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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明偉:沒有自我的證言——讀歐大旭長篇小說《倖存者,如我們》

文/連明偉(台灣作家)

妳問他最後在哪裡找到自己,他笑了而妳沒有,妳不知道有人可以就這樣選擇不去上學,有人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因為妳已經習慣了接受人生給予妳的一切,人生說什麼妳就照樣寫什麼。

——《繞頸之物》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

新的長篇小說,由四個主要章節組構,透過被採訪者的自述回憶,以及採訪者與被採訪者的互動,具現一名馬籍華裔男子從童年至中年的成長挫敗歷程。小說以「謀殺/過失殺人」作為懸念,聚焦貫穿,從中延伸友朋、家庭、工作與族群的錯綜社會網絡,並且將角色命運,逐步推向無可挽回的必然崩毀。

開鑿披露的細節,並不漂白澄清,拒絕為之開脫,反而直接間接呈證犯罪的確鑿無誤。凶手自陳,捨棄辯解,歷劫歸返的內在追憶,直截了當揭露謎底。如此形式,遠離推理,透過包容卻又抵禦日常的各種衝突,謹慎梳理內蘊,進而落實社會的寫實關照,形塑更為嚴肅的後現代茫然無助特徵。擇選類型小說表面框架,自是熟知潛在的閱讀引力,彰顯作家傾向溝通的強烈意圖。

究竟是怎樣的生活,如何複雜的社會環境,能將循規蹈矩的自我,從其平淡人生推向犯罪?不是特殊事件,亦非獵奇情境,具體呈現所在區域所述人物的普遍,亦即角色遭遇的困頓、失所、無能為力,以及最終鋌而走險,都存在無可抹滅的「典型性」,甚至隱現諭示,類似情境將在未來沿襲再生。

深淵始終在凝視我們。

甚至,我們本身就是被凝視的深淵。

自述的歷歷過往,迴避悲情控訴,脫離廉價懺悔,對於苦難的馳援予以客觀凝視,抗拒自身成為一則精彩故事。苟活者的言詞,失敗者的經驗,這近乎無可救贖的人生,讓「謀殺者」在困厄情境之中,漸次轉化為「倖存者」——埋藏的前因後果,隱匿的社會脈絡,實為小說最為重要的旨意。

深入閱讀,或可從兩個主要面相切入:一,對於犯罪行為的內在闡釋、推估與動機建立;二,藉由犯罪背景,理解全球資本主義對馬來西亞乃至東南亞國家無遠弗屆的影響,尤其是跨國移工的互動、勞動與移動,以及認識區域衝突意欲逃離的政治難民。

小說書寫行為的過程、事件的原因,卻未能對犯罪的具體動機,給予無所辯駁的定奪,審判進而指向失效;甚至,再述記憶之中,「故事」瓦解我們對於失控者的深切關注。鉅細靡遺的殺戮推演,如無言的嘲諷,似萬言的沉默,彷彿就在成書之際,削弱對於日常生活的理解,背離對於社會系統的批判。文字記述生命的轉譯,成為榮耀他者的書寫素材,內在的同理與援助,被社會運作的陳述系統與露出機制妥善修飾,真實事件因而大大失去原初力量。

楚門.卡波提的經典作品《冷血》,獨創「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 novel),抽絲剝繭,細膩採訪,完成殘酷凶殺之完善解析,其所探究,或可做為此書另一佐證:源於家庭、生平境遇,同時糾葛於社會環境的悲劇。「然而,他發覺他竟能眼睜睜看著他身邊的這名凶手而不感到憤怒;相反地,他對這個人懷有某種程度的憐憫――貝利・史密斯的一生並不是平順安逸的,而是可悲、醜惡與孤寂的過程;從一個海市蜃樓撲向另一個。但杜威的這份同情又沒有深到可以給予犯人任何寬恕與慈悲。」

這不是卡謬《異鄉人》之現代性虛無,亦非《冷血》一國一族經濟位階社福失能,而是更加趨向並且超越薩爾曼.魯西迪在《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所示的移民者處境:「他的家失落在時間與空間之中,他因此染上思鄉病。家,如今也成了疏離的場域,必須予以修復。」生活成為一場無足輕重的日夜噩夢,時刻恍惚,恆常驚悚,無法確認何為真實,在自己的家園成為局外人,在別人的家園成為入侵者,在土地之中永無止境流離失所。自我在此,被剝削,被指使,被替換,進退維谷,受困社會多方角力,進而失去思考、抉擇與意志——所有自我,都在指涉我們並沒有擁有自我。

資本主義的浪潮,富者可如喬治.桑德斯〈森普立卡女孩日記〉中將年輕女性當作懸掛庭院的示富裝飾;貧者則如小說中的弱勢移工,永遠存有一處更為貧困的地域,一個充滿戰亂的國家,遠離原鄉,想方設法遷徙至另一富裕他方。為了求取更好生活,為了積攢更多資本,為了獲得較為健全的工作權益,孟加拉、尼泊爾、緬甸與印尼等國家人民,歷經折騰,輾轉移至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本土人士,則將生活寄託相對富庶的國家,如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地。然而,若以現實思考,則知這些中繼國家的子民,多少亦將生活願景寄託紐澳歐美。經由全球經濟運作形成的從屬關係,層層疊疊,具體而微操控人的思考、行為與文化。是以,在這階級森嚴難以逾越的高低分層,市場的供需法則,自然而然將自我的勞力,轉化為他者的財力,以此馴服、內化與制約。

小說充滿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的聲音,看似邊陲,卻又近在眼前,因其長期不被重視,不予關注,而始終沉默,近似被割去舌頭。人的日常舉措,渴求改變的積極意識,相當程度,受到經濟法則的強制約束;同時,無論主動被動披露,苦難本身,似乎難逃成為書寫與報導的創作素材,付梓刊印,販售流通,最終亦被市場完善收編。然而,這並非冷漠,亦非絕望,而是明確指陳我們所處的後現代當下,時刻兼具日常與暴力,出發與歸返,乃至對於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之俯首聽命與反動抗辯。

這是作者平視的殘酷,仰望的溫柔,讓讀者不得不去逼視現實,進而釐清世界真正的運作機制:「我有種跟迷路一樣的感覺,彷彿事情都是由我不認識又距離遙遠的事物與人們所控制。」迷路之中,我們說著沒有自我的證言,恍若竭力證明我們並沒有迷路。

| 新書快訊 |

歐大旭:《倖存者,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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