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虛擬貨幣能改變生產關係嗎？由合作社到社會貨幣的反思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記錄／陳世浩

編按：什麼是合作社？臺灣也曾有過合作經濟的經驗嗎？而今年愈漸受到重視的虛擬貨幣經濟，又有哪些被忽略的利弊呢？2022年2月，藝術行動者黃孫權在臺大城鄉所展開主題演講，分享他從黃埔新村的「共藝術合作社」、中國美術學院教學經驗，以及近年區塊鏈的研究和實踐，呼應合作經濟的可能性。

| 講者簡介 |

黃孫權，橫跨建築、媒體、社會運動與藝術的藝術行動者（Artivist）。現為中國美術學院網络社會研究所所長，曾任《破報》總編輯。研究專長包含建築與空間理論、文化與媒體、社會運動與跨領域藝術。曾積極參與台灣與香港社會與媒體改革運動，一度在1997年號召和組織臺北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並以此為題拍攝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近年開始從事策展、藝術創作以及及區塊鏈研究，成立「搗蛋藝術基地」，作品曾參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我們家在康樂里／城市光柵〉（2007）、〈日常生活的一天〉（2013），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雙年展〈烏托邦出櫃〉（2014），以及個展〈無地之愛──在田野與社會性空間中的藝術〉（2014）。著作包括《綠色推土機》、《除非我們尋找美麗》、《建築與烏托邦》。譯有《自己幹文化──英國九零年代的派對與革命》。

臺大城鄉所今年度實習課以「合作住宅」(Co-Housing)為主題開展。實習課主持老師邀請了不同學者和社會工作者，分享他們地區合作經驗。黃孫權這次分享他從黃埔新村的「共藝術合作社」、中國美術學院教學經驗，以及近年區塊鏈的研究和實踐，呼應合作經濟的可能性。現在虛擬貨幣的熱浪掀起對社區貨幣的討論，但黃認為「社區貨幣」其實並非新鮮概念，繼而從他創立合作社說起。

這並非一般的田調，而是透過一起「做晚餐」的過程，聆聽他們的故事，重塑當地的社區關係。

黃埔新村：首次藝術者合作社的嘗試

黃孫權一開始憶述在臺首次的合作社經驗是在黃埔新村發生。當時的他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研究所任教。他與學生發起並組成「搗蛋藝術基地」。黃提到當時高雄市文化局在發展駁二文化特區前，在多個直轄市中經費最少。為轉型當地眷村，文化局於2015年在黃埔新村「以住代護‧人才基地」試辦計畫。他與師生在2016年2月參與計畫的第二期。

位處高雄鳳山的黃埔新村為國民政府遷台後首批成立的眷村，由原廣州黃埔的陸軍官校在眷村正對面復校，故眷村亦改名為「黃埔新村」。當時軍校由負責陸軍訓練司令部的孫立人將軍所執教，他與其部下均住進黃埔新村。隨着孫立人纏上兵變官非，其部下所居住的黃埔新村人人自危，深憂捲入白色恐怖之中。久而久之，居民關係亦變得互相猜忌，關係難以修補。

面對大時代遺下的裂縫，黃孫權師生既修補房屋，也修復眷村裡的社區關係。他們進駐以後，就率先趕在春節前，將黃埔新村的老舊眷舍房子修好，並在門口貼上春聯，繼而改造出像廚房和書房公共空間。歷經8個月日積月累的合作關係下，促使他們在同年9年改組成「共藝術合作社」(Co-Art Co-Operative, CACO)，經社會局註冊並對外公開招募社員。在進駐的三年裡，他們不斷進行作田野調查，透過訪談收集眷村居民經歷。

黃孫權強調，這並非一般的田調，而是透過一起「做晚餐」的過程，聆聽他們的故事，重塑當地的社區關係。期間他們更舉辦了免費工作坊，甚至把黃埔經歷製成作品，參與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期待藉元宇宙重塑歷史中北碚的公共空間，打破中國人一直以私人空間為主的說法。

Beibei.City：在元宇宙打開文資保存的新可能

從黃埔新村的經驗開始，黃孫權感覺到實體空間或無可避免地消失，繼而在想到底有沒有可能在虛擬重塑有關的空間，把人的歷史故事留下來，訴說予下一代年青人。他們嘗試以VR重塑保留黃埔新村的物質和非物質的部分。這次經驗也啟發他往後到中國美院教學時的實踐。他透過鄉村建模，在以太坊區塊鏈的虛擬實境平台Decentraland「重建」重慶的北碚，並名為 “Beibei.City”。黃指出，北碚是中國首批出現現代化公共空間的城市，像興建公園等。黃期待藉元宇宙重塑歷史中北碚的公共空間，打破中國人一直以私人空間為主的說法。

在中國美院期間，黃在中國不同城市，不斷延續了像黃埔新村的合作經濟計劃。舉例說，他們在2017年深港城市＼建築雙年展的集體作品《革命後的第一天》，以城中村為題開展了「餘食共享」計劃，把菜市場的剩食再煮共食。他們回收起附近社區遺棄的免洗餐具，清洗後再包裝，用在這次計劃之中。

黃孫權認為傳統街頭運動只能解決某部分社會衝突問題，但結構性的消費生產問題卻沒有絲毫被改變。

為何是合作社？：網絡社會的再思考

話題回到合作社議題上，黃孫權反問大家「為何是需要合作社？」。他表示，自己作為「合作社」的忠實愛好者，常常也會提問自己這個問題，到底跟搞社會運動有什麼關係？

作為社會運動的過來人，從太陽花學運、香港反送中等街頭運動，黃孫權認為傳統街頭運動只能解決某部分社會衝突問題，但結構性的消費生產問題卻沒有絲毫被改變。黃繼而指出2000年以後全球流動空間深受網絡出現所影響而改變。他舉出網絡社會學學者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為例，早在其著作像《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認同的力量—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The Power of Identity) ，以及《千禧年之終結》(End of Millennium) 提及過類似觀點。

尤其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黃指出學者繼而提出更多關於網絡社會、信息時代的見解。柯司特在2008年以後，先後出版了Aftermath: The Cultur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以及Another Economy is Possible。當中談到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Catalonia)，有60%經濟收益是出自合作經濟。黃由此引伸合作經濟或是解決網絡社會的問題。

另外黃孫權又提到他的好友——現任國立新加坡大學傳播學系的邱林川教授，曾著有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和 Goodbye iSlave的書，討論網絡科技影響下急劇改變的社會，例如富士康工人中出現 information have-less的現象（城市和鄉郊居住的工人擁有資訊的落差）。

黃在大會期間再次舉辦「合作松」，更邀請了台灣的食物銀行、中國的農村合作社等，兩岸三地的伙伴參與其中。

以平台合作主義挑戰共享經濟巨頭

黃孫權從邱林川這位好朋友，帶到另一個重要的主題——平台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ism)。黃談到由Trebor Scholz所撰寫的 Platform Cooperativism，從2015年研究Uber的分享經濟，提出當中的問題並提出「平台合作化」(platform corporatism)，針對平台資本主義的問題。Scholz繼而從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開始舉辦平台合作主義大會，並推廣到全球各地。

關於Scholz編寫的書籍，黃孫權又推薦另外三本，分別是：Uberworked and Underpaid、《讓我們平台合作社吧》，以及 Ours to Hack and to Own。Uberworked and Underpaid提到Uber平台出現以後，傳統工作出現零工經濟(gig economy)現象，應得報酬減少。另外Scholz跟另外一位媒體研究學者Nathan Schneider合編的Ours to Hack and to Own，討論平台合作社(CO-OP)取代Amazon、Uber、Airbnb等平台巨頭的可能性。當中他特別提到他有參與其中的《讓我們平台合作社吧》，書中提及不同類型的合作社案例，由傳統工會、教育以至藝術，例如布魯塞爾的藝術合作社Smart (Société Mutuelle Pour Artistes)。

平台合作主義大會201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黃孫權表示自己當年也有參與其中。黃承接在2016年中國美院在上海首次辦合作社黑客松——「滬托邦合作松」(Hutopia Coopathon)的經驗。黃在大會期間再次舉辦「合作松」，更邀請了台灣的食物銀行、中國的農村合作社等，兩岸三地的伙伴參與其中。同一時間，他又分別在臺北、高雄、杭州和香港各辦了一次「拍腦會」，每場邀請20幾個當地合作社來一起以「合作的技術技術的合作」為題，討論科技與合作的關係。（另見講者的文章：《生根：為何需要平台合作主義》）

現在民族國家透過印鈔超發貨幣，通貨膨脹來完成更不平等的累積，而加密貨幣很相似的是，發行的貨幣仍然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從合作社到虛擬貨幣

經過不斷反覆的實驗，黃孫權開始從合作社反思，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如何交換東西？」。他表示，自己參與平台合作主義的時候，發現當中提到的價值，與國際合作社聯盟（ICA）的七大原則不一樣。黃提到德國到台灣的消費合作社，像主婦聯盟，採購關係並不一定發生在社員內，只能透過外來貨幣進行交易。黃同時又遺憾地表示，純粹只做社區貨幣是「死路一條」，因為社區貨幣在走出社區以後就喪失用途。他舉例說，假若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與計程車工會合作社達成公約，他們的社區貨幣就有用途，重點在於不同類型合作社之間的串連。

談到貨幣，黃孫權詢問大家有否念過《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他認為書中馬克思對普魯東主義者（Proudhonist）的提問：「改變流通工具就能夠改變相關連的生產與消費嗎？」，讓他有深刻反省。黃孫權指出如今區塊鏈和虛擬貨幣讓人交換變得方便，但讓他疑惑的是：過程中誰負責生產、誰負責消費？他認為從古至今，不論是Adam Smith、普魯東主義者、加密貨幣的出現，一直着力解決的是分配與所有的問題，卻忽略了生產的問題。

「你知道持有加密貨幣最多的也是少數幾個人，其他網絡上的也是被割韭菜」，黃孫權表示，現在民族國家透過印鈔超發貨幣，通貨膨脹來完成更不平等的累積，而加密貨幣很相似的是，發行的貨幣仍然集中在少數人身上。他認為這一直呼應着馬克思一百多年前對普魯東主義者的提問。雖說如此，黃也坦言知易行難。

比較合作社(CO-OP)、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以及分散式自治組織(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黃孫權提到差異在於合作社是一人一票，不論股金多少，但話語權在DAO則是依賴擁有貨幣的多寡來決定。另外一點就是，關於社員制，合作社與平台合作社都是基於利害關係(interestedness)，但DAO卻是去利害關係。黃孫權認為這一點有好有壞，沒有利害關係也使得參與者能不受其身份條件所限制，像種族、性別、政治立場等，但他也強調「去中心化」也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美好，「他也不管你身份是不是二二八或納粹的加害者」。黃指出 DAO 的信任建立在合約技術上，雖然「包容」了更多人，但同時也反向「排除」了部分參與者。

「希望未來社會的利益並非按照每一個人口袋裡的錢來決定，應該是按照社群來實現」，黃孫權強調這是他為何一直堅持推動合作社的原因，指出社會利益應該由社區的關係和對話所產生。黃孫權最後分享他的實際行動——社會貨幣COOP作結。黃以中國美院網絡社會研究所的名義，從2021年4月開始與在公鏈組織Nervos (CKB) 總結構師合作。該位結構師了解黃的合作社經驗，資助並協助在Nervos公鏈上開發社會貨幣COOP。他讓每一位合作社成員擁有COOP的社會錢包，現在有200多位成員擁有，作為合作社社員的憑證。COOP像是時間銀行的紀錄，合作社社員依據勞動時間獲取COOP，或是利用金錢換取COOP，例如：參加中國美院網絡社會研究所的活動就能獲取C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