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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余英時】吳依臻:他們都在找出歷史中人性的真相

文/吳依臻

編按:余英時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但他的學問著述、思想與為人,至今仍在影響著後代知識人、讀書人。2022年7月,聯經思想空間策劃徵稿活動,邀請讀者以「2022,我在重讀余英時」為主題,寫寫對於自己而言影響最深的余英時著作是哪一本、余先生的學術與思考又為個人帶來怎樣的啟發。在動盪不安的2022,我們一起重讀余英時。

會想讀余老師的著作,其實出自於想給自己的心裡找答案,找一個亂世之下青年人如何面對民主與人權,感覺一步一步被吞噬的答案,找一個21世紀文明時代為何還有戰爭的答案。所以想回到歷史裡,看看歷史可以告訴我什麼。一個生存的年代與人民之間的距離,有時直視般近乎來到眼前,貼著你的臉呼吸,侷促而壓迫,令人無法思考。但歷史的長流不說謊,緩緩地從你的眼底下流過,帶你看盡生命演繹的一切。只是我們真的認真讀了嗎? 

回應余老師說的,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中國與蘇聯同樣歷經極權主義統治,東西方兩位不同時代、身份的學者,卻讓我同樣看到歷史洪流下個人與群體國族認同中的人性、瞭解之同情⋯⋯

李懷宇在《余英時訪談錄》裡說,余先生雖然平生未見胡適之,但越到晚年越對胡適先生有親切的認同感。我在演講論壇上見過余先生,在他的身上也感覺到一種親切的認同感,儘管差了一甲子年代。余老師的著作,我讀得並不多,《論天人之際》《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朱熹的歷史世界》……這些經典大作完全還沒碰過,但光從余老師的心史三部曲——《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訪問記》,我已覺得如沐春風、收穫豐碩。回憶錄以余老師的生命經驗為主軸,講解了清末民初以來中國「裡面」的歷史。之所以說「裡面」,是因為藉由他的灼見與分析,帶領讀者進行峰迴路轉、卻極為成熟的思考。資料佐證之深,讓該書的知識密度極高,幾乎沒有一個贅詞;節奏鮮明,完全可以感受到他親自編校的用心。

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2018)
余英時:《余英時談話錄》(允晨,2021)

余老師所提出的洞見之獨到,如講五四那篇——胡適把新文化運動刻劃得與西方文藝復興比擬的謬誤,也提出當年許多保守派成為新文化的有機部份的重要性,以及提到共產主義與儒家的接引作用(儒家重視「均」與「公」的觀念)、間接影響清末知識人對共產意識的接受。他甚至看到汪精衛一意與日本人求合背後,汪可能意識到的,是中國將陷入蘇聯極權體制的思考;並提到本為左派領袖的汪精衛、周佛海,對中共意圖判斷的正確性。

余老師這些細膩而辯證的觀察,讓我看到了「歷史」的另一面,較少被解讀出來的那一面,卻是珍貴的洞見。因而提醒著——不要把自己看成進化的最高點,並以此評判古人。如同訪問記最後提到的,「陳寅恪先生說對歷史要有『瞭解之同情』,錢穆先生則說對歷史需保持『溫情與敬意』,可謂深知史海之浩瀚與人生之無奈。」余先生說,陳寅恪講「瞭解之同情」是要憐惜古人,不要從你的觀點去批評,看古人為什麼在那樣的情況、說那樣一句話。這句話現在看來好像不合理,可是在他那時候,不得不這樣說,你要找出他的原因來。

我對這件事好奇且渴望,同樣也在西方世界裡找答案,在透過閱讀俄羅斯作家亞歷塞維奇的作品後,我發現,他們竟有一種「殊途同歸」之處——都在找出歷史中人性的真相。讀亞歷的作品,是因為我想了解我無法換位思考的國族主義情操,究竟社會主義在人的靈魂中召喚了什麼?她身為報導文學的社會紀實者,認為歷史只關心事實,把情感摒除在外,因而想用一雙人道主義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眼睛。

「然而這背後與醉後的清醒換來的,是對蘇聯無垠的緬懷與悼念,個人與群體產生了一種失落感,永遠回不去的鄉愁。當物質主義取代了理想生活,再也沒有人願意光榮地死去,展開了一種沒有歷史的生活。人在之中只是熬過了,而不是活過了。」

(《二手時代》,頁27)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著、呂寧思 譯:《二手時代:追求自由的烏托邦之路》(貓頭鷹,2016)
Swetlana Alexijewitsch。相片來源:維基共享

回應余老師說的,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中國與蘇聯同樣歷經極權主義統治,東西方兩位不同時代、身份的學者,卻讓我同樣看到歷史洪流下個人與群體國族認同中的人性、瞭解之同情,看到余老師秉持對人本質的尊重、以及對於人性的態度,對比之下所作出的不同選擇。比如在對「文化」的看法上,余老師透露出了與胡適的差異:

「而我不像他(胡適)把文化看得那麼神聖,文化是為人服務的,人總不能為文化尋死。「為文化尋死」這件事我不能接受,文化不是信仰,不是宗敎。文化是一種價值,這種價值能讓人生活得更完美,更高尚,但文化本身並不是我要崇拜的對象,為它犧牲幸福和生命就是倒因為果了。這是現在研究中國文化的人沒法跳出的一個盲點,好像失去了文化,我們的生命就沒有意義了,這是很荒唐的。事實上,是我們讓文化有意義。」

(《余英時訪問記》,頁147)

感念余老師走過這精彩的一生,並傳承其精神譜系留下給我們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知道是不是生於這個物質的時代讓我覺得很茫然,不知是不是在這樣的時代,很難真正作為一個知識人、擁有豐厚的精神生活讓我很茫然。也許我對余老師所投射的,是感覺到他能理解歷史與未來的人們,在各自的時代所面臨的困境,卻依然寬厚而包容,提醒我們如何思考、自處、成為知識人的溫暖。而這也是鄭培凱老師在訪問記裡提到影響他最深的地方:

「我覺得余先生對我刺激最大的是,讓我認識到學術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不止是概念遊戲,認識到歷史理解,不止是探討客觀趨勢。我們的生活是真實的,過去歷史上的人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我們都是歷史當中的人,理念的運作變成主義來實行,當中有很多真實的人會受苦,會民不聊生。這種相信客觀歷史趨勢與理念實踐的偏執,會造成民族的苦難,研究歷史的人不能不看到,不能不關心。我當時跟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對很多事情想得比較天真,有時偏執於理念,偏執於「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和余先生經常辯論的結果,讓我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改變,是我們要研究探討的歷史,是真正活生生的人怎麼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生活,怎麼經歷他們的悲歡離合,怎麼過日子。

(《余英時訪問記》,頁191)

余老師逝世一年了,但我總覺得他沒有遠離,甚至比更多當代學者離我更近——離我的心情更近,對當代的關懷也更近。他教會我閱讀歷史的態度、以及看中國的角度,我永遠銘記在心,感念余老師走過這精彩的一生,並傳承其精神譜系留下給我們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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