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趙鈺芬、黃榮慶
整理／黃潤宇
2021年10月，聯經出版了居於英國的華裔作家歐大旭最新小說《倖存者，如我們》。本書以馬來西亞作為背景，描繪了邊緣人社會中的掙扎與遊蕩，更迫使讀者反思權力、種族和階級的問題。旅臺馬華作家張貴興稱這本書「奏響了世紀末一則充滿骷髏絮語和血肉溢流的難民輓歌」，《觀察者》（Observer）也評論道：「歐大旭並不仰賴慷慨陳詞，他的高明之處，在於透過個人微觀的角度來講述全球化的故事」。
歐大旭（Tash Aw）出生於台北，小時候隨馬來西亞籍華人的雙親回到吉隆坡，在馬來西亞念完中學後到英國劍橋大學研讀並考上律師執照，於倫敦一家法律事務所服務。他一心嚮往創作，工作餘暇埋頭寫作，後來放棄待遇豐厚的律師生涯，進入東安格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著名的創作課程就讀。其第一部長篇小說《和諧絲莊》即是在東安格利亞大學讀書期間完成。此書出版後，與石黑一雄共同競逐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入圍《衛報》「第一本書獎」（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同時榮獲2005年英國惠特布列（Whitbread）首部小說獎、大英國協作家獎「東南亞與南太平洋區第一本書獎」（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2007年入圍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 之後陸續出版作品包括廣獲媒體書介好評的小說《沒有地圖的世界》、讓他二度入圍曼布克獎、獲選全美公共廣播電台及BOOKPAGE雜誌年度好書的長篇小說《五星豪門》。
新作《倖存者，如我們》出版後，歐大旭接受了思想空間筆訪，細緻闡釋了他在這部作品中的關注焦點與悉心鋪排——為何關注移民？以什麼樣的視角和筆觸來記錄移民？同時，他也在訪問中分享了多年創作經驗累積而就的關於小說的思考——作者、讀者、小說角色的關係如何互動？此時此刻，對於歐大旭而言，小說的意義何在？
我父母、祖父母這樣普通人的故事將會消散，只因他們是無權無勢的移民。在文學世界裡，他們的故事被認為是不值一提的，文學將只充斥著資產階級敘事。
思想空間：
以您寫作的故事發生的時間來劃分，《和諧絲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沒有地圖的世界》(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這兩部作品，您寫了您的祖父母、父母生長的馬來西亞，從英國殖民與日本佔領，一直到獨立建國。《五星豪門》(Five Star Billionaire)，則是你這一輩，歷史記憶模糊的新一代，面臨全球化急遽變化的時刻。《倖存者，如我們》(We, The Survivors)，則設定在當代，網路社群媒體活躍的時代，故事中也加入了2018年羅興亞難民危機與馬來西亞的激烈選舉。
請問這是您原先設定好的寫作計畫嗎？身為在他鄉寫作以馬來西亞為背景的故事，您比從未離開的局內人看得透徹，也比真正的局外人對此來得熟悉。請問進入寫作前，您會做哪些功課，讓您得以擁有更寬的視野？也更客觀？
歐大旭：
我原先設定好的寫作計畫，一直是研究過去一個世紀中馬來西亞及東南亞的社會變遷。我對這場變遷中的野心、希求及欲望的演變過程饒有興趣。在亞洲，這些變化來得非常迅疾，從我原生家庭的情況也可見一斑——我對於生活的要求，早已與我的父輩、祖輩全然不同；而更後生的一代，譬如20至25歲的年輕人，他們的人生觀又已與我的迥然相異。與上一代人的想像有所不同的是，如今新一代年輕人面臨的挑戰，遠比我們過去面對的都更為艱鉅。他們生活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比起我們成長的年代，現在整個世界都更為不安：人們不再那麼樂觀，對未來也不抱希望，戰爭威脅、環境災難等各種危險近在眼前。最重要的是，亞洲社會在極短時間內變得如此兩極化：有錢人累積了大量財富，而窮人則一直深陷困境之中。20年前的社會流動性，如今看來已不復存在。我想在《倖存者，如我們》這本書中捕捉的，正是這一種挫折感，也是對於我在此前其他作品中討論的諸多問題的延續。
思想空間：
《倖存者，如我們》繁體中文版，台灣作家吳明益寫了一篇導讀。同為寫作者，您們的作品都深具歷史意識與社會關懷，吳明益在導讀中指出：「歐大旭寫的不是知識分子，他也不是用一種俯視的角度，以知識分子的觀點在看這些他筆下的角色。他很像在自己對自己的寫作者身分做出質詢：即使和他們對話了，你真的能「筆代他心」嗎？」您怎麼看待他的評論？以及他的叩問：「作為一個作家，我們的寫作能讓一些人感受到這點。是嗎？」
歐大旭：
吳明益教授對我的評述很是寬宏、慷慨。他是當今非常重要的作家，我也十分尊重他提出的觀察。令我深受感動的是，他花了不少時間來閱讀我的小說、並撰寫了介紹文章；而我亦認同他指出的這一點——評判小說裡的人物並非我的職責。我從不會試圖影響讀者對故事或角色的看法；身為作家，我只是不加評判地介紹一種處境、一個人，其餘的讓讀者自己決定如何感受。在我看來，作家是一位「中間人」，為讀者與世界之間築成溝通的方法；而小說裡的角色，是由讀者和作家互動、共塑而成。由此看來，吳明益教授所言確實，也很雅緻——「筆代他心」。
思想空間：
《倖存者，如我們》的敘事結構是以主角阿福為第一人稱，穿插社會學博士生譚素敏的田野調查，訪談過程中又回溯阿福的人生，故事時序交疊，但是小說的章節卻是以日期來劃分，可以談談為何會以日期作為章節名稱？其中的日期有特殊的意義嗎？
歐大旭：
我以日期作為章節名稱，是因為不想在標題中使用任何文字。我想讓讀者感受到：他們正在聽阿福本人講故事，並能夠想像自己正和阿福、譚素敏同在房間裡。我想呈現出時間的流逝——它既緩慢又迅速。阿福和譚素敏只交會了幾個月，但我們卻感到已經和阿福一起生活很多年。我這一生裡，常常思考時間流逝的命題，甚至早在孩提時期，我就已經開始感受到：我們終極一生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作為人類所需要做的一切。因此，在我的作品中，常常有種「時間有限」的感覺……一種「人的生命總受限於日曆上的日期」的感覺。
思想空間：
閱讀《倖存者，如我們》時，無論是場景設定、氣味、音樂，都極具畫面感，您有想過將《倖存者，如我們》影像化嗎？對於小說改編成電影，您的想法？
歐大旭：
你說得對！這是一部非常視覺化的小說，如果能把它改編成電影，那應該會非常美。我很喜歡電影。事實上，我的很多作品在美學上都曾受到侯孝賢、王家衛等大師作品的影響，受蔡明亮影響尤深。我私心願望著蔡明亮能將這本小說改成電影；但很可惜的是，這本書並不符他的風格。
思想空間：
您參與母校UEA Creative Writing創立50周年「Future and Form」線上展覽，在 " Where Do Stories Come From?"，邀請讀者從閱讀者變成參與者，共同參與寫作之旅。這個計畫非常有趣，也讓人思考未來文學的樣貌會是如何。 請您談談，對您而言「小說是什麼」？網路與技術日新月異，您對未來小說這個文體的想像？您認為這個時代，作家與讀者的關係？
歐大旭：
儘管我也會試圖想像一種截然不同的閱讀和寫作形式，但基於我的信念——即小說是作家和讀者之間的合作——我仍對傳統書本抱持很大信心，並不認為紙質書會被取代。一本書，從它的裝訂、到精美設計的封面，都存在著一種魔力。過去二十年間，人們一直預測著傳統書籍即將消亡，但今時今日，儘管已經有了互聯網和其他形式的媒體，紙質書仍然在這裡，而且比以往更強大。
對我而言，小說也和以前一樣，重點在於「說」。小說能夠幫助你以不同方式看待和思考這個世界，也能引導你從另一種角度來重新思考自我。
思想空間：
知曉您今年甫出版另一本身世回憶錄STRANGERS ON A PIER，裡頭回顧了家族關係以及作為華裔移民的過往記憶。是否能跟讀者談談這本書的寫作契機？ 您目前應該已經對下一本書有明朗的想法和規劃，能否透露您接下來的新作內容或是寫作計畫？
歐大旭：
《STRANGERS ON A PIER》是以一種非常溫和的方式開始的：我受邀寫一篇關於自己的臉的文章，但我很快就意識到，如果不寫給予我這張臉的人，不寫那些隱伏在我的存在背後的、漫長的人類旅程，就無法書寫我的臉。這意味著我必須審視我自己的家庭，並試圖理解我們為什麼會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我不得不嘗試為一些心中既存已久、卻從不敢勘察的問題尋找答案。因此，我必須要與我的父母對話，問詢有關他們童年的問題，有關他們對生活中各種事件的感受。這些事情是相當私密的，有時也會非常痛苦。在一個華人家庭裡，你知道這樣的談話多麼困難！但我還是要去問。最終，我發現幾乎無法與他們進行檯面上的對話，並且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我所要尋求的許多答案，都已經永遠失去了。
所以我寫了一本書，用以講述華人家庭、尤其是那些移民家庭，如何為了他們自己和下一代建立新生活，而有意將往事全部埋沒。他們拒絕談論痛苦和創傷，例如家庭分離、愛情失意、身體與精神的疾病、貧窮。在當代亞洲世界，我們不斷重寫自己的故事，是因為無法忍受任何形式的羞恥。我們希望世界認為我們是富有和成功的，我們的生活一切順遂；我們不斷追求與自身的過去和歷史割席，從此只為未來而活。
我的父母總是對我說：「你為什麼對這些故事感興趣？它們太無聊了。沒有必要寫像我們這樣的人，我們並不重要，你為什麼不寫寫更有趣的人呢？」這樣的說法，也意味著一百年後，像我父母、祖父母這樣普通人的故事將會消散，只因他們是無權無勢的移民。在文學世界裡，他們的故事被認為是不值一提的，文學將只充斥著資產階級敘事。因此，這本書是試圖找回一些過往，紀念我父母與祖父母所經歷過的一切——這也是我人生故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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