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斯鳴（思想史、改革開放史研究學者）
我之所以願意梳理這個話題，源於最近給朋友討論的兩個問題。大家都經歷了21世紀初中國自由主義的大繁榮，但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慘淡現狀卻很讓人費解：
第一，進入21世紀初的胡温時代，中國的市場經濟得到確立，自由主義也基本主宰了輿論場，似乎印證了政治學上的「權威遞減理論」，人們認為舊的制度在新時代難以維持繼續，中國實現政治轉型也為時不遠了。然而，為什麼自由主義在各種保守的思潮反擊下，竟然毫無抵抗力，喪失了半數或多數信眾呢？也就是說，為什麼它的影響力是這麼脆弱呢？
第二，最近幾年，自由主義者內部的思想與價值也愈發混亂，他們的認知缺陷也愈發明顯。最深刻的一個反映是，2020年的美國大選中，估計八成以上的「自由派」都成為「川粉」。川普在政治學光譜上具有嚴重的反民主右翼獨裁傾向，在西方主流社會中，他早已臭名昭著。可是為什麼，中國的自由派寧可相信川普，也不相信他們過去一貫推崇備至的美國民主制度呢？
所以，這些都不得不讓人反思中國當代的自由主義以及自由主義者，是那些因素導致了這些令人費解的事情發生呢？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本文先介紹一下當代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然後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這期間的自由主義是寶貴的，它不僅賡續了80年代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且，這個時期的自由主義退掉了80年代「激情歲月」的浮躁和狂熱，更深刻理性地思考中國文化、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自由主義的回暖（1992-1997）
20世紀中國的自由主義有兩個大流行期，一是民國中後期，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二是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以後產生的自由主義思潮。後一波很大程度是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開明政策的結果，隨着1987年胡耀邦被迫辭職及1989年天安門事件，一度興起聲勢浩大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自由主義進入蟄伏狀態。
幸而這種「清理整頓」持續的時間並不長，這是由於鄧小平為了維持改革政策，對胡趙的處理並沒有擴大化，他們提攜栽培的多數改革派官員仍然繼續被重用；其次，蘇聯解體使得中共決策層很多人都認識到，必須繼續80年代的改革開放政策，否則就會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促使思想界發生變化的直接原因是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南方談話」等於是為改革以及某些西方價值正名，否定了一些極左理論的合法性。南方談話後，宣傳系統人事出現了大幅調整，屬於「左王」鄧力群嫡系的中宣部長王忍之被調離，改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人民日報》社長高狄也被撤職。以此為標誌，80年代以來鄧力群一系控制宣傳系統的時代結束，言論空間大大放鬆。
代表這一波自由主義回暖的是四本雜誌的創辦，分別是《炎黃春秋》、《東方》、《戰略與管理》和《百年潮》。這些雜誌創辦者均是胡趙的舊部或80年代改革時期拔擢的高官，其中《炎黃春秋》創始人杜導正是趙紫陽在廣東時期的老部下，80年代擔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東方雜誌》創辦人鍾沛璋是胡耀邦在團中央時期的老部下，曾經擔任《中國青年報》總編輯以及中宣部新聞局局長；《戰略與管理》創辦人鄭必堅曾經擔任胡耀邦的政治秘書，在80年代備受胡耀邦器重，後來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校長為胡錦濤）；《百年潮》創辦人鄭惠則是80年代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這四本雜誌各有特色，《炎黃春秋》以探討黨史為主，以論史來不斷突破意識形態禁區，通過還原重大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的真相，來衝擊舊的意識形態。炎黃春秋編委會聚集了黨內一批有名望的老人，他們包括于光遠、李鋭、朱厚澤、龔育之、範敬宜、何方、李普、曾彥修等人，這些人都擔任過副部級以上領導，並且是老一輩共產黨人中國思想理論水平最高的一批，由他們的保駕護航，《炎黃春秋》得以延續25年之久。
《東方》雜誌創辦過程中，得到了張岱年、湯一介、任繼愈、夏衍、趙樸初、王元化等人支持，他們都是支持自由主義的學者，因此該雜誌以思想學術討論為主，有人亦稱之為中國內地的《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學術刊物）。作者群亦偏學界，包括李慎之、李澤厚、劉東、王小波、陳平原、楊東平、孫立平、徐友漁、梁治平、秦暉、雷頤、崔衞平等。李慎之即因1994年在該刊發表的幾篇文章，被思想界矚目，成為「自由主義領軍人物」；陝西師大教師秦暉也是因為在該刊的幾篇文章，從此走紅，不久就被調入清華大學。
《戰略與管理》則以討論經濟、政治和外交為主，該刊由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主辦，這個機構的創始人及為之站台的高級領導包涵谷牧、袁寶華、汪道涵、秦川、劉鴻儒等人。作者群包含蔣緯國、基辛格、杜潤生、王吉思、蕭功秦、王紹光、時殷弘、林毅夫、蔡昉、秦曉、温鐵軍、俞可平、汪丁丁、袁純清等人，以改革派官員以及與政府聯繫較為緊密的學者為主。
總之，這五年期間自由主義是以一種低調的形式存在，主要載體是黨內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上述四本刊物更像是精英群體的思想沙龍。但是這期間的自由主義是寶貴的，它不僅賡續了80年代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且，這個時期的自由主義退掉了80年代「激情歲月」的浮躁和狂熱，更深刻理性地思考中國文化、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改造主張，不少在日後改革中得到採納。這四本雜誌及它們的作者，註定會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座標。
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政府對社會的全方位鬆綁，城市化，等這些社會經濟環境發生的基礎性變化，更創造了自由主義流行的社會基礎。
二、探路和新時代革命（1998-2002）
以1995年陳雲去世、1997年鄧小平去世為標誌，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體開始擺脱老人政治的陰影，完全獨立地探索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回看這個事情發生的變化，我們認為江比鄧採取了更自由的思想管控路線，並且江澤民以及新上任的朱鎔基對市場經濟的擁抱更熱烈。
受益於輿論環境的改善，1998年言論出版尺度大幅放鬆，被稱為「出版界元年」，這年過去很多被視為禁區的作品都獲得發行，比如戴煌的《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韋君宜的《思痛錄》，葉篤義的《雖九死其猶未悔》，週一良的《畢竟一書生》，丁東的《顧準尋思錄》和徐友漁編著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李慎之做序的《自由主義的先聲》等。
同時，宣傳部門對報紙的管控也在放鬆，《南方都市報》、《京華時報》、《財經》紛紛在1997年或1998年創刊。這些報刊雖然由黨報所創辦，但是在運營上遵循市場方式，在內容尺度上也大幅度放寬，一經問世就表現出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
如果說上一階段的唱主角是體制內的「兩頭真老人」，那麼引領這一波是八十年代被啟蒙的五零後新三屆們，他們中的多數在8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經過十餘年的積蓄和沉澱，終於在新的時代開始有所作為。
這一時期，還發生了三個基本性的變化，進一步為自由主義的傳播打下了堅實基礎。第一是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改革。雖然中國高層一直注意反對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但在經濟改革上，對自由主義熱烈擁抱，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弗里德曼、林重庚、吳敬璉、厲以寧等）成為政府的座上賓。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的產權、法治、規則等，其實為政治上、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增添了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政府對社會的全方位鬆綁、城市化等，這些社會經濟環境發生的基礎性變化，更創造了自由主義流行的社會基礎。
第二是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及加入WTO。江澤民突破了以前中美關係的範疇，1997年10月江澤民訪問美國，1998年6月克林頓回訪，中美關係遠遠好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任何時期，進入了蜜月期。1999年底，中國與美國就加入WTO問題達成協議，並且於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國與西方達到從來沒有的親近，中國亦正式加入世界體系。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被認為是美國或西方的有害思想，中美關係和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這些變化，也使得作為「西方思想「的自由主義在中國流行獲得了更強的「合法性」。
第三是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使得人民言論獲得了一個巨大的新空間。建國後，中共形成了一套對報紙、廣播和電視的嚴格管理制度，在這些傳統領域，民間並沒有多少發聲的餘地。而互聯網的出現，使得民間意外獲得了可以無限擴大的輿論陣地。
總之，江澤民的最後一個任期是中國思想大變化的前夜，國內政策、國際環境、技術環境等多方面都出現了利於自由主義發展的因素，多種利好的合力終於催生了胡温時代的自由主義大繁榮。
到2010年左右，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和思潮。這個時期，即使是很多政府官員也都在不同程度贊同自由主義的一些主張……
三、全面繁榮（2003年—2012年）
進入胡温時代以後，中國的自由主義進入了全面的復興。對於這次復興，除了以上梳理的世紀之交經濟和社會發生的新變化外，我們更不應該忽略胡錦濤和温家寶個人的作用。
胡錦濤和温家寶都是80年代改革中選拔出來的接班梯隊成員，他們與胡耀邦均有甚密的關係。其中，胡錦濤於1982年至1985年擔任團中央書記，這是胡耀邦曾經長期擔任的職務。胡耀邦在外出考察中，多次帶領胡錦濤一同前往，顯然是在培養、歷練他。1985年，胡錦濤又外放擔任貴州省委書記，成為主政一方大員，這年冬天，胡耀邦親自來到貴州考察，並在此過春節，再次凸顯他對胡錦濤的重視。而温家寶是胡耀邦親自選擇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二人朝夕相處數年，温對胡耀邦的感情篤厚，從《再回興義憶耀邦》就可以看出來。總體來看，胡温二人在治國理念上受胡耀邦影響頗深，基本沿襲了80年代改革時期的寬鬆路線。
有人說把這波自由主義歸結為中國十年黃金期，我們認為這有本末倒置之嫌。我們並不認為是經濟騰飛催生了自由主義，而是自由主義的流行釋放了社會的活力，促進了經濟騰飛。
胡温時代自由主義的傳播廣度，遠遠超過以往的任何一波自由主義，堪稱是一場「國民啟蒙運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領域：
1. 自由主義傾向的市場化媒體的繁榮。紙媒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廣東兩地，北京主要有《新京報》、《京華時報》、《法制晚報》、《經濟觀察報》、《中國經營報》、《財經》、《新世紀》（後改名《財新週刊》）、《中國改革》、《民主與法制》等，廣州主要是南方報系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21世紀報導》，以及《同舟共進》等。
新興的互聯網媒體也基本都被自由主義主導，影響力最大的是騰訊和網易，這兩個網站不但成為流量巨大的新聞門戶，並且創造了很多高品質評論分析品牌，比如騰訊的「今日話題」，網易的「數讀」等。其他有影響力的網站還有搜狐、新浪、和訊、鳳凰網。
最能體現輿論尺度變化的是，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中共中央直屬「喉舌」，出於經營等考慮，也逐漸用市場化的辦法創辦或改版各種子報子刊。其中人民日報系的《京華時報》、《人民論壇》、《文史參考》，新華社的《經濟參考報》、《財經國家週刊》、《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都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
2. 在一些自由主義氛圍濃厚的大學或學院，也出現了不少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學術群體。比如包括法學家江平在內的中國政法大學學術群體，這個群體聚集了大批法律學者，為傳播法治思想做出了巨大貢獻；有袁偉時在內的中山大學學術群體，這個學術群體在史學、政治學和公共管理方面頗有建樹；有錢穎一在內的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學術群體，其影響主要是經濟上的市場自由主義。另外，一向是自詡為「自由主義大本營」的北京大學，也產生了很多自由主義學術群體，比如在社會學系、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機構內。此類學術群體在全國頗多，規模大小也不一，但是毫無疑問這批學者成為胡温時代最活躍的群體。
3. 在自由主義影響下，公民社會理念也在城市中產社會和知識團體中逐漸流傳開來，很多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NGO）也空前活躍起來。包括茅於軾創辦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楊東平創辦的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劉曉光等創辦的阿拉善生態協會，李連杰創辦的壹基金，徐永光創辦的南都公益基金會等，數年內新成立的NGO組織就達數十萬個，而具有一定實力、比較活躍的有近4000家。
總之，經過1992年南方談話後的蟄伏醖釀，經過胡温時代的廣泛傳播，到2010年左右，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和思潮。這個時期，即使是很多政府官員也都在不同程度贊同自由主義的一些主張，中央一些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也都在積極進行市場化、公開化、法治化方面的改革，大有深恐落後的態勢。網絡新聞、短信段子以及市場化報刊銷售網絡的普及，也使得自由主義走出知識群體，滲透到民間，即便是鄉村百姓也開始了解法治、民權等觀念，也開始調侃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現象。當時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中國已經基本實現自由主義的啟蒙，按照孫中山的「民主三部曲」，基本完成「訓政」，馬上要進入「憲政」階段了，自由傾向的精英階層普遍對歷史都充滿樂觀。
事實證明，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就是在技術上革了自由主義的命，由於移動自媒體的門檻大大低於傳統媒體，自由主義的一統天下的局面很快喪失，陣地多數都被蠶食。
四、對自由主義大繁榮時期的反思
到了文章的最後，我們不禁要思考文章開始提出的兩個問題，即：自由主義在社會上一度取得獨佔鰲頭的影響力，為什麼會在其他思潮的反擊之下，衰退如此迅速呢？為什麼自由主義者言論公信力、影響力逐漸邊緣化，甚至「公知」成為負面詞彙呢？——除了有外力的故意歪曲之外，自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本身有沒有問題呢？
首先，我們還是要跟80年代那波自由主義做比較，80年代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一種上下聯動的思潮，整個社會發生了一場深刻的系統性的革命。不僅知識分子開始接受自由主義，官方也在吸收其很多主張，部分程度改造了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並進行了很多制度性變革。後來證明，這些制度性變革成為保護自由主義的屏障，即便是發生了1989年的政治動盪，自由主義仍然能夠沿襲下來。
胡温時代的自由主義則更多集中在民間社會層面，更像是民間的思想普及運動。雖然胡温對自由主義思想是默許的態度，但是他們奉行「不折騰」理論，並沒有對制度做出相應的改革，胡温十年既沒有在社會治理上踐行自由主義主張，也沒有能產生一套保護自由主義的制度機制。因此，這一波的自由主義在社會上是一過性的，並沒有在制度層面紮根。
從表現形式上來講，80年代的自由主義仍然是以學術和理論探討為主，知識精英以及中共黨內傾向於改革的政治精英是這波自由主義的旗手。而21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潮，主要陣地是媒體，相當大程度上是「媒體自由主義」，新興的互聯網和市場化報刊記者編輯們是最重要的旗手，而其受眾是閲讀媒體的普通民眾，註定了這波自由主義缺乏深度，同時為了商業影響力目的，越來越主動迎合普通民眾的口味，走向廉價化、民粹化和簡單化。
並且他們的先機在於搶佔了市場化媒體和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一旦當政府收緊管制，以及其他相競爭的勢力，一旦學會使用新的輿論工具，他們的資源和技術優勢也會喪失。事實證明，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就是在技術上革了自由主義的命，由於移動自媒體的門檻大大低於傳統媒體，自由主義的一統天下的局面很快喪失，陣地多數都被蠶食。所以，胡温時代的自由主義很大程度上又是「泡沫式的互聯網自由主義」，雖然發展迅猛，聲勢浩大，但是又是充滿脆弱性的。
儘管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是對的，但是由於當代自由主義者在認知上的缺陷——他們對自由主義的認識是膚淺的、不完整的，浮在概念和價值上的。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這些21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們。我們的自由主義領軍人物們（多數是50後及60後）往往是他們同時代、同文化層次最有領悟能力，最有良知正義的，但是亦存在時代給他們成長留下的烙印，比如：過度的理想主義（相信完美烏托邦的存在），二元化對立思維，缺乏科學理性精神（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革命破壞主義（雖然他們在理念上反對革命，但是在方法上卻關於採用「革命式的）；所受教育有限，專業性差；以價值代替事實，判斷事物先入為主。
因此，他們建構的自由主義存在諸多嚴重的紕漏，比如：
1. 因為自由主義發源於美國，愛屋及烏，對西方過於完美化。他們忽視了自由主義只是西方思潮的一部分，西方也存在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有害思潮，並且具有相當影響力，即便是自由主義本身存在很多問題。自由主義者構建的西方制度形象，是近乎完美的歷史終結點，是無所不能的，是充滿道德正義性的，是中國必須無條件學習和遵從的。
然而，現實的西方社會是存在很多嚴重問題的， 歐美國家在不同程度的衰落，西方對新興力量的崛起也不能接受。所以，當中美關係出現根本性變化，當越來越多中國人出國留學或者移民後，發現西方諸多方面與自由主義的描述發生衝突後，自由主義的神聖公信力的開始坍塌。
另外，相當多的自由主義者出於對西方制度的崇拜，也不自覺陷入西方中心論，即相信只有西方白人是文明的，有資格領導這個世界。因此，他們不支持西方的平權運動，諷刺西方左翼人士為「白左」，支持川普的種族主義言論，淪為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者。他們不知道這些「白左」恰好是當年中國貧困衰弱時同情幫助中國的那些人，他們也不知道川普主義者不僅歧視黑人，也仇恨中國人。
2. 與對西方的過於美化相對應的是，這波自由主義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製度過於完全否定，形成「逢中必反」的思維慣性。在自由主義關於中國形象的建構中，存在着中國國民性是卑劣的，中國文化是沒有創造力的，需要被西方文化所取代的，中國製度是充滿道德的惡的，是違背歷史潮流的的傾向。
其實，人們對任何事物的觀察都受制於歷史條件，比如中國衰弱的時候，人們更習慣去發現文化和制度的缺點，而忽視合理性或優點。當這些年中國逐漸崛起後，人們發現，中國文化也是具有很強的創造力，以及與世界主流文明的相通性，中國的某些制度也是有其獨特合理性，這也是中國成功的原因之一。
一些自由主義者基於對中國製度的完全否定，他們把對政治人物的好惡建立在他們對中共的態度上，只要是反華反共的都會擁護，只要是親華親共都被認為是「邪惡的同謀」。所以，他們對包括川普在內的極端反華主義者，往往抱有親切感，他們對川普的感情，完全建立在川普對中國強硬的基礎上。他們最終陷入因為擁護川普反華，而相信、支持川普一切言論的境地。
3. 以價值替代事實的傾向。即這些自由主義者對事物的接受，以及是非的判斷不是基於事實，而是這個事物表現出來的價值傾向。只要是符合自己價值標準的，即便是偽造的、虛假的信息也全盤接受，並且有時候還主動去完美化；只要是不符合自己標準的，即便是真相也拒絕接受。
這種傾向導致自由主義者近年來對國內國際重大問題上的認知，越來越背離事實，信息越來越失真混亂。比如，他們出於對中國現行制度的不喜歡，而拒絕相信中國在科技創新上的成就，仍然覺得日本、台灣在各方面都是遠遠領先於中國大陸的；再比如，此次俄烏戰爭，凡是俄軍的敗績，即便是破綻明顯的謠言，他們也都毫不例外地相信和宣傳；只要是對烏克蘭不利的消息，或者對烏克蘭合理的批判，即便屬實，他們也不接受。他們越來越深刻的被束縛在自己的的「信息繭房」裡，致使現在很多自由主義者匯聚的微信聊天群，都成為「謠言傳播群」，他們最終又成為他們所批評的對手的樣子。
所以，儘管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是對的，但是由於當代自由主義者（主要指那些被視為領軍人物的50後、60後自由主義者）在認知上的缺陷——他們對自由主義的認識是膚淺的、不完整的，浮在概念和價值上的。這注定了他們可以充當啟蒙作用，但是無法能發揮更深刻的專業性建設作用；他們對舊的意識形態破壞力巨大，但是建設能力薄弱。
中國轉型是迅速的，使命是多層次的，不僅需要否定舊的的東西，更需要新的思想指導中國深層改革和處理國際關係。自由主義者走向邊緣化，不可否認有外力原因，但是跟自身發展不足，無法依據當代國情回答這些問題有關，以至於他們被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一代所拋棄。自由主義者只有蜕變升級，真正誕生一批客觀、理性，具有專業性和思想力的新人，才能承擔起自由主義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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