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中國變成了人間煉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在全國掀起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試圖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毛認為，只要充分利用中國的物力和人力，就可以帶領這個國家全速前進，超越其競爭對手。他決定拋棄單純強調工業生產的蘇聯模式，轉而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動員無數農民參與運動，推動農業和工業的雙重轉型，從而一舉改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使工農業產量同時大幅增加，迅速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為了建成這樣的烏托邦，所有資源都必須實行集體化，第一步就是把農民集中到一起，組成規模龐大的人民公社。結果，無數農民被剝奪了工作、住房、土地和財產，食物也少得可憐，而且只能由公共食堂根據每個人勞動能力的大小進行分配，迫使大家不得不服從黨的指令。與此同時，近半數的農民還得沒日沒夜地幹活，參與修建各類水利工程。許多人為此背井離鄉，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和休息。最終，毛的這場「大躍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浩劫，導致數千萬人死亡。

近代人類歷史上，如波布、希特勒和史達林等獨裁者都曾製造過類似的人為災難。但「大躍進」的獨特之處在於，人們對於這場運動的真實情況至今仍知之甚少。這主要是因為中共的檔案長期不予公開，只有少數受黨絕對信任的歷史學家才有機會接觸相關資料。不過，中國最近新頒布了一部檔案法，向歷史學家開放了大批檔案，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時代的方法。本書的研究，就是基於筆者在數年內從幾十個中共檔案館所查閱的一千多件檔案材料。筆者曾到訪北京的外交部檔案館，也去過河北、山東、甘肅、湖北、湖南、浙江、四川、貴州、雲南和廣東的省級檔案館，還有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縣級檔案館雖然規模較小，但收藏的資料同樣寶貴。本書運用的檔案資料內容豐富，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紀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對人口大規模死亡負有責任的地方領導人的認罪書、大躍進後期各地工作小組對饑荒情況的調查報告、關於農民抵抗集體化的情況彙報、祕密的民意調查、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

這些為數眾多、種類豐富的資料改變了我們對大躍進的認知。例如，關於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目前研究者只能依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如一九五三、一九六四和一九八二年的人口統計）進行推測，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一千五百萬至三千二百萬。然而，當時由公安部門匯總的數字以及在大躍進的最後幾個月由各地黨委編寫的祕密報告卻表明，這些推測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情況。本書的研究表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人們常用「饑荒」或「大饑荒」來描述那四、五年的情況，但這些詞並不能反映在那場極端的集體化運動中人們死亡的各種方式，而且還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人口的死亡是由於基層政府對中央的經濟政策執行不力而無意造成的後果—這種說法事實上流傳甚廣。許多人並未將「大躍進」與大規模的殺戮聯繫在一起，而是將其與柬埔寨和蘇聯的大饑荒相提並論。經此比較，中國的問題反而顯得不那麼嚴重了。然而，本書有新的證據表明，強迫、恐懼和有組織的暴力才是「大躍進」得以實施的基礎。由於共產黨有嚴格的報告制度，我們得以從這些黨內部的報告中發現，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大約有百分之六至八的受害者（總數至少達到二百五十萬人）是被折磨至死或被草率處死的，還有許多受害者因被故意剝奪口糧而餓死。此外，更多的人因為年老、體弱或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結果無法掙得維持生存的基本物資。事實證明，無數受害者是出於種種原因被選擇性地殺害的：有的人因為有錢被殺害，有的人因為勞動偷懶被殺害，有的人因為敢於直言被殺害，有些則僅僅因為公共食堂的打飯師傅看他們不順眼而被殺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另外，還有不計其數者因為得不到基本的醫療和照顧而間接地死於饑荒—事實上，迫於完成上級任務的壓力，地方幹部只重視產量的統計數字，根本無視活生生的個體生命。

「大躍進」本是為了追求物質的富足，結果卻導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殺戮之一，而且對中國的農業、商業、工業和運輸業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因為將鋼鐵視為社會進步的一項關鍵指標，各地紛紛把鍋碗瓢盆和金屬製品扔進小高爐裡煉鋼。農村大規模修建豬圈，計畫向每家每戶供應豬肉，結果卻是大批牲畜死於疾病和飢餓，或被屠宰後出口，根本未分到老百姓的碗裡。對原料的集中分配和對產量的盲目追求，反而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每個人都想抄捷徑，一味追求提高產量，結果卻生產出大量次品，堆積在鐵道兩旁。腐敗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醬油，大到水壩，產品的品質普遍堪憂。運輸系統負荷過重，幾近癱瘓，總值過億的產品積壓在餐廳、宿舍甚至馬路上，任其腐爛生鏽卻無人問津。農民們天天吃草嚥土，田裡的莊稼卻無人收割。還有比這個更低效、更浪費的經濟體制嗎？

本書還展示了向共產主義躍進的努力如何導致人類歷史上對私人財產最大規模的剝奪—其規模甚至超過了二戰中任何一次大轟炸造成的破壞。為了給更美好的未來讓路，或者僅僅為了懲罰房屋的主人，百分之四十的私人住宅被夷為平地。大片土地被徵用來興建化肥廠、公共食堂，或者修建道路、重新安置村民。大自然也在劫難逃。到底有多少森林在「大躍進」中被毀，如今已無從考證，但如此長期而密集地對自然環境的侵害，導致有些省分的林木損失過半。河流和水道也因此遭殃。全國各地動員了數億農民，耗費無數人力物力興修水壩和運河，結果許多地方未受其益，反受其害，出現山體滑坡、河道淤積、土地鹽鹼化甚至洪水氾濫。

由此可見，本書的重點並非局限於饑荒本身。基於大量驚人的細節，本書描繪了一個幾近崩潰的社會經濟體系，而毛澤東曾對這一體系寄予厚望。當災難發生時，為了維護自己在黨內的一尊地位，毛對持批評意見者予以無情的打擊。而當饑荒結束時，黨內出現了強烈反對毛的聲音。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毛不得不發動文革，將整個國家攪得天翻地覆。因此可以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最具轉折意義的關鍵事件就是「大躍進」。任何人想要理解共產中國的歷史，首先必須將「大躍進」視為毛時代最為核心的事件來看待。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當現代世界掙扎於自由和控制之間時，「大躍進」的悲劇提醒人們，期待以國家計畫來解決社會失範是一個多麼大的錯誤。

本書還利用最新獲得的資料，揭示了一黨專政體制下的權力運作。對於「大躍進」幕後的中共政治，政治學家們早有研究，但他們依據的大多是中國政府的官方聲明、半官方的文件或者文革中由紅衛兵公布的資料。所有這些資料都是經過審查和篩選的，因此無法揭示歷史的全貌。完整的情況只有等北京的中央檔案館開放之日才可能知道，但這一天的到來也許還要經過漫長的等待。不過，許多重要會議的紀錄目前已經可以在省級檔案館中看到，因為各省領導人經常參加這些會議，同時也會收到北京的最新情況通報。這類會議紀錄通常屬於最高機密，揭示了中共領袖們不為人知的一面，原汁原味地呈現了這個圈子內部的明爭暗鬥。毛澤東在這些文件中的形象讓人難以恭維，與其精心樹立的公眾形象有天壤之別：他開會發言時東拉西扯，沉迷於自己的歷史地位，對往事斤斤計較，很善於通過表現不同的情緒來操控他人，用威脅恫嚇的手段達到個人目的，而且對人命毫不在乎。

眾所周知，毛是「大躍進」的關鍵決策者，對由此造成的災難負有主要責任。1為了推行自己的想法，他對與自己意見不合者要麼討價還價，要麼連哄帶騙，要麼鼓動激勵，有時甚至叱罵指責。與史達林不同的是，他並未將對手們關進地牢或者殺害，而是將他們罷官免職，剝奪與其職務相對應的種種特權。大躍進初期，毛本人發動了趕英超美的運動。幾年後，他不得不允許其他領導人調整經濟計畫，放慢發展的步伐。然而，如果地位僅次於毛的劉少奇和周恩來一開始就提出反對意見，那麼毛絕無可能如此為所欲為。劉和周的態度不僅影響了其他中共高級領導人，而且使從中央到鄉村的各級幹部都被利益和忠誠捆綁在一起，無法制約毛的所作所為。此外，通過不斷的黨內清洗，工作不夠積極的幹部會被心狠手辣的新人代替。這些新人善於見風使舵，北京一有指示便聞風而動，一個比一個激進。本書將利用檔案首次揭示中共內部這種複雜的政治生態。

本書最獨特之處，在於將大饑荒中黨的高層決策與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了一起，而此前的研究通常將二者孤立對待。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本關於毛時代的社會史專著，更毋論關於大饑荒的社會史了，只有少數透過口述對個別村莊進行的個案研究。2本書提供的新證據表明，大饑荒的責任並非全由毛個人承擔。根據中共的規定，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留下大量的書面紀錄，從這些資料來看，普通人並非單純都是受害者。雖然中共對國內外的社會秩序有其獨特的設想，但在實施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阻礙，無法變成現實。無論是民眾的消極反抗還是激烈抗拒，其程度甚至遠超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中國是一個紀律嚴明的共產主義社會，只要最上層犯錯，整部機器就會停止運轉。然而，本書利用的檔案和訪談卻揭示了另一番景象：這個社會事實上處於瓦解的狀態，老百姓不得不用各種方式自尋生路。集體化造成的破壞如此嚴重，以致每個社會階層都試圖違反或利用官方的規則，踐行另一套生存法則。雖然中共想努力消滅人們對私人利益的追求，但大家仍偷偷摸摸地為自己謀求好處。特別是當饑荒日益嚴重時，普通人想要生存下來，就不得不靠說謊、引誘、隱瞞、偷竊、欺騙、貪汙、掠奪、走私、篡改等伎倆來與政府「鬥智鬥勇」。正如羅伯．塞維斯（Robert Service）所指出的，在蘇聯，這種現象並非阻礙整部機器運轉的砂石，反而是有助於機器運轉的潤滑劑。3事實上，一個「完美的」共產主義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動力驅使民眾與黨合作，如果不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利益刺激，這個國家就會自我毀滅。如果不能容忍有人違反黨的路線，任何一個共產主義政權都無法長期執政。

在這種體制下，想生存就不能太聽話。從隱藏糧食的農民到燒毀帳本的幹部，各個階層都發明了各自的生存策略，而這些做法同時也延續了這個政權的生命，成為這個體制的一部分。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充滿矛盾，人們不得不靠謊言生存，資訊一層一級地被扭曲，直到毛主席那裡。計劃經濟的實施本依賴於大量準確的資料，可事實上，生產指標層層加碼，資料反覆注水，即使中央的政策傷害了地方利益，也無人敢於指出。與此同時，國家體制對個人形成全方位的合圍，任何個體的主動性和批判性思維都遭到嚴厲壓制。

有些歷史學家也許將這些生存策略視為民眾「反抗」的方式 ，認為「農民們」正是運用這種「弱者的武器」來反抗「國家」。可事實上，並非只有屬於「弱者」的農民才需要這些生存策略。從底層直到頂層，幾乎每個人都在饑荒中有過偷竊的行為。如果偷竊也可以被視為「反抗」的話，中共政權在建立之初就應當垮臺了。也許我們可以從道德的角度，將普通民眾的生存策略理解為「反抗」，並對其加以讚揚。但事實上，當食物極為匱乏時，一個人多吃一口就意味著另一個人要少吃一口。舉例來說，如果農民藏起糧食，工人就會餓死；如果工人往麵粉裡摻沙子，買麵粉的人就會吃到石子。因此，將這些出於絕望而採取的生存策略美化為「反抗」，實在過於簡單化，有非黑即白之嫌。事實上，迫於集體化運動，身處其中的每個人在不同的時刻都不得不做出道德上的妥協。最終，日常的墮落導致了大規模的毀滅。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在其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回憶錄中寫道，大多數倖存者都稱不上英雄，因為在一個以生存為最高法則的世界裡，任何人只要將自己的生命置於他人之上，都不免要改變自己的道德觀念。在《滅頂與生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書中，李維描述了處於道德灰色地帶的集中營內，諸多被關押者如何為了獲得額外的口糧而違背道德準則。對這些行為，他不予評判，只加以解釋，試圖一層層剝開集中營運轉的機制。理解人類在災難中的複雜行為，也是本書寫作的目的之一。從中共的檔案館裡，我們得以首次發現，半個世紀前的中國人—無論是決策者還是底層的飢民—面臨著怎樣一個選擇的困境。

本書的前兩個部分解釋了大躍進運動的緣起和發動，重點指出了幾個關鍵的節點，並追述了這個重大決定的決策過程。第三部分考察了「大躍進」對農業、工業、商業、住房和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第四部分探討的是普遍民眾的生存策略如何影響了宏觀計畫的實施、並由此產生哪些出人意料或為人忽視的後果。例如：城市裡的工人透過偷竊和怠工等方式違反各項指令，而農民則求助於「吃青」和逃荒等傳統的求生手段，還有人搶劫糧庫、哄搶貨車、縱火焚燒政府機構，甚至偶爾組織武裝反抗。儘管如此，身處等級森嚴的社會中，普通民眾的生存能力終究受到極大限制，有些群體更容易受到傷害，所以本書第五部分重點關注了兒童、婦女和老人的命運。最後，第六部分討論了各種死亡的方式，如意外、疾病、虐待、謀殺、自殺、餓死等等。全書的末尾附有一篇文章，專門介紹了本書研究資料的來源，對書中所用檔案資料的性質進行了較詳細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