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編按：說起前現代中國，你會想到什麼？封建王朝的更替與無法發聲的庶民？可曾想過，每一個無法脫離極權的被統治者，也有他們的互動與生存方式。2021年12月，聯經出版了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撰寫的《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正是透過史料蒐集與分析來觀察前現代的民間互動。
文章摘選自《被統治的藝術》推薦序，共分為兩篇，本文為第二篇，上篇請見〈李仁淵：身囿國家體制的人，如何在「被統治」中找到出路（二之一）〉。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國家與社會
《被統治的藝術》中的種種策略或許可以用「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來標誌，或者說以「玩國家」這樣有趣的說法來概括。不過一個響亮的口號可以迅速點出一些重點來，卻有讓人誤會僅止於此的可能。本書討論的種種日常政治與民間策略不僅是呈現人類行為的常態，而更有歷史性的思考。
制度套利或陽奉陰違之所可行，背景之一是前現代治理技術的限制。習慣於當代社會與國家治理技術的我們，很容易將我們習以為常的套路帶入歷史情境。以每年的個人所得稅來說，近年的線上系統讓繳稅幾乎是一瞬間的事情，甚至讓人缺少實際感。利用網路繳稅的公民很容易感受到近幾年的進步，而這種進步是嚴密的戶籍登記、身分辨識、網路科技、財政與金融系統，甚至是操作介面優化的結合。但在十幾二十年前，整理各種相關文件，到稅徵機關辦理，卻是很繁瑣的事情。如果二十年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我們可以想像五百年前國家要知道一個人的收入、知道收多少稅，且讓他的稅額可以如期上繳，將是多複雜的事情。甚至在一條鞭法之前，稅賦有錢、糧、實物、勞務等各式不同名目，在徵收上更是困難，而也因為折銀的發展讓明清國家在賦稅徵收與財政調配上更有彈性，讓政府與民間的互動有所變化。同樣與本書相關的徵兵制度，如果不是有電腦連線的戶籍系統、有深入到區里的行政機構，要知道一個人到了年紀、各方面資格可以服役，並且可以準確地把他送到受訓與服役的單位，將是非常複雜的工作，特別是如果面對的是人口多、疆域廣的大型帝國。如果回到本書的軍戶問題，不難想像在勾補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空間可讓各種勢力上下其手。
民間可以發展各式各樣的策略，並不是代表國家無法「統治」人民。國家對立於社會的二元想像顯然過於簡化，且可能是我們把對現代國家的想像，投射到前現代的事實。
如果回到五百多年前的帝制中國晚期，我們至少要考慮的是當時統治的技術與基礎架構可以做到什麼地步、所付出的財政與人力成本是否仍有效益、國家與國家不同層級的代理人預期目標是什麼，以及對被統治者而言，配合的驅力在哪裡。這幾個層面都可以繼續展開，而不僅只是政府無能的問題。以蘇鐸的案例來說，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文書與官僚系統的配合。要能找到應該替補的人，必須要先能定位具有這些義務的人群。蘇廣之所以可以提出蘇鐸同屬軍戶的控訴，仰賴的是負責抽軍的單位無法掌握精確的資訊。不是官方的簿冊有所缺失，便是掌管文書的書吏受到賄賂。被控訴的蘇鐸對此也知之甚詳。訴狀的開頭就列明他們明初登記為民籍的民戶由帖號碼（「象字乙百拾玖號」）、歷數之後每次大造的戶長變化，並且請求調閱在省裡乃至於南京的紀錄。蘇鐸家裡也知道不只是紀錄的問題，因此在被強迫招認時，隨即瞭解事情癥結，要蘇鐸回家變賣家產，花錢解決事情。無論是蘇廣運用制度向蘇鐸家族要求金錢，或是蘇鐸家族運用制度擺脫軍籍義務，兩者的策略都是建基在對文書的操作之上。
而從國家的立場來看，雖然名義上每十年登記戶籍的黃冊就要更新一次，但要確實掌握每戶的訊息仍是相當困難的事。特別是隨著時間過去、經歷一次次代間的財產重新分配，無論是各戶的人口流動或財產增減，都變得愈加複雜。但是對掌管抽稅或徵兵的官吏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有人繳稅或有人當兵；以國家的整體觀點看，若能保持足夠的人力與資源，在有限的技術之下花費大量資源維持紀錄精確並不划算。因而只要可以保持穩定的人力與資源徵用，底下各個群體如何安排、如何私下協商，國家並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介入。而當各方發生衝突而引進國家力量介入時，地方官員的考量也未必是公平合理。如在蘇鐸的案子中，官員宋欽關心的首要問題未必是蘇鐸之父是否冤屈。相形之下，若蘇鐸家族逃避軍役責任，而讓蘇廣無力派人赴任的話，可能是更值得關心的問題。從書中眾多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國家代理人的權衡，而其中一個要點是要讓現行的制度可以維持下去。
在這樣的體制之下有兩種發展的方向。其一是非正式組織在不管是官方與非官方的事務處理上會愈來愈重要。國家的代理人授權各種組織，包括宗族、神明會、公會，以及各種民間締結的會社，讓它們自己協調對官方的義務，包括收稅在內的政務根據各地情形轉包給各種組織。其二是民間自己的協調也仿效「國家的語言」。也就是說當需要國家介入時，以「國家的語言」說話、以符合官方利益的說法做聲明，顯然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這當然包括民間協調所使用的文書形式，也包括他們對自己本身的形塑與再現。在這裡，宋怡明教授巧妙地移轉了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書中的核心，即現代國家為了有效治理，使用許多技術讓被統治者可以被看見。《被統治的藝術》以明代軍戶的例子說明，現代國家有更進步的統治技術來看見人民，但即使是前現代國家也有運用有限技術與資源來看見屬民的方式，然而同樣重要的是，被統治者也會選擇以自己希望的樣子讓國家看見。這在統治技術有限的前現代，被統治者自願「現身」或許比現代更為重要。這些民間策略發揮的背景是前現代的「協商國家」，非直接統治提供了人民用不同方法合作的空間。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民間可以發展各式各樣的策略，並不是代表國家無法「統治」人民。國家對立於社會的二元想像顯然過於簡化，且可能是我們把對現代國家的想像，投射到前現代的事實。我想我們討論這些問題時，有必要再思考的是所謂的「國家與社會」或是「官與民」，是一種修辭、一種有政治意向的想像、一種論述，還是一種對於事實的描述。如同運用「國家的語言」時也會使用官民論述，但也如同父慈子孝主要是一種宣稱，無論哪方有政治意圖地使用這些論述時，應該更要注意的是其所欲達成的效果，而不是自然地接受這些詞語再現的場景。如果我們運用官方的史料，從官方的視角觀察，自然會看到無所不在的國家，以及受統治或不受統治的社會。
但如果從基層社會的視角出發，所謂的國家，或者說國家的地方代理人，或許是眾多勢力中可以援引的其中一種，而順從它的邏輯有時候可以在一個更大的架構底下得到好處。廈門大學的鄭振滿教授曾以「國家內化於社會」這種說法來描述明清時期的發展，同樣點出基層社會如鄉族組織的發展，及其主動將所謂的「國家」吸納進社會運作的面向。這些順應下的策略與其是對抗權威，更不如說是肯定了權威的主導性。相較於不在本書討論範圍的逃兵與反抗者，這些「陽奉陰違」的行動者反而是支持了一個普遍性的框架，而在這個框架進行各種試探。同時這些框架也不是固定不變，無論上層官員或是基層政府，都在讓制度可以持續下去的前提之下不斷修正。
《被統治的藝術》從明代軍戶為例提出來的思考，讓我們在討論所謂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時，需要有更多警覺。在討論治理性時，無論是現代或前現代，多半仍從國家的觀點出發來討論國家性質的轉變，甚至是以「前現代國家轉型到現代國家」作為唯一的參照標準。本書運用大量史料從前現代的基層社會出發，而嘗試對這些討論提出不同的觀點。
從軍戶等案例，我們可以觀察到明初的鄉村並未如想像中封閉，而從明初到晚明，人的移動亦並非從靜止到流動，更關鍵是移動性質的轉變，從在國家監管之下的移動，到更多監管之外的移動……
明代到現代
《被統治的藝術》從軍戶延伸出來的討論，也可對習見的歷史敘述提出反省。一般對明史的敘述，通常認為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在明初建立了集權而專制的體制，而在明代中葉之後，隨著國家控制力下降的是市場經濟發達與民間社會興起，並從政治上的衰微連結到明代的滅亡。無論孰為因果，這樣的敘述影響許多人對明代的看法。
相較於傳統上對明代前期較靜態、封閉的描述，從《被統治的藝術》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明代前期亦有相當頻繁的人口流動。原籍軍戶的男丁常常要經過長途旅程抵達衛所，後來亦可能有妻子或親屬同行。之後無論是從原籍補伍或是衛所軍戶回原籍取軍裝，原籍軍戶與衛所軍戶間的聯繫意味著制度性的長距離人口移動。如果根據一條常被引用的明初史料，軍戶佔所有戶數五分之一的話，那麼有20％的家庭會被牽扯進這樣的旅行。這樣的大規模長距離旅行，需要交通與沿途商旅的支撐。
軍戶制度將一些人口拉離原居地，又令他們在異地落地生根，也相當於是在帝國疆域內部重整部分人口分布。而大量正軍及他們的家人被派駐到位於西北或西南前線、山區或海濱的衛所與屯田，則相當於是某種形式的內部殖民，從而改變這些地方的社會秩序。這些軍戶由於家族發展，不僅購買當地民田、建立或加入地方組織，有些更開始從事包括貿易或開礦等各種生業。雖然一般來說學者較關注晚明的人口移動，然而這些由於制度造成的移動，可以說是後續移民的先聲，為後續的移民開闢一條道路。同樣地，《被統治的藝術》認為控制海濱秩序的福建沿海軍戶可能是明代東南亞海外移民的先鋒，也是基於類似的考慮。甚至海外華人與原居地之間的紐帶，或許也可視作延續原籍軍戶與衛所軍戶保持聯繫的模式（如福清家族提到定期來訪的陝西「軍叔」）。
不只是應役，從漕運到班軍都涉及長程移動，並且有不少案例是在這種移動中徇私從事其他活動。而不僅只是軍戶，其他如匠戶等戶種的勞役，乃至於民戶的徭役，也常牽涉到長途旅行與跨地域的人口移動。而這些移動又會牽涉到運輸、資訊交換，乃至於相應的經濟活動。假使我們只看明初里甲畫地為牢的制度設計，當時人口流動的實情容易被低估，如蘇鐸案中從南京回到福建山區取軍裝的蘇廣。而如果只把焦點集中在晚明包括流民等各種移民，又會忽略明初以來監管之下的人口移動。從軍戶等案例，我們可以觀察到明初的鄉村並未如想像中封閉，而從明初到晚明，人的移動亦並非從靜止到流動，更關鍵是移動性質的轉變，從在國家監管之下的移動，到更多監管之外的移動，而後者有時可能以前者為基礎。
不如嘗試理解前現代體制的間接統治之下，所謂的國家如何與各種組織性力量互動，以達到徵用、流通人力與物資的目標，而民間團體又如何在其中發展，甚至成為其他商業運作的基礎。
《被統治的藝術》中對軍戶家庭處理軍役的討論，也刺激我們對經濟的思考。從書中例子我們看到許多處理軍役的方式，如各房輪替或集中一支，而對服役者的軍裝支付或其他補償也有各種形式，如各房每年照分合出，或置買產業以租金支付。這些處理方式為了可以延續下去，經常涉及不同形式的契約，並且在很多場合相當於是將這樣的勞務量化或貨幣化，而也因為量化才可以做更多不同安排，諸如分攤、定期支付或者是遠距離交換。
要維持這樣的運作，除了契約及其背後的信用之外，亦需要一定的組織，而在軍役的例子，因為父系世襲的原則，這樣的型態通常以宗族的形式出現。也就是說許多對於軍役的處理，是在以宗族為主的成員之間，進行勞務與貨幣之間的交換。隨著世代繁衍，組織的人數可能更多、居住的空間可能更分散，而甚至也可能僱用非親屬關係的人員，將這樣的交換延伸到宗族組織之外。或者反過來，將一群人保持在特定的交換體系之內，以分攤對國家的義務。不同於現代國家對家庭等民間組織直接的控管干涉，諸如宗族等組織在這種歷史脈絡下的發展可以說是一種前現代的「國家效應」。
如果以本書的例子來看，許多契約或量化的軍役勞務交換在明代初期就已經出現。如蘇鐸案的糾紛發生在天順年間，距離明代始建不到一百年，而一些相關的安排又遠早於案件發生。這暗示了契約化、量化的勞務交易，在明初已有一批人熟悉這樣的操作方式，儘管是國家的勞務，並且在家庭或宗族間交易。如同多數的田土契約，雖然這些契約規範的是政府義務，但多半沒有官方介入，也多數不在官方立案，然而民間的信用體系已經支持了這種契約的運作。
不僅是軍戶，不少勞役的契約化與量化也都在同時期有所發展，只是相較來說，軍役在官方體制內受到的監管較多，並涉及遠距離的交換。如果我們將這個發展放到明清賦役的貨幣化來看的話，民間各種處理軍役的策略也在這種趨勢之中。以往或許會認為許多商業交易的模式是在民間市場底下發展出來，然而軍役與其他勞役的處理提供另外一種可能性。並非所有軍戶都與高度發達的商業市場有密切接觸，但是不少家庭卻已經以許多具有彈性的交換模式處理軍役。這裡或許也可反省的是，以往明史的敘述由於官方史料的主導，過於強調元明之間的斷裂。然而儘管在上層政治的確有一番變化，民間社會的延續性，如契約或勞役的商品化，至少在南方是否是南宋以來的發展，則需要由地方文獻中所提供的線索來觀察。
對於官方義務的契約化與貨幣化，也讓人聯想到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所談的「貢賦經濟」。如果經濟是指物品或服務的生產、分配、流通的話，透過官方貢賦體制的人貨流動在明清時期經濟顯然有重要的位置。以往受到「資本主義萌芽」範式的影響，傾向於強調私部門的資本市場，而將國家的角色定位為市場經濟的干預或阻礙。然而不僅是市場與貢賦體制有密切關係，其他如貨幣化、長程物資交換、物價調節等許多發展都在貢賦體制的架構底下推進。如十六世紀以來白銀流入中國，很大比例是在賦役折銀的趨勢中進入國家貢賦體系，而部分又經過工錢等回到市場。
因此在討論中國帝國晚期經濟與市場的演變時，與其將國家視為抑制自由市場的專制力量，不如嘗試理解前現代體制的間接統治之下，所謂的國家如何與各種組織性力量互動，以達到徵用、流通人力與物資的目標，而民間團體又如何在其中發展，甚至成為其他商業運作的基礎。廣義來說，透過組織性的金錢交換將軍戶的勞役分配或外包也是其中一環。
無論是人力與物資的流動，乃至各種民間組織的授權，從明初到明末的轉變並不是以「國家的退卻」可以解釋，應該從前現代國家介入方式的轉變來思考，而民間的回應是這些轉變的重要驅力。如果我們將本書的討論視為前現代國家與社會的歷史研究，接下來值得深入，而本書未能來得及討論的問題可能是：現代國家下的人民會有什麼因應的策略？如何理解中國近現代創建現代國家的努力之下民間社會的變遷？在本書許多前現代的遺緒仍處處可見的情況下，是否也可對現代性或者「到達現代性的唯一道路」的論說方式提出反省？
本書在研究方法與理論討論上都非常有啟發性，對史料的搜集、展現與解釋可供許多研究者參考，更難能可貴的是本書的寫作也具備相當的可讀性。而在這些引人入勝的故事之外，讀者也應該注意本書嚴謹的結構，以及各章節收尾的討論與引申。此版本是根據簡體字譯本的修訂，修改的原則是盡量貼近原文本意，亦改正了簡體字譯本抄錄原始資料的錯誤標點與錯字。此外此版本若干細節也跟原作者討論，而有些微的修訂。希望透過這個版本，可以讓這本兼顧文獻與討論的傑作在中文讀者間得到更多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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