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毛澤東思想是轉化為直接影響人們生活、命運的實踐,那麼,我們考察、討論、研究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只看它的書面形態,而必須更注意其實踐形態,即從它的實際作用、效果、影響來看他的思想,看他的文字背後的實際意義。
毛澤東和一般人不同,我曾概括他的六個特點。第一,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德國)曾說我們不僅要解釋世界,同時還要改造世界。身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不僅是解釋世界的思想家,同時也是改造世界的行動家。馬克思主義認為理論和實踐要相結合,即是將思想家和行動家結為一體,這正是毛澤東的特點。一般說來思想家和行動家不同,兩者是有分工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 1778,瑞士)是思想家,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又譯羅伯斯比,1758-1794,法國)則扮演行動家的角色。思想和實踐之間有不同的邏輯,思想講究徹底而不妥協,但實踐則是要妥協的;思想講究超前,實踐則重視現實。如果一個人同時是思想家又是實踐家,固然有很大的優勢,但如果不能正確處理思想家與實踐家的不同邏輯,有時是會對社會造成災難的。我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軻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中曾提出過一個命題:「思想的實現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毀滅。」盧梭的思想變成羅伯斯庇爾的專政,盧梭思想便整個變形;百科全書派的思想成為現實,即為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彼岸理想,一旦在此岸現實化即成為災難──這裡我要強調的只是一點,既然毛澤東思想是轉化為直接影響人們生活、命運的實踐,那麼,我們考察、討論、研究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只看它的書面形態,而必須更注意其實踐形態,即從它的實際作用、效果、影響來看他的思想和文字背後的實際意義。
毛澤東的第二個特點在於他同時是個詩人,用詩人浪漫、不切實際的想法來指導中國,用詩人的邏輯、詩人的眼光來治理國家,必然造成巨大的災難。讀毛澤東著作時,會發現非常迷人,裡面充滿詩人的想像、詩人的激情、烏托邦的理想,讓人感動不已,但這些思想一旦直接變成實踐,就常常帶來災難。在毛澤東那裡,常常有一個轉換:從理論形態的浪漫主義轉換為現實實踐層面上的專制主義。當然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需要作具體的研究與描述。
其三、毛澤東不是一般的實踐者,而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我曾比較魯迅和毛澤東,魯迅或許有其偏激的一面,但他不是國家領導人,他的偏激不會影響其他人的命運。舉個例,魯迅曾罵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但梁實秋不會因魯迅罵他而遭受災難。當然我們可以說魯迅有話語權,但梁實秋也有話語權,他們可以用各自的話語權批判對方,卻不會造成對方實質上的傷害。但毛澤東不同,他掌握有巨大的政治、經濟權力,自然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他的一言一行都會決定別人的命運,任何失誤都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
這就說到了毛澤東的第四個特點:他不是一般的國家領導人,而是個極權國家的領導人,他的權力不受監督、約束。若在民主國家有一定限制,國家領導人的失誤有糾錯的機制,災難還不至於到無可收拾的地步。而毛澤東的失誤造成的災難,要到他死後,才可能有變化。
第五,毛澤東又不同於一般極權統治者如斯大林等。一般極權統治者只管人民的身體,對異議分子、異端、反對者,至多就是送入監獄、勞改營,在肉體上予以消滅;毛澤東則要改造思想。毛澤東曾說過中國傳統有兩種人:豪傑與聖人。豪傑在某些方面如政治、經濟領域是極為傑出的人材;聖人則要影響人的思想。毛澤東對自己的定位是既要做豪傑,更要做聖人。他要對人進行精神控制,要征服人心,要影響和改造人的思想,要把專政滲透、落實到人的腦袋裡,而且還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與方法,這是極其厲害與可怕的,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後,他所統治與改造的對象,是在全世界擁有最多人口的中國。也就是說,毛澤東思想是在半個世紀中,支配了占地球人口1/3的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基本思想與行為方式的。
事實上,毛澤東思想根本地改變了大陸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行為方式,以至語言方式,極為全面而徹底,進而在民族精神、性格、氣質上打上深深烙印,形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我們只能如實地稱之為「毛澤東文化」。也就是說,在傳統的儒道墨法等以外,中國大陸還有個毛澤東文化──經過長期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灌輸,已經形成了民族集體無意識,新的國民性。
絕對不能低估毛澤東思想改造大陸中國人、知識分子的成功與後果。記得封閉的中國開始向外部世界開放時,許多外國人接觸到久違的大陸中國人時都大吃一驚。他們發現,比如傳統講中庸之道,今天在大陸幾乎已經見不到了,中國人變得如此好鬥、狂熱、激烈,就是因為經過毛澤文化的改造。當然也有積極的變化,比如大陸中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問題在於,即便大陸年輕的一代未曾親歷過毛澤東時代,甚至未必讀過毛澤東的著作,但因為毛澤東文化已潛入到民族性格中,又沒有得到徹底清理,它的影響就會一代代傳衍下去。
如今已經成為大陸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學術各個領域,以及反對派勢力中的實際領導力量和中堅力量,他們在思想觀念,精神氣質上所受的毛澤東文化的影響,無論正面與負面,都會對中國的現實與發展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在我看來,研究這樣的影響,是我們觀察當下中國許多問題的一個很好的切入口。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今中國的掌權者與反叛者竟然在某些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情感方式、言語方式上都與毛澤東存在驚人的相似。毛澤東在上一世紀連續發動的「培養接班人」、「反修防修反和平演變」教育,以及以後的紅衛兵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深遠影響。經過這些運動長期灌輸,潛移默化下成長的這一代人,如今已經成為大陸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學術各個領域,以及反對派勢力中的實際領導力量和中堅力量,他們在思想觀念,精神氣質上所受毛澤東文化的影響,無論正面與負面,都會對中國的現實與發展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在我看來,研究這樣的影響,是我們觀察當下中國許多問題的一個很好的切入口。
這種對毛澤東文化的清理和批判,就不能不是對一個時代的民族思想、精神、文化的清理和批判;而沒有此種認真、深刻的民族自我反省和批判,中國根本不可能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陰影。魯迅當年曾經說過,有這樣的國民,就必然有這樣的政府。這正是提醒我們,不根本改造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新的國民性,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毛澤東時代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不是沒有可能的。
現在,我們來討論毛澤東文化的第二個特點,談談它幾方面的關係。
首先是它和共產黨的關係,中國當局宣稱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產物,我覺得這反映了事實。毛澤東文化的創造、發展,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所為,而有著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參與。所以研究毛澤東,還必須研究同時期共產黨的其他領袖,如劉少奇(1898-1969)、周恩來(1898-1976)、鄧小平(1904-1997)、林彪(1907-1971)、陳雲(1905- 1995)等。這些人與毛澤東的關係也很複雜,他們既參與了毛澤東文化的創造,但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又和毛澤東有扞格。毛澤東文化是在和他們的互動(相互合作、補充、制約和衝突)關係中形成的。
毛澤東文化不僅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包括知識分子)也參與了毛澤東文化的創造與發展,他們之中不少人是積極「抬轎子,出主意」的。不能把中國知識分子單純看作毛澤東時代的被統治者與受害者,他們同時是歷史的參與者,對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這一段歷史,他們同樣負有自己的責任。毛澤東文化,從思想到實現,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幹部、黨員,以及一些知識分子在這中介過程中的作用,絕不是消極、被動的,也必有自己的「創造性貢獻」。
值得注意的,還有毛澤東文化和群眾的關係,利用群眾搞階級鬥爭、搞建設。群眾有不同的利益群體,這些不同群體會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來理解毛澤東思想,所以群眾最終實踐的結果和毛澤東最初的預想會有變異,這種情形在文革時最為明顯。歷史是各個合力(毛澤東、共產黨、知識分子、群眾)的結果,雖然毛澤東是總體的推動力,但也有力猶未逮之處。這些不同力量的複雜互動才形成毛澤東文化。
1939年出生於抗戰中的重慶,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畢業,1960到1978年先後在貴州省安順地區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1981年畢業留校任教。目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被公認為東亞區域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和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以研究魯迅著名,並曾名列北京大學學生評鑑「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首位。2002年從北京大學退休後,又重歸中學與貴州,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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