代人類學的一個研究分支。褚老師指出雖然人類學會將鄉民研究與應用人類學、行動人類學區分開來，但這三個研究分支其實同屬一個學術的人際網絡，彼此之間存在老師與學生或研究助理的關係，因此他們對於許多議題都有類似的關懷。這些研究都是在冷戰的脈絡下，關懷文化變遷這項議題，因此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介於原初社會與現代社會的複雜社會，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會產生文化變遷？它們的變遷又會通往哪個方向？。對美國人類學界來說，距離最近的複雜社會就是拉丁美洲，相較於20世紀獨立的非洲國家，19世紀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具有非常特殊的歷史進程，大多數地區在獨立前早已和歐洲文化交融超過三世紀。
Robert Redfield是開創鄉民研究的第一人，他發展了一套理解複雜社會的鄉村─城市連續體的理論框架，並透過墨西哥的案例，構築一個抽象連續體，說明依照都市化、現代化的程度，從鄉村到都市郊區會呈現不同樣貌。爾後的人類學者，例如George Foster、Oscar Lewis都必須去回應Robert Redfield所提出的理論框架。另一條與Robert Redfield不同的研究路線，來自Julian Steward與其學生Eric Wolf 、Sidney W. Mintz，受到中國革命經驗的影響，當時他們在波多黎各進行全島式的調查，關注「農民是否可能變成革命的先鋒？」的議題。
另一位被歸類於行動人類學的學者Sol Tax，依據他對瓜地馬拉鄉民的觀察， Sol Tax認為人的選擇存在中間值，鄉民與一般人相同，會根據現有的條件作出最好的選擇，而這些選擇可能觸動之後的改變。Sol Tax的研究也影響經濟學者Theodore W. Schultz的觀點，透過Sol Tax在瓜地馬拉的案例，指出國際的援助組織推動發展計畫時，應該要理解這些鄉民／農民會根據其所擁有的資源做決定。Robert Redfield、Julian Steward與Sol Tax所發展研究路線中，鄉民在其中呈現保守、革命與具備文化韌性的，三種截然不同的樣貌。
特殊的邊緣學者─Mario Vazquez
Mario Vazquez是一位來自第三世界─祕魯Aquia區的人類學者，其最重要的事跡就是參與1950-1960年美國康乃爾大學在祕魯的應用人類學計畫，這項計畫主要目的就是協助祕魯Vicos大莊園的鄉民進行農業生產現代化。Mario Vazquez同時也是一位mestizo（原住民與白人的混血兒），因此對於原住民與白人的文化知識傳統都有一定的認識，讓他可以迅速地理解鄉民行動、選擇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幫助他推動「現代化」計畫的進行。
不過，應用人類學在人類學中一直都處於非常邊緣的位置，再加上Mario Vazquez參與的祕魯計畫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學術成果，對理論的發展不太有貢獻，因此只有在談到應用人類學「成功計畫」時， Mario Vazquez才會以現代化思潮下的典型出現。其次，祕魯並不是位於冷戰前線的國家，自然也就不是焦點所在；最後一個原因與祕魯社會科學界的氛圍相關，當時祕魯學界對於接受美國經費、與美國合作推動現代化抱持疑慮的態度，因此Mario Vazquez出身祕魯卻選擇與來自美國的Gringo（拉丁美洲對來自歐美國家人的稱呼，通常帶有貶抑的意味）合作，讓他飽受批評，綜合上述三個因素，Mario Vazquez不論在人類學界，甚至在祕魯的學界都處於邊緣中的邊緣。
康乃爾大學向天主教會承包Vicos大莊園5年的時間，作為推動現代化的試驗地。對當地的鄉民而言，康乃爾大學的Allan Holmberg 、Mario Vazquez等人就是新的莊園主。
「現代化」的實驗室─祕魯計畫
康乃爾大學在杜魯門總統「第四點計畫」的脈絡下，選擇6個國家來研究技術創新如何影響社會變遷，祕魯即是其中之一，Allan Holmberg則是祕魯計畫的計畫主持人，當他抵達祕魯大學講學時，結識影響這個計畫的關鍵人物─Mario Vazquez。
當時祕魯存在殖民時期留下的hacienda（大莊園）制度，意即整片莊園的土地都屬於私人的產業主，不過在Vicos的案例中，產業主並不直接管理莊園業務，而是將土地使用權與居住於莊園內所有鄉民的勞動力出租給實際的經營者。基於此一土地制度，康乃爾大學向天主教會承包Vicos大莊園5年的時間，作為推動現代化的試驗地。對當地的鄉民而言，康乃爾大學的Allan Holmberg 、Mario Vazquez等人就是新的莊園主。
原本在大莊園制度下，莊園主會提供較為邊緣土地，讓鄉民在莊園中自給自足，鄉民則必須付出勞動力為莊園主工作，通常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所有的收入均屬於莊園主。當鄉民需要現金的時候，莊園主也會提供借款，形成長期權力不均等的附庸關係。Mario Vazquez在Vicos最終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套「現代化」的制度，取代傳統的附庸關係。褚老師透過Mario Vazquez的筆記，分為三點說明Mario Vazquez如何解決在Vicos推動現代化所遇到的問題，以下分項說明之：
- 改變侍衛從主義的地主─佃農關係。
當時普遍認為傳統地主─佃農的關係會阻礙現代化的進行，因此Mario Vazquez開始與鄉民建立正式的雇傭關係，一方面讓他們知道所有付出的勞動都可以計算酬勞，另一方面，透過實際行動拒絕附庸關係下所衍伸的慣習。例如對於偷盜的處理不再能夠以儀式性道歉敷衍過去。
- 推動綠色革命的生產方式
這個過程中最能夠體現Mario Vazquez與鄉民之間動態的關係。在Mario Vazquez進入Vicos前一年，Vicos就遇到馬鈴薯疫病造成歉收的窘境，連帶使得隔年種植的塊莖嚴重不足。為了解決這個困境，Mario Vazquez幫Vicos的鄉民申請聯合國農糧組織的計畫，希望透過綠色革命的方式增加馬鈴薯的生產量。然而，綠色革命新的生產方式與傳統的種植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沒有具體的成果，很難說服鄉民接納新的種植方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Mario Vazquez先拉攏最富有與最貧困的農民，說服他們改用新的種植方式，並教他們如何正確地使用化學肥料、殺蟲劑、噴灑農藥等。隔年這些使用採用新法的鄉民成功提高產量，其他鄉民也紛紛加入綠色革命的行列。由於Mario Vazquez最終希望建立類似農業合作社的組織，因此當鄉民需要現金購買肥料、殺蟲劑等農業用品，Mario Vazquez也透過計畫經費，提供小額貸款，鄉民則可透過販賣作物的收入償還這些貸款，以此鼓勵鄉民將作物商品化，將多餘的作物賣到市場。
- 建立「平等」的觀念。
此一問題也是祕魯計畫最終也是最難的目標。Mario Vazquez非常清楚計畫結束後，所有的努力將付諸東流，因此他向鄉民提議集資購買莊園土地，成為自己的主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開始培養能夠與城市白人溝通的新一代領袖。Mario Vazquez使用的方式就是鼓勵並說服年輕男性當兵，這些鄉民在當兵過程中，學會西班牙語並習慣與外界接觸，回來後成為之後Vicos購地談判的自治領袖。最終在鄉民們的支持與古巴革命促使拉丁美洲國家推動土地改革的氛圍下，Vicos的鄉民成功買下莊園土地。
Mario Vazquez全程參與祕魯計畫，成為Vicos鄉民最為熟悉的人物，當時的鄉民甚至戲稱：「Mario Vazquez家中一定有一台收音機，讓他可以知道每個家庭發生的事情」。在他的筆記中也顯示了應用型計畫的一項重要特色，那就是為了因應現實狀況產生的滾動式修正痕跡，也由於這些修正，祕魯計畫下的鄉民不再只有固著傳統或者奔向革命的二元形象，Mario Vazquez對於鄉民的描述也不只是靜態的觀察與描述，「他」如何影響鄉民也成為他的紀錄重點。
康乃爾大學的祕魯計畫常被視為應用人類學史上著名的成功案例，直到2011年Vicos的鄉民都仍然維持合作社營運模式與自治選舉，並增加診所、學校等基礎設施。褚老師認為Mario Vazquez雖然受到時代框架所限制，但「冷戰框架」無法完全解釋他與鄉民見招拆招的互動過程，Mario Vazquez的田野筆記是一種關於「如何做」的實踐知識，意即人在面臨實際狀況時，判斷下一個行動選擇的全盤性理解。
在冷戰的脈絡下，各地都有許多相同或不同的經驗，這些經驗可能是重疊或者有連動關係⋯⋯
回到台灣─台灣與尼加拉瓜的農業技術合作
本場講座尾聲，褚老師分享近期關注的台灣與尼加拉瓜的農業技術合作研究。褚老師關注的是「冷戰」對田間的技術人員而言，意味著什麼？如何影響他們的工作內容與方式，如同Mario Vazquez在Vicos與鄉民的互動，這些作為與經驗是否能以「冷戰」框架來全盤概括。
台灣於1971年開始與尼加拉瓜建立農業技術合作關係，當時掌握政權的蘇慕沙家族是尼加拉瓜大部分土地的地主，因此台灣到尼加拉瓜進行農業技術改革，也必須從蘇慕沙家族的農場開始。對台灣農技團的人員而言，直接感受到「他們是在為達官貴人工作」，也都觀察到尼加拉瓜貧富不均的嚴重問題。1979年左傾的革命游擊隊成功取得尼加拉瓜的政權，台灣駐外人員在革命發生前夕，緊急撤離到瓜地馬拉，只留下一位祕書與兩位農技團人員。革命成功後，中共已經搶先發出賀電恭喜尼加拉瓜成立新政府，對台灣的駐外人員來說，即使新政權是左傾，只要不與中共建交，台灣仍有爭取的空間，這是必須搶灘的外交任務。當時薛人仰大使等外交人員立即飛回尼加拉瓜與新政權建立邦交關係，而這些沒有撤離的農技團人員甚至早於國際援助組織與美國，成為第一批對尼加拉瓜進行農業援助的成員。這件發生在冷戰後期的事件與這些農技團人員在當地的經驗是否能夠使用「冷戰」的框架來解釋似乎還有討論空間。
新的想像與課題
本場講座激發了許多有趣的討論。魏玫娟老師提出應該如何理解美國現代化發展計畫中所推動的合作社制度，回應這個問題，褚縈瑩老師認為合作社制度雖然淵源於左派，但這個制度的發展過程中也產生與資本主義結合的空間，在「現代化」下的合作社，透過借貸─生產─販賣所得─償還貸款的過程，協助鄉民跟市場接軌。對於Vicos的案例，鄭力軒老師討論Mario Vazquez對當地歷史的認識是否對他推動計畫產生影響，褚老師指出Mario Vazquez作為mestizo，非常了解當地狀況，對拉丁美洲的知識傳統也很熟識，這讓他可以遊走於白人社會與原住民社會，扮演文化中介者角色，也成功幫助Vicos改變傳統附庸制度。其他與會者也提出Vicos案例中是否出現負面影響以及討論祕魯在冷戰的定位。褚老師說明當時Vicos的確也出現一些負面的問題，比如當時尚未確認DDT對人體有害，為了消滅鄉民的頭蝨，曾經拿來噴人的頭髮，後來在醫學研究倫理中都產生很大的爭議。
有關祕魯在冷戰中的定位，褚老師指出祕魯並不是冷戰的前線，在整個1950年代保守派政局相對穩定。在冷戰的局勢下，祕魯的氣氛並沒有非常緊張，這也使美國對祕魯的援助、發展始終不太感興趣，而當時Allan Holmberg 向康乃爾大學提出計畫的時候，其實是想觀察祕魯即將進行的農村現代化會如何發生，但計畫通過後，祕魯的保守政權上位，土地改革也被擱置，Allan Holmberg 於是轉向在一片現代化的沙漠地區，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典範案例，因而有了Vicos大莊園的現代化實驗。
經過熱烈的討論後，主持人林果顯老師為這場講座進行總結，也說明辦理跨學科講座的目的。在冷戰的脈絡下，各地都有許多相同或不同的經驗，這些經驗可能是重疊或者有連動關係，一方面能夠促使台灣的研究者思考「台灣在冷戰的定位」；另一方面，透過了解不同地方的「行動者」，挖掘當地社會的反應，讓冷戰不再只是大國的故事。激發一些新的可能與想像，是跨學科辦理這個講座的重要意義。
* 本篇側記感謝褚縈瑩老師與林果顯老師協助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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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台史所碩士，現為政大台史所博士生。碩論主要研究戰後初期台灣省級政府的職能與角色，強調台灣省級政府在戰後治理與發展的積極和重要角色。碩論曾獲得建成台文獎及鄭南榕學術論文獎。從碩論研究發現與關懷出發，目前關注，台灣戰後被國民政府接收後，近代中國政治體制在戰後台灣的適用與轉化過程，希望藉此探討中國政治體制對戰後台灣政治體制和政策治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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