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1年12月21日，由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等機構主辦的「超克『華人』：馬華文化主體的建構與制約」講座在線上進行。講座邀請了學者蘇穎欣，討論半世紀來華社從「發明傳統」、「去中國性」到「公民轉向」，說明其主體性論述的想像與制約，同時提出批判思考以華人身份作為主體的可能。
| 講者簡介 |
蘇穎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文學博士。目前為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暨語言學院講師，研究興趣為東南亞歷史、文學與知識生產。譯有新加坡作家亞非言（Alfian Sa’at）的《馬來素描》。
馬來西亞華人（下文簡稱馬華）文化主體建構與歷史政治一直處於依存與相兢的關係。本次演講主題主要著重於1970年代後的馬華文化主體建構與制約。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暨語言學院講師蘇穎欣剖析馬華文化主體的建構及轉化時，亦輔以歷史與政治時空脈絡梳理及分析。
歷史分水嶺切在1970年代，是因為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爆發種族衝突——五一三事件。
蘇穎欣解釋，五一三事件後，大馬的政治、文化、教育都經歷巨大轉變，馬華對自身處境充滿憂患意識，也普遍可追溯到五一三事件。她以馬華詩人傅承得的詩作《驚魂》為例子，指出馬華作家寫作時經常反復出現有關五一三事件「被洗劫一空」的悲戚印象。
馬來西亞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許德發曾指出：馬華社會作為移民群體所面對的集體焦慮：「馬華社會一直面對著傳承及尋找本土主體性的問題，這是由於來自國家與現實壓力迫使華人必須尋找認同方向，一方面它必須保持其華人性，而另一方面則又必須基於現實需要，尋找本土化坐標。」
「然而，所謂限度問題——要放棄多少華人性和融入多少本土性——卻成了華人社會的焦慮來源，加以它長期追求的自身社會結構和機制完整化未能功成，長期缺乏各種資源使然，使其文化記憶方向不明確，文化體系也很難深耕發展。」
蘇穎欣認為，許德發在這段話中提出「放棄多少華人性」和「融入多少本土性」的限度問題，普遍上被認為是馬華的主要焦慮來源。不過，她認為蘊含本質主義預設的二元對立，其實值得重新反思，因為「本土性」和「華人性」並非對立關係。
華社經常高喊「鬥爭」及「傳承」等字眼的口號，而背後即是華人對於自身主體延續的焦慮。
後五一三的憂患意識
無論如何，當今的馬華確實存在這份拉扯與焦慮的情感。這股不斷尋找及塑造華人文化認同的需求，有其歷史脈絡。
1970年代是「後五一三的年代」。馬來西亞政府落實新經濟政策（NEP）、土著與非土著的區分及固打制。1971年政府再推動《國家文化政策》，排除了非馬來及非穆斯林的文化作為「國家文化」。
自此開始，馬華文化長期處於國家政策的邊緣，因資源缺乏而難以建制化，甚至處於抵抗國家的位置。華社經常高喊「鬥爭」及「傳承」等字眼的口號，而背後即是華人對於自身主體延續的焦慮。蘇穎欣認為，上述這種「焦慮論述」即是探求文化主體性的表徵。
不過，馬華文學界對於主體性的探尋及論辯，其實不是1970年代才開始，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此前，20年代在馬來亞的作家曾經討論如何在作品中注入「南洋色彩」、30年代談「地方文藝」、40年代則討論「文藝獨特性」等等。1970年代經歷種族衝突之後，馬華文化界開始瀰漫的憂患意識，則更和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政治文化境況息息相關。
1970年代後的馬華主體建構大致分為「傳統發明」、「去中國性」及「公民轉向」的三大階段。在不同階段中，馬華文化主體的建立經常都是投射在某種「相對的他者」身上，例如相對於「土著」、相對於「馬來至上」、相對於「國家」，或相對於「中國」。
他們想像出一個「在那裡」的飽滿中華文化，而所謂的「本土」就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仿佛在地生活無法提供任何思想及文化資源。
中華傳統發明及表演
首先，經歷強烈危機感及憂患氛圍之後，1980年代大馬華人社團（簡稱華團）曾有過一股重振復興華人社會的運動。當時華團每年輪流舉辦「華人文化節」及各類文藝表演活動。蘇穎欣解讀說，此「復興運動」其實是透過表演，試圖彰顯華人文化也是大馬文化的一環，以尋求華社的重新自我肯定。
她引述學者林開忠（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的說法，指這種看似「文化尋根」的過程，可能實際上是「華人文化的再創造」。這些透過舞龍、舞獅、舞蹈、書法、詩歌朗誦方式表演出來的「華人文化」，其實不純然只是「華人文化」，而是馬華社會在當時的政治遭遇下所「再創造」並加以展演的文化。
蘇穎欣也指出，這種憂患意識下的文化創造與表演，在1980年代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興起的「校園憂患散文」風潮，以及延續至今的「傳燈」傳統都有跡可循。
「馬大中文系迎新時會讓新生圍成一圈，接著關燈，由一位同學點起蠟燭。然後，燭火會慢慢地傳，直到每個人都點亮手中的蠟燭，並開始心情分享。這種儀式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她補充提到，學者黃錦樹及莊華興等人，先前皆曾批評這種校園憂患缺乏實質內容及核心思想。
文化熱的吸奶與斷奶
1990年代，馬華文化主體的探尋過程出現了一股自詡「獨立」的新聲音，主張知識工作不應受到政治及商業的操控，並推出《馬華知識界文化宣言》。
蘇穎欣將之解讀為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的「文化熱」傳到馬來西亞的影響。由於當時許多中國、香港及台灣學者來到馬來西亞，因而在馬來西亞引起「文化中國」的熱烈討論。
這部《馬華知識界文化宣言》提出，要將「傳統中華文化」與「本土生活方式」的融合，開展馬華獨特的主體性。然而，蘇穎欣認為，這份宣言有幾個面向，值得商榷及省思。
第一點，當時的知識分子提出一種不受政治干擾的「文化淨土」超然姿態，實際上可能難以達成。其次，當時談論的「文化交融」，其實預設了本質主義式的文化理解，即「中華文化」、「西方文明」、「回教文明」 仿佛是邊界清晰的穩固存在。
她續稱，這份宣言似乎也隱含了馬華的「思想」與「實際經驗」之間的斷裂。他們想像出一個「在那裡」的飽滿中華文化，而所謂的「本土」就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仿佛在地生活無法提供任何思想及文化資源。
「這裡說的本土生活方式，可能內容就只是你吃叻沙（laksa）、吃咖喱，你跟中國人不一樣。可是所謂的『中華文化』是在他方的……這是馬華一直自認處於雙重邊緣很重要的原因。」
對於這種「遙遠而飽滿的中華文化」及「缺乏文化的本土生活」的想像，在1990年代末以黃錦樹為首的旅台馬華作家及學者都曾提出批評。他們認為，馬華社會經常強調要「復興」及「傳承」的，其實是某種符號化及想像出來的中國或中華文化。
舉例來說，黃錦樹1997年時曾撰文批評，馬華社會經常舉辦「文字缺席」的書法、春聯、相聲表演活動，或是儀式過度隆重的文學獎、文學節、文化節。這些文化活動的壓軸，經常都是上演全場挨個的傳火或傳燈的儀式，一幅暗示「文化將亡、匹夫有責」的悲情意象。黃錦樹批評，這些具祭儀作用的表演性凌越了一切，缺失的卻是實質的文化或文學內容。
這種對馬華文化「中國性」的深切批判，以及後來馬華文學論者提出的從中國「斷奶」論，是1990年代馬華論述的主軸。旅台學者如黃錦樹、林建國、張錦忠、鐘怡雯、陳大為等等也逐步建制化及鞏固「馬華文學」這個學科的發展。
「可是，獨立後華人的身份愈來愈固化後，我們就把駁雜的身份給忘記，1970年代的焦慮論述其實也把峇峇排除於『華人』之外，不去談論或將之視為是『不純正的華人』及『不那麼華人』。」
以公民主體超越華人主體？
蘇穎欣續指，千禧年後，馬華的主體性論述出現「公民轉向」。
事緣2001年5月28日，馬華公會介入收購南洋報業控股，當時華社發起「528黃絲帶運動」反媒體壟斷，超過90名中文書寫的評論人宣告罷寫，並組織「維護媒體獨立撰稿人聯盟」（WAMI）。
由於華文媒體、華文教育及華人社團被視作「華社三寶」，而反壟斷運動分子因此被視作挑戰及對抗傳統「華文媒體」的位置。不過，當時反媒體壟斷分子打出了新的青年論述，強調他們有別於老一輩「為族群爭取利益」的本位，提出「突破族群意識」及「跨越社群」的獨立精神。
這套論述強調站在「公民」角度，超越「華裔」的族群本位，同時也不再依附於「中國」或「中華」的集體或霸權，轉而呼籲跨越馬來西亞不同社群的交流。
蘇穎欣認為，自2000年以來的公民轉向發展後來一直發展到2018年首次政權更迭，如今似乎也到了需要重新梳理、反省與總結的時刻。不過，她也坦言，作為身處其中的人，或許仍難以處理此問題。
「純正」主體想像的侷限
蘇穎欣在演講過程也提及，由於馬華主體的建構及侷限的問題，與她的成長及知識組成經驗其實息息相關，此議題對她而言著實不容易處理。她觀察到，馬華的主體認同總是相對於他者，而試圖建構一個飽滿而固化的華人身份想像，但這種「華人視角」實際上帶來許多侷限，讓馬來西亞華社的視野受到制約及限制。
她提出了華人視角的三項侷限。首先，她質疑「祖父輩移民敘事」的無限循環，因過於強調「香火」延續及鞏固華僑父權，而忽略了馬華社會的其他可能性。「當我們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的時候，男性移民敘事不斷循環。大家喜歡研究族譜，各個會館宗族喜歡寫不同籍貫的遷移史，喜歡寫華商成功人物傳記，包括馬華文學中也都是男性移民的故事……而我們往往看不到女性在其中的角色。」
蘇穎欣提到的第二項侷限，則是「中華性」（Chineseness）與「本土性」的假對立，讓人們忽視了馬來世界的駁雜而流動的歷史事實。她認為，某種去蕪存菁的精華「華人性」其實不存在，因為馬來世界的歷史來看，交融和駁雜就是在地本來的景象。
她借用新加坡歷史學者蔡秀敏所提出「以馬來世界為方法」，點出土生華人或峇峇（Peranakan）就是在地文化交融的例子。「可是，獨立後華人的身份愈來愈固化後，我們就把駁雜的身份給忘記，1970年代的焦慮論述其實也把峇峇排除於『華人』之外，不去談論或將之視為是『不純正的華人』及『不那麼華人』。」
她點出的第三項侷限，是「馬華文學」對文字純正性的執念。她認為，許多人會將「文學」視作華人性的最高指標，馬華文學的建制化反倒使其變成封閉的圈子，無法打開更寬廣的視野，去認識未知的部分，例如峇峇文學。「現在的馬華文學領域，其實一直是受限於1970年代以來對華人、華文、華教的定義來形塑的文學研究。」
蘇穎欣續說，Peranakan（土生華人）運用語言是峇峇馬來語（Baba Malay），即是福建話與馬來語相結合的語文，他們用峇峇馬來語書寫文學及小說，可是這些文學在如今的「馬華文學」研究中是看不到的或刻意忽略的。「我覺得，當前這種對華人性的追求，反而是阻擋了我們的視角。我在想的是，我們要把如此看待馬來世界的駁雜方式重新打開？」
她接著以馬來西亞理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瑞明 （Tan Sooi Beng）所成立的劇團「破浪布袋戲」（Ombak Potehi）為例子說道，「其實這些駁雜的文化交融，是每天都在發生的，尤其是民間宗教和表演方面。只不過我們一直刻意視而不見，因為混雜的東西難處理。然而，我們的常民生活就是處於這種狀態，只是我們總是很用力地，想要尋找一個飽滿的主體，一直認為自己是有缺陷的……」
蘇穎欣坦言，馬華主體性的問題與她的生命經驗切身相關，對於究竟如何肯認「華人」的認同之時，也超越克服她所見華人視角的侷限，她尚且也沒有完整的解答。 然而，捨棄某種本質主義式的文化想像，也停下因焦慮而不斷再造及表演的中華性，或許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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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柔南出生，國立中正大學哲學與傳播雙主修畢業。喜歡紀錄片，喜歡跟社會現實攪和，曾在馬來西亞獨立媒體《當今大馬》任職記者，寫政治、寫環境、寫調查報導，但始終最在意性/別。因為發現女人不婚不育就有一生可以浪費，膽敢辭職後目前在台灣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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