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毛並沒有像平時拍照時那樣身著軍裝，而是穿了一件深棕色的中山裝—這種衣服不久便被稱為「毛服」。他的頭髮又黑又多，戴了一頂工人帽，露出又高又寬的額頭。
十月一日，北京舉行了盛況空前的遊行。在有三十萬人參加的開國典禮上，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了。為了這次遊行，準備工作很早就開始了。像大多數帝國的首都一樣，天安門廣場在內戰期間年久失修，看上去已經衰敗了，其規模比今天廣場的規模要小很多。廣場上還保留著中世紀的圍牆、陳舊的街道和破敗的房子—這些房子以前是供等待上朝的官員休息用的。廣場的地面坑坑窪窪、扔滿垃圾，地磚的石縫裡長著薊類植物，還有些歪歪倒倒的樹。
許多學生自願參加清掃廣場的活動，丹棱就是其中之一。作為對這些學生辛勤勞動的回報，他們獲准可以到現場觀看遊行。慶典當天，丹棱一大早就來到集合地點，在寒風中等候。黎明時分，天空下起了毛毛細雨。當所有學生都抵達後，大家排著隊進入廣場，各自找到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他們發現地上還有一些很深的小坑沒有被填平，於是丹棱和他的同學們就站在這些坑裡，緊緊地擠在一起取暖。
廣場上，數千面旗幟在秋風中獵獵飄揚，現場人山人海，但每個人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李志綏醫生出生於北京，當年二十九歲。他讀到共產黨如何和平解放北京的報導後，便辭去了澳大利亞的工作回到中國。那一天，他也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並呼喊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
十點整，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的觀禮臺上。他的出現使原本就很興奮的人群更加激動，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遠遠地見到中國的大救星。那一年毛澤東五十六歲，他身材高大，臉色紅潤，聲音洪亮，吐字清晰，講話時顯得很果斷。這一天，毛並沒有像平時拍照時那樣身著軍裝，而是穿了一件深棕色的中山裝—這種衣服不久便被稱為「毛服」。他的頭髮又黑又多，戴了一頂工人帽，露出又高又寬的額頭。為了表示團結和民主，他和幾位非共產黨的政治人物站在一起，其中包括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雖然宋的妹妹嫁給了蔣介石，但在內戰期間，她始終支持共產黨，如今成為中共統一戰線的代表人物之一。當然，毛是所有人關注的焦點。在許多圍觀者看來，這確實是一個具有非凡魅力的領袖。他說話語調溫和，甚至帶著一種輕快的感覺，雖然帶有濃重的湖南口音，但大多數中國人都能聽懂。毛發表了精彩的演講，他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今天成立了！」人群開始歡呼，爆出震天的口號聲和雷鳴般的掌聲。李志綏幾乎哭了出來：「我感到無比高興，好像心都要從喉嚨口迸出來了，我的眼裡噙滿了淚水，為中國感到無比驕傲，內心充滿了希望。一想到中國人所受的剝削和痛苦以及外國的侵略都將從此結束，我就感到非常高興。我毫不懷疑，毛就是革命的偉大領袖，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
對丹棱來說，那天最興奮的時刻是觀看閱兵式。在鑼鼓的伴奏下，歌舞隊扭起秧歌，高蹺隊穿著鮮豔的服裝歡快地蹦來蹦去，但最受矚目的遊行隊伍是軍隊。大約有一萬六千四百名步兵和騎兵，以及坦克、裝甲車和配有機關槍的卡車參加了閱兵。當人民解放軍列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出現了幾架飛機在空中盤旋，用來展示中共的軍事實力。緊接在士兵方陣後面的是工人、學生和機關幹部，許多人揮動著紙做的標語和毛澤東的畫像，有些畫像已經被風吹破了。丹棱和他的朋友們在雨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十幾個小時，雖然無處避雨，但大家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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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丹棱開始拉肚子。症狀持續了一個月，幾乎要了他的命。丹棱初次見到共產黨是在一九四七年，當時他才十四歲。雖然國民黨把共產黨稱作「匪」，但共產黨的形象卻因此在他心目中變得更加高大了，因為在中國的民間故事中，這些反叛者通常都是反抗腐敗官員的英雄。離丹棱家不遠的一所院子裡就關押了幾名共產黨員。有時候，這些犯人們獲准到室外表演唱歌和戲劇，讓丹棱和附近的男孩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崇拜這些人，而且相信解放區的窮人都能吃飽飯，並受到平等的對待。有一天，丹棱和其他兩個男孩聽說共產黨在北京西邊的大山裡有一個據點，便決定前去投奔。他們帶著食物、水和小刀，趁著夜色溜出城，摸黑跌跌爬爬地穿過荒地和墳場。他們在一個小村子裡過了一夜，很快就吃光了所有的食物，最終不得不放棄原訂計畫。這次經歷讓丹棱對共產黨更為嚮往。一年之後，解放軍包圍了北京城。城裡到處都是國民黨傷兵，有些士兵不僅敲詐老百姓，甚至恐嚇警察。當解放軍在城外紮營，切斷了國民黨的食物供給後，國民黨不得不用運輸機向城內空投急需物資，而為了搶奪這些物資，國民黨士兵們經常打成一團。
在參觀了一次關於蘇聯的圖片展後，丹棱對於共產主義的想像變得更為清晰了。特別打動他的是一幅描繪工人家庭的畫，畫中的父母滿面笑容，和面色紅潤的小孩們圍坐在餐桌旁，桌上放滿了雞蛋、麵包、肉和其他食物，有些他連名字都叫不出來。參觀了這次展覽後，丹棱感到非常自豪，自認為已經非常瞭解蘇聯人民的生活，試圖說服親朋好友都來支持共產黨。他的父母對此並不熱衷，也許是因為生活的艱辛已經磨平了他們的想像力，但他的兩個兄弟卻非常感興趣，對一個人人物質充足的社會充滿嚮往。丹棱十五歲時，因為年幼無知，而且渴望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因此加入了共產黨。
他被共產黨勝利的報導所震動，相信中國最終將恢復應有的世界地位。
二十九歲的李志綏醫生是一個愛國青年，對自己國家的文化、文學、藝術和歷史都深感自豪。他在澳大利亞有一份工作，在船上擔任醫生，因此並沒有捲入一九四八年的內戰，但是由於澳大利亞實行嚴格的移民限制，只青睞白種人，所以想要在澳大利亞長期待下去並不容易。他當時住在一間很小的宿舍裡，年輕的自尊心受到種族主義移民政策的傷害，情緒越來越低落。他為妻子在香港租了一間房子，但自己並不想移民到香港，出於民族自尊，他不願成為外國人殖民統治下的二等公民。
解放的消息終於使李志綏從低落的情緒中解脫出來，他被共產黨勝利的報導所震動，相信中國最終將恢復應有的世界地位。當他在報紙上讀到關於「紫石英」號事件的報導時，立即認為這是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一次勝利。這時，他的哥哥從北京寫信要他回國，一下子激發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他認為共產黨對黨外知識分子的團結是真心誠意的，因此決心回國：「我崇拜這個黨，黨就是新中國的希望，我在澳大利亞就像一個盲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兒，是統一戰線讓我看到了希望。」
許多海外華人也像李志綏一樣，紛紛響應號召回國效力。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組織將一批批人帶出邊境、送入廣州。這個過程通常充滿驚險，偷渡者得打扮成農民的樣子，在邊境附近的指定地點接頭，然後跟隨嚮導步行，跋山涉水到達東江解放區。對許多人來說，這段行程中最令人興奮的事情是觀看升旗儀式。有人回憶道：「當看到我們自己的旗幟升上旗杆時，我的眼睛不禁溼潤了。」有一張集體照就記錄了這一時刻。黃以雙是香港拔萃女書院的畢業生，她給自己改名叫黃星，同其他幾百人一起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她們在沿途的學校裡借宿，睡覺時在教室裡一排一排躺得整整齊齊。走了七天，她們終於抵達了廣州，在東亞大酒店每十人住一個房間。馬路對面就是愛群大廈，幾個月前還是國民黨的總部，如今大廈的屋頂掛著一幅長長的標語，上面寫著「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1961年出生於荷蘭，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作品曾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並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其撰述改變了歷史學家對中國的看法，如經典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以及記錄毛澤東時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近作有《獨裁者養成之路》。目前定居香港。
個人網站：www.frankdiko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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