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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美:余英時是怎麼作研究的?這年代還可以讀文科研究所嗎?

文/李麗美(前東海大學文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題為〈余英時是怎麼作研究的?——《余英時回憶錄》給文科生的啟發,兼及這年代還可以讀文科研究所嗎?〉。)

一、除非家裡很有錢,否則我一向不建議大學讀文科的學生繼續想不開接著讀文科研究所。畢竟學術工作太難找了!頂著文科研究所的學歷,還可能變成找一般工作的「障礙」。

不過,要是今天有人就是念得很喜歡,也有資質有潛力,那單憑「工作難找」這種「為你好」的理由勸阻別人,好像也不對。

近讀余英時二書,尤其是《余英時回憶錄》,就覺得,可以在「你家不缺錢嗎?」再另加一個指標,即「你有什麼一定要透過讀研究所才有辦法解決或找到答案的學術問題嗎?」讓想讀的人自己衡量是否要「撩落去」。

二、「問題意識」是作研究、寫論文最基本的要素。余英時在回憶錄後半部寫他在新亞書院跟哈佛大學讀書、修課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他自帶的「問題」而開展的。我邊讀就邊讚嘆:「真的是一個天生就適合作研究的人才啊!」「所有文科生都應該讀讀這本書。」但我查了一下,好像不太有人從「余英時是怎麼作研究的」的角度來討論這本回憶錄?我既然讀了此書,那就再順便歸納一下吧。

三、困擾著少年余英時的問題是什麼呢?「我當時正在接受馬克斯主義史學的挑戰,研究的興趣偏向中國社會經濟史」、「我最感緊迫的問題並不是怎麼搞好專業,而是如何克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

原來余英時就讀燕京大學時中共已全面接收了中國,而政治大課、特定意識形態的灌輸,更是堂而皇之的進入校園,強迫人人接受。喜歡胡適、也認可自由、民主、平等觀念的余英時,自然對中共用以大肆宣傳的辯證唯物觀備感扞格,覺得「一切民族或地區的歷史發展最終將歸宿於共產主義」非常不合理,卻也沒辦法提出更好的解釋。於是他希望能考察中、西方歷史,並對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地位及意義做出判斷。

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2018)

四、儘管他在《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提到,應該先掌握「基本經典」,再進行狹而專的研究、環繞問題看書,但我認為這是強調認識經典的重要性,而非反對研究者抱有疑惑或問題。從他這本回憶錄帶出的自身的經驗就可以得知,一個好的、明確的問題,能帶領研究者走得多遠、發展出多宏偉的境地。

當然,不可能每個研究者都能取得像余英時一樣的成就。但如果一個人確實有疑惑,有想解決的問題,他就會有動力去搞清楚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是這麼回事。

他能享受找答案的過程,他寫起論文、記錄下探索的始末,就不需要抄襲別人;他獲得的學問、拿到的學位,就會是紮實的、無爭議的。

五、問題意識之外,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也交代了他是怎麼跟錢穆學習的。這部分可以給研究生的啟示是,入學後應該盡快找到想深耕的領域的老師,請老師開書單、指導讀書方法。

錢穆教余英時讀史籍時要細讀、要比較,余英時邊讀邊做卡片,把他重視的「轉變」都記下來,日後這些卡片便成為他撰寫論文的材料。

每個領域的代表著作不同,好的老師能免去自己瞎摸索、走彎路的時間。「讀書」也不只是從頭讀到尾,而是要看書中作者是怎麼得到那個結論,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我記得這部分余英時一樣在《我走過的路》有特別強調過。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

六、《回憶錄》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點,還在於余英時讀新亞的時候,不光只有用功讀書而已,他還看很多雜誌。有些刊物的編輯、負責人跟他的老師有淵源,找他一起撰稿、選稿這不奇怪;但也有些朋友是因為他有想法、主動投稿而結識的。

雜誌社的人欣賞他,請他兼差,幫忙編務、印刷,他也願意撥出時間幫忙;人家知道他從新亞大學部畢業了,立刻邀請他負責新刊物的創辦,並擔任總編輯一職。(工作自己找上門。)

據此,我想到的是,一位研究生最好不要因為讀了研究所而完全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裡。有機會可以多跟同學和同學之外的人互動,並保持跟學院外的聯繫。

有兼差機會也不要拒絕得太快,如果是有助於日後跟職場的接軌,不妨嘗試看看。報酬多寡真的不是問題,有很多經驗跟做人做事的道理,不是金錢買得到的。

我知道青年余英時在編刊物時沒有這麼多功利的想法。我這裡寫出來,只是因為知道文科生畢業後找工作很不容易,所以不厭其煩的想提醒一下有志於這條路的朋友,讀書之餘可以做些有趣的事(像讀雜誌、編雜誌本身就是件有趣的事),也許不小心就因此培養出第二專長也不一定。

(國北教大郭葉珍教授的一篇臉書文章也可以作為很好的提醒。)

七、余英時去哈佛本來只是去當訪問學者的。沒想到因為他父親移民美國需要保人,所以銜父命改跟哈佛申請博士班就讀。回憶錄中在交代完這段內情後,接著又寫他讀博班時又修了誰的什麼課、為什麼修這些課、修了之後有什麼收穫。

我前面看他當訪問學人都旁聽些什麼課時就覺得有點無聊了,現在他繼續寫修課的事,尤其修的還是什麼羅馬史、義大利文藝復興,就更讓我哈欠連連。

但我打完一個大哈欠後腦袋突然清醒了一些,覺得余英時也太厲害,這不都是至少五十年前的事了嗎?為什麼他可以記得這麼清楚?

我研究所所修的課大概距離現在十二、三年吧,但你問我修了哪些課、學到什麼,我真的講不出來。我唯一記得的是,我跑去台大旁聽了所有我時間能配合得上的歐麗娟老師的課(包括大一國文)。唯有歐麗娟老師的課,我才有辦法跟你詳述她上課都講了些什麼(我每堂課都寫了超多筆記)、為什麼能讓我這麼神魂顛倒。

從自己的經驗推論出去,我想余英時之所以能把自己五十年前讀哈佛所修的課描述得如此詳細,一定是因為那些老師以及上課內容,真的讓他受益良多、真的影響他很大,所以他才有辦法記得那麼清楚。要是很普通、很一般、只為了拿學分拿學位而修的課,哪有可能、有必要花這麼多篇幅去寫出來?

所以,現在的研究生可以從余英時這些修課回憶中學到什麼呢?我想到的是,不要亂修課,而是要從自己的需求(你有待解決的問題)出發,要知道自己選哪些課的目的是什麼、想要有什麼收穫,上完課後也要能說出自己到底學到哪些東西。

還有,課程作業不要應付了事,最好努力寫到能拿出去投稿的水準。而這也意味著不要一次修太多課,以免報告寫不完導致亂抄亂寫。

八、課程作業、報告,絕不是可以隨便敷衍的東西。它是最直接證明一個人是否有研究能力的東西。除了學位論文外,你有越多被專業刊物刊登出來的單篇論文,就越容易找到學術工作。

而這些論文怎麼生出來的?平常修課交出去的作業、報告,就可以作為這些論文的草稿、底稿。找老師討論哪裡需要改進、可以怎麼改;找同學互組讀書會、寫作小組,互給建議,互相監督進度,都是提高自己論文產出的方法。

九、余英時個人很厲害,很有研究天分。但他的回憶錄讓讀者知道,他在新亞,尤其在哈佛,遇到了很多同樣也很厲害、很談得來的同學(大部分都是不同研究領域),也跟很多很有學問、很樂意教人的老師,學了很多東西。我覺得這真的是「讀名校」才有的際遇。

我不是說非名校就沒有好老師、好同學,而是名校之所以是名校,是因為它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水準保證;老師多、學生多,圖書資源多,相關學術活動也多,能帶給學生的刺激和成長,自然也就比非名校來得大。

十、余英時:「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

我讀後的種種聯想、引申如上,當然不排除偏離了余英時本意的可能,不過一樣作為一種紀錄,給自己留存,也讓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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