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造反運動和思潮

但是另一方面，老紅衛兵的造反運動，是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它有自己特殊的內涵，它的理念與行動，都表達和反映了這一特殊群體的利益需求，需要作更具體的分析。我們大體上可以作五個方面的討論。

第一，他們為什麼要造反？為什麼首先不是由工人農民，不是由一般的壓抑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起來造反，而是高幹子弟要造反？理由很簡單，只有兩條：一條是我們的父母就是造反者，我們當然繼承他們的傳統。這是「天賦造反權」，其背後的血統論觀念是很強的。第二條，也是更重要的，據說高幹子弟也是一個受壓抑者。這就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那些被推翻的舊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在政治上受到歧視，但在知識和文化上，卻占有事實上的優越地位。相形之下，這些高幹子弟雖然在政治上占有強勢，但卻因為在文化知識上不占優勢而不被老師重視。由自傲、自卑與妒嫉，轉化為對非高幹出身，特別是知識分子出身或舊階級子弟的所謂「階級仇恨」，並產生出造反的衝動。

其二，這些高幹子弟紅衛兵又揚言：我們是天生的掌權者。事實上，那一時期劉少奇、鄧小平，以及許多高幹的子女，就掌握了所在學校的領導權。此種把領導權交給高幹子弟的思想，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一直沒有變。四十年後的今天，「高幹子弟要掌權」成為當下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黨內鬥爭的焦點，這其實正源於1966年老紅衛兵的造反運動。這背後隱含著的正是「打天下者坐江山」的中國農民起義的傳統邏輯，帶有極大的封建性，卻恰恰是一切獨裁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但這合法性是極其脆弱的；因此，在理直氣壯地宣稱「權力掌定了」的同時，掩飾不住其內在的理不直、氣不壯。

其三，不但造反的目的是為了掌權，而且還要壟斷造反權利。於是就有了「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的口號，公開宣稱：「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裡」。對專政的強調和造反的鼓噪，形成強烈對比，卻又有著內在的統一，這倒也道出了高幹紅衛兵造反依然是要維護無產階級專政，也即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根本利益所在。

其四，那麼，我們就要追問：這些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他們如何理解「造反」、他們如何「造反」？

我們剛才讀的紅衛兵的大字報說得很清楚：造反就是暴力，要排除一切人情、溫情，實行人與人之間的「大廝殺」，這就極容易導致對人性內在的惡與嗜殺性的大誘發。但是他們同時又相信，只有經過這樣一個大破壞、大殺戮，才能「殺出一個新世界」，而他們理解的「新世界」，又是一個矛盾的終結點，一個與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徹底決裂的、無限純粹的、沒有任何污染的理想社會。這就是紅衛兵的造反雙重性，是理想主義與專制、屠戮的奇特組合，更準確地說，是在理想主義旗號下的專制和屠戮。 紅衛兵也就成了天使與惡魔的混合體。

其實踐結果，就是群眾專政。正是老紅衛兵的造反，直接造成1966年的「八月屠殺」，文革史上稱為「血八月」。首當其衝的是城市裡的老師、校長。劉少奇早在7 月初就發出指示：「中學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審查教師隊伍」，「中學教師要集中交待問題」。而所謂「審查」，按文化革命的專政邏輯，就必然是暴力的；這樣，中學老師和校長就自然成為紅衛兵施暴、拷打到屠殺的對象。農村裡更是掀起一股「屠殺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之風。

問題是，這是在「殺反革命有理」的理論指導下，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的殺人。大興縣的大屠殺，就是在毛澤東「保衛首都安全」的號召下，在公安部長關於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殺戮。現在許多人把文革中的屠殺與死亡完全歸之於紅衛兵、造反派的「暴民」行為，這是對國家體制的罪責的一個有意無意的遮蔽和開脫。當然，參與殺人的「暴民」，也自有他們的責任，問題是，他們之所以參與殺人，大都是懷著神聖、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幻覺，以及革命恐懼感，此種革命的嗜殺狂，是更令人恐懼的。而這又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長期的有組織、有領導的階級鬥爭觀念的灌輸的結果，這本身也是國家教育的責任。

其五，我們還要追問：這些以高幹子女為主體的紅衛兵，造反的對象是什麼？仔細研究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可以發現，他們要造四個方面的反。一是反修正主義黑幫；二是破「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三是反統治學校十七年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四是反「一切牛鬼蛇神」。也就是說，毛澤東在文革中所要推行的是一條和一切傳統徹底決裂的文化路線，即所謂「徹底批判封、資、修」，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 以及蘇聯社會主義文化、中國自己的左翼革命文化，都在掃蕩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