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祖為（前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1990 年加入港大時，89剛過，97還未到，人心動盪，香港出現移民潮。在這大環境下，我回港教書的決定是否明智，誰也說不準。當時我沒有預料到，竟然會在港大有做到退休的一天。
回頭看，能令我留在這個位置30年，沒有別的原因，只有這兩個：香港是我的家，我很喜歡教書。30年做同一件事，若你不喜歡它，生活必定很痛苦。
昨天一位舊生留言說，我「上堂時對眼會閃
，好投入，好享受」。我的雙眼是否閃亮只有同學才知道，但我自覺很投入。教書頭一兩年未必很享受，但日子長了，自然漸入佳境。
我雖非常喜歡教書這工作。但跟許多人一樣，我想我不是天生教書的材料。「歌壇屬於梅艷芳，講壇屬於陳健民」—— 是我們同代人的共識。我等沒有上天特別眷顧的人，又沒有得到任何教學上的訓練，只能慢慢摸索教學之道。
我在教學上的成長，全賴認真的態度：認真的備課，認真的對待同學的問題。無論是90年代或千禧年後，若要預備一堂新課，總要花三、四天或以上。我會嘗試就該課題找當代最重要和最好的論點，首先自己消化，然後用淺白的語言、最清晰的方法向同學解說，並提出自己的觀點，盡量做到深入淺出。
記得90年代初期，系內一位前輩老師提醒我，不要花太多時間在備課上，以免影響出版，”save some bullets under your belt.” 他這句話我銘記於心，令我經常提醒自己還有論文寫作需要兼顧。但每次想到走入課堂，要面對幾十對眼睛，由不得我不認真。從來沒想過，我能夠做一位 “hea” 的老師。放下認真的態度需要某種能力（如豁得開），而我沒有這種能力。
即使幾十年後，成為講壇的老手，教書仍然給我一定的壓力，或許就因為是這種放不開的態度。這種壓力有時是不自覺的。老手如我，每一新學年度開學前， 一定會發一兩個關於教書的噩夢，幾十年如是，夢境千篇一律：去錯校園、找錯班房、忘記準備course outline、忘記備課。即使是前幾天，這種噩夢仍然偷襲我。
這就是講壇老手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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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為， 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退休）。 近年研究興趣為儒家政治哲學、 比較政治哲學，及當代民主理論 。 近年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人文價值中心」擔任全球學者及訪問教授，教授儒家政治哲學。2021-22年於台灣中央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任訪問學人。 著作包括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 (Princeton, 2014) （中譯本：《儒家致善主義: 現代政治哲學重構》，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 ） 和 Joseph Chan, Melissa Williams and Doh Shin eds.,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Bridging the Empirical-Normative Divide (Cambridg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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