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祖為（前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當學生信任一位老師的時候，會願意向他訴說很多故事。 在我的教學生涯裡，我聽了無數的故事。
很多時候，訴說的人都是一面說着，一面流淚，或一臉無奈，眼裏盡是茫然的。是年青人通常遇到的煩惱：父母的壓迫、 失戀、學業的挫敗、對前途的迷惘、升學／工作的選擇、精神健康的困擾等等。
我從沒接受過專業輔導的訓練，只是憑着自己的人生經驗，和從哲學中得到的有用東西，幫助同學解惑。所以有些問題，因缺乏專業訓練，我是愛莫能助的。
例如，有位學生失戀，尤如海嘯來襲，整個人生都快要塌下去了。我除了說安慰的話，不懂得怎樣幫他減輕痛苦。後來他找了校內輔導中心的專業人員協助，才學到一些方法，將自已從崩潰的邊緣挽回過來。
另一回，我因一事去電請一位同學幫忙，接電話的她，竟因情緒困擾，正被關在醫院裡治療。她出院後我盡量聆聽及開解，但對這位同學來說，她最需要的，是藥物治療、專業輔導和愛心關懷。
若愛裡沒有是非對錯，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勸她就人際關係的事上，建立是非標準，畫一些的界線，讓是非對錯構成自己情緒和性向的一部份。
亞里士多德教我的輔導方法
可是很多其他困擾，根源在於同學對問題的癥結沒有掌握，或價值的錯置，或對自己和世界認識不足。 這時候，我的哲學訓練便能派上用場。
在我有限的哲學知識內，我覺得最有用的，是分析哲學的方法、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心理學、孔子的思想、J.S. Mill 的道德和政治哲學、當代自由主義有關自主的論述、唐君毅的兩冊《人生之體驗 》、MacIntyre 對 practice and internal good 的分析、人生意義的哲學分析等。
記得一位同學向我哭訴，她常被霸道的妹妹欺負，背後還有偏袒妹妹的父親。每次爭拗，讓步的都是這位同學。她感到委屈、無助、恐懼。我問她有沒有憤怒，她竟答，「沒有」。
憤怒是由一種道德對錯的判斷所引發的：人被不公平對待時，憤怒是自然的情緒反應。我追問這位同學為什麼沒有憤怒，她說因為愛是無條件的，即使對方是不合理，也要盡量遷就。她也懼怕失去至親的關係。
我回應說，若愛裡沒有是非對錯，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勸她就人際關係的事上，建立是非標準，畫一些的界線，讓是非對錯構成自己情緒和性向的一部份。
這些是我從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學回來的。
亞里士多德認為，很多時候，人的行為是由他的心理性向 （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 所引導，而心理性向是由他對什麼是好的判斷 （what is the good）所構成。這位對家人沒有憤怒的同學，她的 conception of the good 沒有給予公平（fairness）和互惠（reciprocity）適當的位置。
當對方向你敞開內心世界，邀請你一同思索他的人生，代表着他對這友誼的信任和期望。你獲得的回報絕對不能以金錢去衡量，也不能在金錢交易中出現。
Conception of the good and the world
後來，我漸漸建立了一種了解人的分析架構。粗略的講，了解一個人和他的行為，要掌握他的conception of the good （他重視的價值是什麼）和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他認為他的生活世界大體上是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是可改善或是不可改善的）。在這裏我不能詳加解釋這架構，只是想說，多年來我運用它來了解身邊的朋友和學生，也幫助他們分析自己，至今依然覺得頗為有用。
不少同學曾問我，若我不當教授，最喜歡的工作是什麼。 我想，就是以哲學助人解惑。
當時我想，這並不是社會所認可的一種職業，所以我一直視它為一種興趣。直至七、八年前，我才知道原來西方在90年代已發展出一種名為「哲學輔導」（philosophical counselling） 的課程和工作，在香港也有少數人士在推廣。
不過，對我而言， 我最享受的哲學輔導，還是在師友情誼裡的一種深度互動，而不是專業規範下的有償服務。能夠為別人作哲學輔導是一種福氣，是難得的機遇。當對方向你敞開內心世界，邀請你一同思索他的人生，代表着他對這友誼的信任和期望。你獲得的回報絕對不能以金錢去衡量，也不能在金錢交易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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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為， 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退休）。 近年研究興趣為儒家政治哲學、 比較政治哲學，及當代民主理論 。 近年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人文價值中心」擔任全球學者及訪問教授，教授儒家政治哲學。2021-22年於台灣中央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任訪問學人。 著作包括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 (Princeton, 2014) （中譯本：《儒家致善主義: 現代政治哲學重構》，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 ） 和 Joseph Chan, Melissa Williams and Doh Shin eds.,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Bridging the Empirical-Normative Divide (Cambridg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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