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1年10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發起、並展開了為時三日的「沈思」穆斯林影展，並邀請了多名導演、學者參與討論，反映出在不同社會、文化、政治脈絡下穆斯林世界所面對的問題。當今穆斯林世界仍存在哪些亟待被發覺、討論的問題？又有哪些被忽略的苦難與聲音？（本文節錄、轉載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rfan Muhammad記錄、黃凱薈翻譯，文章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ICCS-NYCU）2021年穆斯林影展「沈思」（Tafakkur）首場講座活動，即是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社會學與馬來研究系教授Syed Farid Alatas所主講的「理解伊斯蘭之途徑:教義、文化、意識形態與烏托邦」（Approach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slam: Doctrine, Culture, Ideology, and Utopia）。
我們必須釐清所謂的「伊斯蘭」實際上指的是什麼。我們說的是普世伊斯蘭，是教義、是理論、是意識形態、是烏托邦，還是人們的文化？
Syed Farid Alatas：我們必須理解伊斯蘭是異質的
Syed Farid Alatas強調，就像看待其他宗教一樣，我們應當將伊斯蘭的廣泛教義，與反映人類觀點、感受、文化偏見的人為詮釋相互比較。
伊斯蘭是個宏大的宗教，包含了許多原始、純粹、普世的價值。然而，如今卻有許多對穆斯林的負面描繪，認為穆斯林厭女、暴力甚至涉及恐怖行動。這意味著人們雖然能對有利人類的普世觀點有所共鳴，但同時也依據自身的感受、文化偏見，乃至是人性與生俱來的惡念，詮釋這些教義。
「穆斯林文化」與「伊斯蘭」之前的關係有三種理解的方式：
第一種理解，穆斯林文化直接受到伊斯蘭影響。Farid舉例，穆斯林按日曆齋戒的文化就是直接受伊斯蘭影響，是全球各地穆斯林共同實踐的傳統文化。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則是「多福」（abundant）概念，其中的部份宗教實踐，影響了一些穆斯林的人生。此外，穆斯林社群習以為常的小事物，例如使用右手的三根手指抓飯的習慣，被視為穆斯林進食應有的儀態。
第二種理解，則是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與伊斯蘭教義背道而馳。伊斯蘭從未禁止女性接受教育。伊斯蘭肯認女性的財產權，旁人包括其丈夫無權剝奪其財產權。即使如此，在一些伊斯蘭社會中，女性不僅禁止接受教育，其財產權更是遭到剝奪。
第三種理解，伊斯蘭對個人生活沒有任何影響。以清真食品而言，伊斯蘭規定穆斯林使用清真食品，卻未明確表明為何種食物。吃麵包抑或吃米飯，端看個別社群的既有飲食文化。
Farid說，上述這些都能與伊斯蘭掛鉤，但當我們試圖檢視穆斯林時，我們必須很清楚自己試圖談論的是什麼。我們是在談論《古蘭經》、伊斯蘭的宗教實踐、經由人們所詮釋而產生差異的宗教教義，或是不同的哲學流派？是蘇菲派（Sufism）嗎？還是普遍的穆斯林？
簡單來說，伊斯蘭必須以不同層次的方式來理解。首先，我們必須釐清所謂的「伊斯蘭」實際上指的是什麼。我們說的是普世伊斯蘭，是教義、是理論、是意識形態、是烏托邦，還是人們的文化？其次，我們必須理解伊斯蘭是異質的。穆斯林群體之間的宗教實踐、文化都有著巨大的差異，因為這些並非只受到伊斯蘭的影響，也受到社會、地理、歷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 講者簡介 |
賽益法立（Syed Farid Alatas），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與馬來研究系教授，馬來西亞人。於1991年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他曾在馬來亞大學(UM)東南亞研究系任教，隨後到新加坡國立大學(NUS)任教。他於2007年至2013年間，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馬來研究系主任，目前是該校的社會學教授。他的研究領域為歷史社會學、社會科學的社會學、 社會理論、宗教社會學（伊斯蘭社會學），宗教對話及跨宗教對話。他的研究興趣也涵蓋社會科學哲學、社會學理論、政治經濟學。
電影是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的戰場，它不僅僅再現穆斯林群體，或是面向穆斯林觀眾，它亦是宣揚特定伊斯蘭教義和生活方式的宣傳工具，甚至是政治力量。
Okky Puspa Madasari：電影是意識形態的戰場
另一名講者印尼作家兼學者Okky Puspa Madasari則以「想像伊斯蘭：電影中身份與意識形態的戰爭」（Imagining Islam: The Battle of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Film）為題，放映多部影片講解印尼伊斯蘭電影版圖的概況。
Okky表示，電影中再現的伊斯蘭，隨著時間的轉移而有所改變。電影創作者如何想像伊斯蘭，與他們處境、環境，以及社會事件息息相關。電影是意識形態的戰場，透過電影創作者及其觀眾的背景，我們能夠探尋他們所再現的是哪一種伊斯蘭。
電影是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的戰場，它不僅僅再現穆斯林群體，或是面向穆斯林觀眾，它亦是宣揚特定伊斯蘭教義和生活方式的宣傳工具，甚至是政治力量。Okky認為，這個戰場存在於電影之內，也在電影之外。「電影之內」的戰場，包含了圍繞在劇情、主角、造型乃至演員和製作人的宗教信仰等的辯論；「電影之外」的戰場則涉及公眾對電影的接受度，以及各方的審查，包括來自穆斯林演員、政府當局、不認同電影中伊斯蘭觀點的穆斯林領袖。鑑於穆斯林領袖的影響力，電影敘事並非如同我們想像的自由。
一般而言，電影製作人的反應可分為三種：有的會自我審查，有的試圖協調，有的則為了捍衛言論自由而抵抗。然而，抵抗者的下場，往往是電影遭到意識形態不同者禁播，更甚者攻擊或監禁他們。
| 講者簡介 |
奥基 · 馬达薩里（Okky Madasari），印尼小說家、散文作家、研究員，目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修讀博士學位。2010年至今，奧基已出版了11本書，包括5本小說及4本兒童小說。奧基的小說曾翻譯成英文、馬來文、德文及阿拉伯文。除了赤道文學獎，她也在2017年獲得Detik.com頒發的「Kartini Masa Kini」，和在2019年獲頒「東南亞未來女性獎」。她亦曾於2017年在愛荷華大學擔任寫作榮譽研究員；於2018年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學者和常駐作家 。
中國政府也驅散穆斯林的集體禮拜、逮捕宗教領袖。清真寺的裝潢陳設也受到管制，寺裡掛上習近平或毛澤東的肖像和標語，寺外門前則升起中國國旗以展現愛國。
張中復、侍建宇：在新疆，受壓迫的穆斯林
影展首日的第二環節著重於維吾爾族的危機。維吾爾族是居住在中國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其中大部分為穆斯林，經常遭受壓迫。
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侍建宇，引述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家楊鳳崗的「宗教三色市場論」解釋，中國政府為了有效管制，將宗教分為三大類。第一類被稱為紅色市場，即官方承認五大宗教：道教、佛教、伊斯蘭、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第二類灰色市場（gray market），即是未獲承認、法律上未定義的宗教，包括民間信仰等等；第三類黑色市場（black market），則是被認定為非法宗教，或中國政府所稱的邪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試圖將所有宗教「轉紅」，消除灰色和黑色市場。 2017年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加強了上述「轉紅」。 這項政策始於2016年，中國政府當時通過「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制定了四項限制，其中包括宗教必須貫徹社會主義觀，宣揚社會主義及中共之意識形態。法規中「宗教極端主義」的定義模糊，讓其他宗教傳教者、信徒或資助者都深怕被視作「邪教」，而遭受嚴厲懲罰。外界普遍相信，這些條例旨在針對伊斯蘭。
對新疆穆斯林的宗教迫害層出不窮。所謂「非法」宗教建築不斷遭到拆除，包括建築本體、宗教號誌、阿拉伯文字，甚至是墓園及神龕；嚴禁日常生活中的伊斯蘭宗教實踐，女性不可戴頭巾，男性不得蓄鬍。中國政府也驅散穆斯林的集體禮拜、逮捕宗教領袖。清真寺的裝潢陳設也受到管制，寺裡掛上習近平或毛澤東的肖像和標語，寺外門前則升起中國國旗以展現愛國。
另一名講者、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張中復也有類似的看法。張中復在題為「弔詭的『中國化』聖戰：當前中國恐懼伊斯蘭情結下的穆斯林同化運動」的演講中解釋，伊斯蘭其實存在於中國已久，且長期獲得中國人的接納。
不過，中國的穆斯林又分為兩種，即口說華語的回族穆斯林，以及口說突厥語的維吾爾族穆斯林。說華語的穆斯林占穆斯林群體的主導地位，而中國近代超過千年的歷史中，穆斯林少數與漢族多數已在文化變遷、社會適應和民族認同三個維度中，形成了共生的結構。
因此，中國雲南、臨夏等省份有相當多的伊斯蘭教徒，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這些地區口說華語的穆斯林，有別於新疆穆斯林的情況，其宗教實踐相對獲得國家的支持。比如在雲南，儒家思想和伊斯蘭思想良好地交融。格迪目派（Qadim） 和蘇菲派（Tarekat）等古老的宗教派別，亦體現出中國西北地區的中國元素。從清真寺建築就能清楚看見這點，其建築風格帶有中國色彩，而非阿拉伯風格。此外，作為伊斯蘭蘇菲主義教派之一，臨夏的哲赫林耶派（Jahriyya）信徒是透過燒香向宗教導師穆爾西德（murshid）表達尊重及紀念。
問題是，為何近年來，中國會開始出現恐懼伊斯蘭的現象呢？
中國反伊斯蘭情緒不同於西方的恐懼伊斯蘭。在中國，伊斯蘭教並不是新興宗教，而是早已存在了數千年的信仰。中共在2012年以「宗教中國化」這個模棱兩可的理由，發動新一輪对同化穆斯林的戰爭，使仇視伊斯蘭的情緒蔓延開來。政府透過新媒體，特別是網路廣為政宣，以漢族為主的極左知識分子也開始公開發表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
張中復表示，新疆危機和中國激增的極端反穆斯林信仰，將造成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義及宗教極端主義的三大威脅。惟他認為，中國大部分穆斯林實際上是溫和派。中國的漢族多數和穆斯林少數之間，已建立了長達數百年的共生關係，只有在接納溫和派伊斯蘭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允許穆斯林在中國保有其社會文化身份認同，才得以維繫下去。
| 講者簡介 |
侍建宇 Shih Chien-Yu，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並為國立陽明交大社文所博士候選人，曾任教於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珠海學院、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現於陽明交大社文所撰寫維吾爾民族主義博士論文，主要研究領域為中亞國際關係與新疆治理，尤其關注安全與族群政治議題，例如中亞與阿富汗伊斯蘭主義、維吾爾民族主義在中國新疆境內與海外的發展。過去二十年曾於哈薩克斯坦、日本、歐洲與土耳其多個維吾爾離散社群進行田野調查。
張中復，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曾任該系系主任、台灣民族學與人類學會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伊斯蘭教史、中國西北穆斯林社會與文化、回族民族誌、與蘇非派門宦等西北教派現象。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田野調查多集中在甘肅、寧夏與青海的回族和撒拉族社群。其中又以甘肅的臨夏回族自治州為主要地點。
只要帶著正確理解宗教，宗教也可以作為解放之源。女性迄今仍面對各種不義、壓迫及暴力。她期盼世界各地的社運分子，協力對抗榮譽处死。
Abeer Zeibak Haddad、Riffat Hassan：「榮譽處死」與穆斯林世界的女性命運
「榮譽處死」指的是為了維護家庭尊嚴和榮譽而處死一個人。而諷刺的是，這項習俗主要針對女性，且須由其親屬執行。雖然世界各地不同宗教都有類似的習俗，但在現今，在許多穆斯林占多數的社會中仍實行榮譽處死。中東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及沙地阿拉伯，或是南亞的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等國家，仍能常見榮譽處死。於是乎，人們將榮譽處死與伊斯蘭掛鉤，就不意外了。
穆斯林影展第二天放映的紀錄片《自由之花》（Women of Freedom，2016），即揭示了巴勒斯坦社會榮譽處死的文化。以色列導演Abeer Zeibak Haddad以巴勒斯坦婦女的故事為主軸，講述當她們的父母和親人崇尚這份「榮譽」時，這些婦女就成為了暴力及殺害的對象。
在Abeer的母國以色列，每年約有10名阿拉伯婦女遭榮譽處死。Abeer說，她在10歲那年第一次聽到社會上存在榮譽處死的實踐。當時，她的家鄉拿撒勒（Nazareth）有個女孩未婚先孕，其祖母將水銀倒入她的耳朵中處死她。
Abeer決定打破沈默。她身處的社會，至今仍有許多以「榮譽處死」這一扭曲概念為名，謀殺女性的案例。為這部紀錄片做田野調查的過程中，Abeer在婦女庇護所遇到了數名倖存的女性，她們至今仍生活在恐懼中。她也遇見遭榮譽處死女性的家屬，以及在獄中會見了一名殺害親身妹妹的男子。這名男子，自小受教育要當家作主、捍衛家庭榮譽，事實上也是代代相傳家庭榮譽觀念下的受害者。
謀殺就是謀殺，没有所謂的「榮譽的謀殺」。然而，司法制度卻選擇同理這種現象，將之視為阿拉伯社會的內部問題。儘管如此，Abeer相信紀錄片的力量能對觀眾帶來情感上的長期影響，並促成人們的轉變。秉持著這股信念，Abeer持續拍攝，以開拓全新的社會新觀念。除了《自由之花》以外，她在更早以前的2011年，曾執導紀錄片《Duma》，探究巴勒斯坦社會的性暴力問題。
《自由之花》於2016年在以色列海法電影節（Haifa Film Festival）首映後，於2018年在全球多個電影節中共榮獲五個獎項。作為囚犯改造計劃的一環，這部紀錄片也在以色列10座監獄中放映，而Abeer也親身在映後與囚犯展開討論。觀影者中就包括了有暴力前科的囚犯。
巴基斯坦裔美國神學家兼穆斯林女性主義者Riffat Hassan隨後在題為「理解穆斯林社會的『榮譽處死』⸺以巴勒斯坦女性為例」（Understanding “Honor Crimes” in Muslim Societies: Case Study of Palestinian Women）的講座中，從學術角度作出回應。她解釋，我們有必要理解各個伊斯蘭社會。特別是阿拉伯社會的神學與歷史脈絡。
Riffat也提及了伊斯蘭教義與文化之間的鴻溝。她解釋，宗教並非從天堂直接掉下來，而是特定文化社會中的生活實踐，相同的宗教在不同的文化中，將展現出不同的特質。她續稱，世界五大宗教——猶太教、伊斯蘭、基督教、興都教與佛教，全都是從父權文化中發展而來。其中包含以男性為主導、男性為中心、男性為導向的特質，男人永遠位居上等位置，而女人則居於下方。
由於宗教詮釋大都根植於父權文化視角，以致形成父權偏見，因此以非父權的角度來詮釋《古蘭經》至關重要。為開展這類宗教詮釋，Riffat采用語言精確性、哲学一致性，以及正義概念的取向，來解读《古蘭經》。
她說，穆斯林将《古蘭經》看作上蒼的神啟，那麼祂必然反映出上蒼的品性。上蒼不同於常人，而使祂至高無上的品性就是正義。《古蘭經》的每字每句必定是反映出祂的正義，若有經文彰顯不正義的時候，那就不會是正確的詮釋。她也相信，《古蘭經》非常保護女性，對女性並無成見。
因此，她認為應多向穆斯林女性傳達正確的《古蘭經》詮釋，讓她們清楚自身的權益，並以此達至平等。穆斯林世界目前主要有兩種運動。一派人採取世俗主義，倡議人權價值，不以宗教為途徑，而只仰賴人權相關法律。而Riffat则認為，只要帶著正確理解宗教，宗教也可以作為解放之源。女性迄今仍面對各種不義、壓迫及暴力。她期盼世界各地的社運分子，協力對抗榮譽处死。
| 講者簡介 |
Abeer Zeibak Haddad，來自巴勒斯坦，不僅是電影人、導演、製片、演員，也曾在貝特貝爾學院從事電影教育。 出生於以色列拿撒勒，目前定居雅法，畢業於特拉維夫大學，考獲戲劇藝術碩士學位，隨後進入藝術工作。她的劇場作品包括《琳阿姨》（Aunt Reem） 及《巧克力》（Chocolates）。2011年，她執導及製作了自己的首部紀錄片《Duma》；2013年，她曾擔任意大利今日宗教電影節（Religion Today Film Festival）的國際評審。 她的第二部電影《自由之花》講述了以「榮譽處死」為由遭殺害的女人之故事，並在2018年榮獲五項大獎。
瑞法哈山（Riffat Hassan）出生於巴基斯坦。此前，她在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大學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任教33年，如今是該校的荣誉退休教授。她在英國杜倫大學 (Durham University)雙主修英語及哲學，後來也在杜倫大學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學位。1999年，她創立非營利組織——巴基斯坦女性暴力受害者權益國際網路(INRFVVP)。瑞法哈山是位多產作者(www.riffathassan.info )，也曾獲得多項榮譽和獎項。
時至今日，巴勒斯坦的形象已不再是90年代媒體所呈現的那副恐怖主義樣貌。巴勒斯坦如今是個強調尊嚴、正義及自由的地方。
包修平：從巴勒斯坦的選擇，看台灣的未來
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人對抗以色列殖民的鬥爭仍在持續。近年，全球各地支持巴勒斯坦獨立的聲量漸強，並獻議「兩國方案」作為解方。不過，這一解方也備受反對，因為以色列持續佔領併吞巴勒斯坦領土，已違反多項和平條約。
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包修平認為，「一國方案」或許不失為一種選擇。他在題為「解放的理念：緣起與方式」的座談中解釋，所謂「一國方案」，指的是巴勒斯坦及猶太人共組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此，在去殖民的過程中必須消弭以色列建國意識形態——猶太復國運動（Zionism）。
包修平表示，由於兩國方案始終無法達成，催生了所謂一國方案的構想。書面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已於1993年，代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簽署了和平協定，即以色列必須撤出加薩（Gaza）及西岸（West Bank），轉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來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以色列也就多項爭議課題談判，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地位、歸還巴勒斯坦難民、拆遷猶太聚落、邊境與安全課題等。
最初，以巴雙方大部分人民都支持這份協議。然而，1995年9月簽署的《奧斯陸II協議》（Oslo II Accords），卻將西岸分為三個主權區域：A區（18%）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B區（22%）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共同控制，C區（60%）則由以色列掌管。
與此同時，以色列也鑑於宗教及策略考量，在東耶路撒冷（East Jerusalem）和西岸設立猶太聚落。即便這些聚落的設立已違反國際法，以色列仍執意持續增設聚落。以色列也在西岸設立圍墻及哨站，限制巴勒斯坦獨立戰士的行動。他們宣稱，設立圍墻是為了防止巴勒斯坦人滲透進猶太聚落和以色列領土。包修平解釋，以色列建造圍墻之舉也顯然藐視了國際法。另一邊廂，加薩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包修平解釋，加薩自2007年以來就像是世界最大的監獄，被包圍在此的210萬巴勒斯坦人，除了缺乏醫療資源，也持續面對著以色列的襲擊。
從上述這些實際情況來看，1993年的和平協議已是宣告失敗。事實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初是主張以武裝鬥爭獲取獨立，惟後來妥協選擇和解。而巴勒斯坦武裝伊斯蘭激進組織「哈瑪斯」（Hamas）則接續其爭取獨立的鬥爭，主張武裝鬥爭才是爭取巴勒斯坦獨立的唯一途徑。
時至今日，巴勒斯坦的形象已不再是90年代媒體所呈現的那副恐怖主義樣貌。巴勒斯坦如今是個強調尊嚴、正義及自由的地方。
對於東亞國家如台灣而言，以色列是個以生產高科技產品著稱的地方。在台灣，政治人物及商人甚至將以色列視為楷模，因為以色列有能力在阿拉伯國家環伺之中建國。
然而，包修平不認為這是歷史事實。反之，巴勒斯坦才應該是台灣的楷模，因為它已對抗以色列佔領長達70年。無論如何，當台灣躋身國際社會時，將會有許多改變，包括對巴勒斯坦議題的立場。許多台灣年輕學生造訪了以色列及其佔領地區，並獲得了親身的經驗，因此在未來幾年，他們對巴勒斯坦的理解也將會有所轉變。
| 講者簡介 |
包修平 Bāo Hsiu-Ping，2017年9月畢業於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Arab and Islamic Studies)，在歷史學者Ilan Pappe指導下，取得巴勒斯坦研究博士學位(PhD Palestine Studies)。博士論文題目為〈哈馬斯的政治轉型及參與， 2003-2013〉(Hamasʼ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engagement, 2003-2013)。過去曾在風傳媒及報導者等電子媒體發表巴勒斯坦議題的相關文章。現職為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開設近現代世界史、現代中東史及現代巴勒斯坦歷史課程。
再頑強的制度也有動搖的一天，當溫和派伊斯蘭逐漸成為伊斯蘭主流面貌，女性將能毫不受限地發揮潛能，少數群體也將能無所畏懼地發聲。
圓桌論壇：我們能夠面對這些系統性的不平等嗎？
2021年穆斯林影展「沈思」的最終環節，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劉紀蕙、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社會學與馬來研究系教授Syed Farid Alatas共同主持的圓桌論壇。多名與談人在論壇上激起了多項議題的討論。
台灣伊斯蘭團結協會的Samer Talat解釋了台灣人對伊斯蘭的普遍誤解。他說，台灣人會以為穆斯林都來自阿拉伯，但事實上全球只有18%的穆斯林住在阿拉伯世界。此外，人們誤解了真主的概念；更有人以為只要身在台灣，穆斯林就可以喝酒。然而，實情並非如此，對穆斯林而言，真主無所不在，無論我們在哪裡，真主都能看見。
馬來西亞獨立學者兼作家Adib Faiz則解釋了穆斯林電影人，是如何透過影像來描繪跨族群的互動關係。Barmaver Syed Noorzuha則描述了媒體及影像如何將穆斯林刻畫為「恐怖分子」。
電影中的伊斯蘭再現是圓桌論壇的熱門主題。喀什米爾大學（University of Kashmir）亞洲研究院的學者Bilal Ahmad Malik講述了寶萊塢電影中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與錯誤再現；英國斯旺西大學（Swansea University）的歐盟聯合學程研究員 Asif bin Ali分享的主題則是「從Jodhaa Akbar (2008)到 Padmaavat (2018)：探索印度電影中的伊斯蘭描繪 」（Islam images in Indian Movies: Jodhaa Akbar (2008) and Padmavat (2018)）。巴基斯坦阿拉瑪伊克巴爾開放大學（Allama Iqbal Open University）的跨宗教研究助理教授Hafiz Muhammad Farooq亦同樣提及電影再現問題，題目是「想像伊斯蘭：好萊塢電影中的身份與意識形態之爭」（Imagining Islam: The Battle of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the Hollywood Movie）。
女性議題及女性主義思想方面，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學生Siti Nurhumaira Bte Azman向聽眾解釋了伊斯蘭與女性主義之間的張力。她認為，伊斯蘭遭錯誤地被描繪為厭女、壓抑女性參與政治、經濟及社會公共討論的宗教，然而，伊斯蘭文本中其實存在支持女性權益的證據。隨後，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學程的學生Noora Jukaku解釋，為何穆斯林女性要配戴頭巾，為何配戴頭巾不會對她們構成壓力。最後，伊朗國家電台(IRIB)資深製作人Mostafa Pourmuhammadi發表了題為「女聲集結：中產階級女性對伊斯蘭強制戴頭巾的批判觀點」（The Union of Women: How Middle-class Girls Criticize “Mandatory Hijab” from an Islamic POV）的短講。
劉紀蕙為論壇活動總結時表示，此次影展旨在促進穆斯林之間、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溝通。台灣有著許多背景各異的移民、境外學生及移工，而此影展讓台灣觀眾更加理解台灣的穆斯林社群，以及其他地區的穆斯林。
她續稱，此次影展不僅放映了穆斯林相關的故事，也建立起權力關係的認知，包括男女之間、多數與少數之間的權力關係——無論穆斯林是社會多數抑或少數，來自主導的教派抑或邊緣教派。印度穆斯林甚至會遭受興都教恐怖主義的威脅。我們能做到的是，透過自我批判應對伊斯蘭的污名；扶植支持性別平等、各教派平等的溫和伊斯蘭；與不同信仰的人分享生活。
劉紀蕙問道，「我們能夠面對這些系統性的不平等嗎？」
再頑強的制度也有動搖的一天，當溫和派伊斯蘭逐漸成為伊斯蘭主流面貌，女性將能毫不受限地發揮潛能，少數群體也將能無所畏懼地發聲。
延伸閱讀：
張中復：當前中國穆斯林的挑戰、危機與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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