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我與李澤厚的《告別革命》對話錄緣起

1

1992年1月初李澤厚來到美國，而且來到科羅拉多，他在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我在科羅拉多大學(U.of Colorado at BOulder)，相距只有兩小時的高速公路。於是，我們見面、打電話很方便，自然就常一起談論。撫今追昔，海問天空，談哲學，談文學，談中國，談美國，談毛澤東的烏托邦悲劇，談鄧小平的「實用理性」、談政治、經濟、文化、情愛的多元。在國內時我們就是好朋友，我一直把李澤厚視為師長，認真讀他的書和他的文章，並深受他的學說的影響。那時我們雖也常見面，但彼此都太忙、從未像此次贏得如此充分的時間進行如此充分的交談，在遙遠的異邦，天長地闊，我們竟能同處一地，這真是天降的學緣。

開始我們只是隨便聊聊，但我很快就發現李澤厚談論的內容許多是他著作中未曾表述過的、他的許多學理性見解非常獨到和寶貴，確實稱得上「真知灼見」。這兩三年，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轉型的急速變遷中、社會問題極為龐大而複雜，也因此，學界各種似是而非的看法特別多，加上商品潮流的衝擊，人們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也喜歡故作驚人之論和故張怪誕離奇之舉，讓人深受刺激而莫衷一是。在這種狀況下，我特別感到李澤厚的充滿理性的談話，非常難得。我所說的理性，是指揚棄情緒、揚棄道德義憤的思考。李澤厚一再表明，他的思索只對兩者負責：一是對歷史負責，一是對人民負責。有責任感才有理性。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他在國內學術界就遭遇到兩面夾攻：一是極左教條主義攻擊他「自由化」，二是某些年輕朋友抨擊他過於「保守」，但他在眾聲喧嘩中還是堅持「走自己的路」，這條路，就是理性之路。李澤厚已到「耳順之年」，也確實做到「耳順」，即不管來自何方的聲音，不管是批判還是禮讚，是詛咒還是歌吟，都不會影響他理性的思索。他對僵化的教條主義，一直作原則性的理論批評，但他的批評又是隱含於正面的學術建設之中。李澤厚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學術性的信念，特別是對它的唯物史觀；但是，他對唯物史觀又作出自己的闡釋。他的闡釋和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闡釋不同。後者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解釋為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而李澤厚闡釋和強調的則是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首先是要吃飯，然後才有思想、意識形態這一脈絡，即把生產力（科學技術）看作決定性因素，確認這一因素乃是人類通向自由王國的物質前提和基礎。李澤厚所強調的恰恰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所忽視的。這種忽視便造成對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鬥爭、文化批判、上層建築革命的迷信，而這種迷信又造成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各種社會浩劫，特別是精神浩劫。所以，他一再批評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所謂「辯證唯物論」（包括《矛盾論》和《實踐論》，而主張「吃飯哲學」和「以經濟為本」。而這正是教條主義者所深惡痛絕的，所以，李澤厚總是被他們作為批判對象。在區別教條主義的同時，李澤厚也與一些年輕朋友的激進思想不同。其不同點一是關於非理性，一是關於徹底「反傳統」。李澤厚在美學、文學上一直強調感性、個體和偶然，早就指出文學的本體乃是情感而不是認識；但在社會歷史思考上則一直認為不能以激情代替歷史分析。在1989年出國前夕，他接受《人民日報》記者祝華新的訪問時說：「目前年輕人中流行一種徹底反傳統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與紅衛兵現象近似。當年的紅衛兵那麼狂熱的『砸四舊』、反傳統，也是認為要產生一種新文化，必須把舊文化徹底剷除掉。這種激烈的非理性的情緒反應衝力很足，有很大鼓動力量。但不能解決什麼問題，是一種破壞的力量。中國需要的是建設，而不是破壞。以前上上下下總講『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但並沒有真正立起什麼來。亂罵一通很容易，要正面作點學術建設卻沒有那麼簡單。中國缺乏的是建設性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他還說，現在的中國需要的是卡爾·巴柏(K.Popper)「你可能對，我可能錯，讓我們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的理性精神，而不是「只有我對，你們都要不得」的非理性態度[1]。李澤厚出國後不久（也正是我們的對話之初），他就把這一次談話寄給我，並在邊上寫道：「讀此恍如隔世也。但我的看法竟毫未改變。當時即認為激情可能危險，不幸而言中也。」他在作此感慨的同時，寫作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文章，對20世紀中國的基本道路作了更為宏觀的理性思考，而他這些思考和我在1989年出國後所作的文化反省正好相通。1989年3月，我被李歐梵教授邀請到芝加哥大學參加他主持的「中國文化反省」的專案，就是對20世紀中國的一些基本思路進行理性重評，如文學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路、哲學上的心物二元對立思路、歷史學上的革命動力思路等。我在1989年出國之前，就非常注意李澤厚關於理性與感性的區分，注意他的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二律背反的思想，但是，由於我個人帶有更多的文學氣質，因此，在社會歷史分析上總是帶著許多情感，這一點，我在1989年出國之後有所長進，而對社會歷史的思考冷靜得很多。在這樣的時候，我對李澤厚的理性談話，更加有興趣。因此，我開始對談話作些錄音和作些記錄。將近三年之中，從科羅拉多到斯德哥爾摩到溫哥華，都是如此，這樣不斷進行，至今整理出來竟有二十多萬字，可作為一部書籍出版，這真是意外的收穫。

2

這部書稿，我們最初起名為「回望20世紀中國」，後來又加了一個正標題為「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5年版）。這一正標題也可說是整部對話錄的主題。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儘管這些行動在當時有其各種主客觀原因或理由，但到今日，是應該予以充份反省、總結和接受其經驗教訓的時候了。對20世紀中國來說，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反省。在此新舊世紀之交，許多朋友都在展望2l世紀，我們也展望，我們的展望就是要明白地說：我們決心「告別革命」，既告別來自「左」的革命，也告別來自「右」的革命。21世紀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當作聖物那樣憧憬、謳歌、膜拜，從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動群眾情緒，最終又把中國推向互相殘殺的內戰泥潭。當然中國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輸出革命。21世紀應當是中國進行自我調整、自我完善、自我壯大的世紀。 

李澤厚一出國就和我談論「革命與改良」，而我在1989年出國之後所寫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自我迷失》，也悟到中國知識份子充當激烈的革命家並非好事，中國只有和平——改良——建設才有出路。應當說，在中國宏觀走向的思考中，我和李澤厚都是溫和派。但是，在1989年出國之後有關方面卻動員和組織力量對我們進行全國性規模的大批判。使我困惑的是，李澤厚二十多年來始終站在經典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立場，思考比我還要溫和冷靜，但仍然報以他上百篇毫無道理的批判文章及幾十頂恐嚇性帽子。為什麼？為什麼左派教條主義如此仇恨李澤厚？為什麼他們不選擇某些遠為激烈的知識份子作為批判物件，而緊緊抓住李澤厚不放？現在我逐步明白，原來那些激進言論倒不見得有深遠影響，倒是李澤厚的這套思想，卻恰恰是「解構」本世紀的革命理論和根深蒂固的正統意識形態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這是飽受苦難的中國人民易於和樂於瞭解和接受的，因此也就具有最大的影響力而成為正統教條主義的真正威脅。這與50年代毛澤東不批蔣介石和陶希聖而大批溫和學者胡適的理由完全相同，因為胡適在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影響最大，從而是心腹大患，不批不行。但百年來的中國思想界，如果沒有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魯迅，20世紀下半葉如果沒有李澤厚，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史就是另一種狀況。而上述這些思想家卻幾乎不可避免都遭到兩面夾攻的命運。康、梁、胡無論矣，連魯迅當年不也既受北方的正人君子、又受南方的革命小將（創造社等）的左右夾攻嗎？總之，頑固派視為洪水猛獸，激進派斥為保守倒退、不夠革命，其實，真理也許正在這些既不保守也不革命的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