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Enter" to skip to content

【深度導讀】《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寫透過渡時期的畸形與荒誕(二之一)

* 本文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上、下)》(杜斯妥也夫斯基200歲冥誕紀念版)中譯本導讀,標題為編者擬。

編按:在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誕生兩百年之際,聯經出版推出了其經典著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200歲冥誕紀念版。這部完成於1880年的作品,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所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也被視為他創作的最高峰。本書收錄魏玲撰寫的深度導讀,帶讀者穿越語言的艱澀與時代的溝壑,更透徹地了解這本書到底講什麼?杜氏寄於文學中的思想內核有哪些?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覽無餘地展示了這個被作者稱為「俄國歷史上最混亂﹑最痛苦﹑最不安全﹑災難最深重的」過渡時期社會的全部畸形﹑荒誕和醜惡……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是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1821–1881年)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從1850年代初開始,他就在構思這部小說了,經過近三十年的醞釀,1878年才動筆寫作,邊寫作邊發表,歷時二年,於1880年完成。從1879年起至1880年,在《俄國導報》上連載。1881年,出版單行本。這部以弒父慘案為題材的小說,展示了作家對俄國過去﹑當時和未來的思考,涉及無神論和宗教﹑反抗和逆來順受﹑善和惡﹑生命的意義和人的使命等社會﹑政治﹑哲學﹑倫理﹑人類學諸方面多種重要問題的爭論,同時也體現了他作為俄國現實主義心理流派大師在藝術上的獨創性。這部優秀的社會哲理悲劇小說實際上是作者畢生思想探索和藝術探索的總結。正因為如此,此書一問世便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僅1879年一年,京城和外省報刊上就發表了約八十篇有關的評論。作者自己於1879年12月8日寫道:「到處都有人在閱讀這部小說,人們寫信給我,年輕人在讀,上層社會的人在讀,文學界中有人罵,有人褒揚。從周圍人的印象來看,我從未有過如此的成功。」小說不僅在當時風靡俄國,而且影響十分深遠。1901年列夫.托爾斯泰離家出走之前就曾專閱讀此書,並帶著它踏上不歸之路。奧地利小說家斯.茨威格在讀過此書後,即把杜思妥也夫斯基與巴爾扎克﹑狄更斯並列,稱他們為全歐小說藝術的三位高不可攀的「大師」。德國作家托馬斯.曼自己深受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病態」藝術世界的影響,並確認《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是他的小說《浮士德博士》的淵源之一。

杜氏的生活道路與創作思路

為了理解《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所包容的豐富內涵和複雜思想,我們有必要簡要地介紹一下作者本人那坎坷﹑獨特的生活道路和複雜曲折的思想經歷。

杜思妥也夫斯基於18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平民醫院的醫生家庭。他的父親於1828年取得貴族頭銜,三十年代初在圖拉省購置了莊園。但與世代簪纓的貴族相比,作者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圈子仍然接近於下層百姓。他對於下層百姓的悲慘命運不僅熟悉,而且感同身受。他於1845年完稿的第一部作品《窮人》就是以城市貧民作為自己描寫的對象。青年時代,他曾受到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的積極影響。1847年,他參加了平民知識分子的進步組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熱衷於研究法國聖西門﹑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對人類未來的「黃金時代」充滿信心。他在小組中朗讀過別林斯基的《給果戈理的信》,藉以抨擊俄國的專制農奴制度,表達自己對社會黑暗的憂憤。1849年,他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其他成員一起被捕入獄,並被判處死刑。直到臨刑前,他才獲得沙皇寬宥,改判為服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亞,刑滿後就地充軍。在刑場上直接面對死亡,這一經歷使他的靈魂受到了極大震撼和嚴重傷害。在西伯利亞服刑期間,他不僅直接遭到了沙皇政權的殘酷迫害,而且目擊了俄國下層百姓走投無路的悲慘境遇,對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把優先表現「一個代表大多數的真正的人」和揭示「他的畸形和悲劇性的方面」作為自己的責任,並「引為自豪」。他力圖在作品中表達他對苦難的人民的深刻同情和人道主義的關懷。他說過,他永遠不能接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獲得高度發展,而其餘十分之九的人只能成為為它服務的材料和工具,而其本身卻滯留於愚昧狀態」這樣一種思想;他表示,自己只願懷著「我們全體九千萬俄國人總有一天都能受教育,能成為真正的『人』,都幸福美滿」這樣一種信念「去思維和生活」。不過,在反動勢力猖獗的黑暗年代,作者身陷囹圄﹑充軍和流放的長達十年的艱難歲月,把他的抗爭精神也幾乎完全摧垮了。而且,他從流放地接觸到的一些虔信上帝的宗法制農民和精神被扭曲了的病態的苦役流放犯身上,也不能使他看到改變黑暗現實的社會力量。於是他陷入了孤獨﹑痛苦﹑絕望之中,他對自己一度接受過的革命理想產生了幻滅的情緒。一八五六年,他甚至寫了一封自我懺悔的信件,說「我被控企圖(僅限於此)反對政府,我罪有應得,長期沉重的痛苦的經驗使我清醒,並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我的思想,可是我當時是盲從的,相信了理論和空想」。他殫精竭慮地進行思考,而他的濟世良方卻只是向人們自身的良心發出軟弱無力的呼籲,要求他們虔誠地皈依救世主上帝。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和對暴力革命的懷疑乃至否定,所有這些積極的和消極的思想,深刻的無法解脫的懷疑﹑彷徨與思想矛盾都集中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部小說裡反映出來了。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即一個以暴發戶為家長的「偶合家庭」內部的矛盾﹑衝突,反映了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俄國社會經歷的劇烈震盪﹑它所引起的人際關係與人們思想的深刻變化﹑它所提出的需要人們去思考並加以解決的複雜的社會與倫理問題。

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故事發生的年代,農奴制殘餘依然保留著,但資本主義卻迅猛地發展起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自由競爭的日趨激烈,金錢逐漸成了主宰一切的力量,它動搖了封建宗法制的家庭關係,衝垮了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人們的個性感提高了,但利己主義也無限地膨脹起來,往昔那種親情﹑人情的溫情脈脈的面紗被撕扯了下來,社會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覽無餘地展示了這個被作者稱為「俄國歷史上最混亂﹑最痛苦﹑最不安全﹑災難最深重的」過渡時期社會的全部畸形﹑荒誕和醜惡,淋漓盡致地描寫了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中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著的意想不到的災難和人們所承受的無法言喻的巨大痛苦。

小說卷帙浩繁,內容豐富,但情節集中,繁而不亂。小說以發生在外省一個小城裡的弒父慘案為主線,其主要人物是費奧多爾.卡拉馬助夫和他的三個兒子:德米特里(暱稱米佳)﹑伊萬﹑阿廖沙。老卡拉馬助夫和長子米佳為爭奪一個女人和遺產糾紛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後來老卡拉馬助夫被自己的私生子斯梅爾佳科夫謀殺;而米佳則涉嫌入獄,被判二十年徒刑。伊萬感到是自己宣揚的那種「人可以為所欲為」的極端利己主義理論,唆使斯梅爾佳科夫走上了弒父的犯罪道路的,因而受到良心的譴責而陷入神經錯亂。斯梅爾佳科夫在弒父後精神完全崩潰,隨即自殺身亡。阿廖沙則孤身一人,棄家遠行。卡拉馬助夫家庭終於不復存在了。

在小說中,作者不是簡單地敘述罪行的始末,也沒有詳細描寫案件的偵破經過,而是借助於這個事件,通過對於一個又一個生動﹑真實的形象的塑造,著力展示了自己對於社會所作的觀察和哲理性思考。

伊萬這個象徵著懷疑和虛無的人物形象不僅在本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在許多方面,他是杜思妥也夫斯基其他小說中幾個人物的縮影,也是杜思妥也夫斯基自身的縮影」。這是有道理的。

卡拉馬助夫家族如何縮影了一個時代

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小說中描寫了卡拉馬助夫家族成員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他們給周圍人帶來的痛苦。這是農奴制改革後俄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反映出社會生活的不合理和人們之間的畸形關係。作者對人們遭受的苦難表現了深切的同情,無情地鞭撻了『卡拉馬助夫精神』——淫虐狂﹑貪婪自私﹑專橫暴戾﹑犬儒主義等等卑劣的精神特質。他所提出的有關人生意義﹑無神論與宗教信仰,人性中善與惡的鬥爭,社會主義與個性等等問題反映了七十年代末期俄國社會對現實進行探索的某些側面」(曹靖華主編《俄國文學史》頁504)。與此同時,「作家的矛盾思想在小說中也有充分的暴露」(同上書,頁504)。他企圖以宗教思想來同人們的利己主義相對抗,主張以個人的自我懺悔和忍受苦難來求得內心的平靜和精神上的復活。他無法為這個充滿矛盾﹑苦難和罪惡的社會找到出路。

小說中的卡拉馬助夫家庭中的家長老卡拉馬助夫原是一名食客兼小丑,他用卑劣的手段謀得一份可觀的財產,成了地主。他是從底層爬上來的富人,帶有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的暴發戶的典型特徵。他以殘忍的手段聚斂財富。他放蕩成性,連流落街頭的一個呆傻女人也不肯放過。他懷著復仇的心理,把年輕時所受的屈辱發洩到妻兒身上,以致第一個妻子被迫出逃,第二個妻子被逼發瘋致死。他冷酷無情,只顧自己享樂,連兒子的死活都不管。正如高爾基所說,這個人物有著一顆「無定形的﹑色彩多變的﹑既怯懦又大膽的﹑但主要是病態惡毒的靈魂」。高爾基說,「這無疑是俄羅斯的靈魂」,因為它確實是當時俄羅斯的罪惡土壤的產物。他的兒子米佳和伊萬對他極度輕蔑,私生子斯梅爾佳科夫更是把自己所受的屈辱化為滿腔仇恨,終於對他下了毒手。

老卡拉馬助夫的長子德米特里是一名退伍軍官。他三歲時就由老僕人格里戈里照看,後來被親戚收養,生活很不安定。在他的心靈中,有「上帝」也有「魔鬼」。與老卡拉馬助夫一樣,他貪杯好色,粗魯暴躁,任性胡為;但又與老卡拉馬助夫不同,他熱情率直,慷慨大度,心中的良知並未完全泯滅,高尚的激情也時隱時現。他說過:「就算我下流而且卑鄙……就算我同時也緊跟著魔鬼,但是,主啊,我畢竟是你的兒子呀,我愛你……。」他總是處於善與惡的矛盾鬥爭之中,他認為:「魔鬼同上帝在拼搏,而戰場就是人心。」

老卡拉馬助夫被殺後,他因涉嫌弒父而被捕,並被誤判為兇手,但他卻自願承擔起全部罪責。因為他承認自己曾有過弒父的想法,同時他所說想殺死父親的罪惡話語煽動了斯梅爾佳科夫的復仇情緒。因此,他決心「通過苦難來洗淨自己」。在作者筆下,他成了一個接受俄國農民的樸素的宗教意識而改惡從善﹑精神復活的典型。老卡拉馬助夫的次子伊萬畢業於大學理科,是一個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他致力於思考人生的意義和社會的出路。他的性格異常複雜而充滿矛盾。他對現實採取否定態度,拒絕接受上帝創造的這個浸透「血和淚」的不合理的世界,尤其不能容忍兒童在這個世界上所承受的種種苦難。他從自己感受到的人間深重的苦難和罪孽,對上帝的存在提出了質疑,認為這個荒誕的世界上存在的是魔鬼而不是上帝。儘管如此,他的心中依然保有著對生活的強烈渴求和無法泯滅的對信仰的嚮往。「他熱愛春天的蒼翠欲滴的嫩葉,熱愛藍藍的天空,珍重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感情,信仰秩序,信仰生命的意義,信仰未來人們融洽無間的永恆的和諧。」但是,他看不到走向這個新世界的道路。在他看來,人類的美好理想早就被埋葬了。不僅已被埋入墳墓,而且也從未實現過,人類對社會的那些偉大的探索僅只存在於先進思想家的幻覺之中罷了。對於人類的未來,他充滿著幻滅的情緒。他在探索人生的過程中,不斷地在正題和反題的兩難選擇中艱苦地跋涉,整個宇宙和全部人類生活對他來說都處於二律背反的狀態之中,找不到出路。他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同時也沒有任何其他的信仰和道德原則。在他看來,信仰不存在了,道德原則沒有了,那麼什麼罪犯或罪行也就無所謂了。只要對我有好處,能使我得到滿足,任何行為都是許可的,「人可以為所欲為」。正是他的這種「人可以為所欲為」的極端利己主義理論為斯梅爾佳科夫提供了弒父的思想依據;而他明明看出了斯梅爾佳科夫有行凶的企圖,卻並不去加以阻止。這樣,在弒父案發後,他經受不住內心的折磨,終於承認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

在全書中,伊萬這個人物值得我們給予特別的注意。作者通過這個富於理性的人物對現實世界所作的思考,折射出了作者本人對這個世界的批判和對於人類前途的看法。書中「宗教大法官」一章是伊萬為了向阿廖沙說明自己的思想而編造的一個故事。從表面看,這個故事是遊離於小說的基本情節之外的;但它卻是全書的關鍵部分,它形象地演示了伊萬心中的現實世界的一種基本的邏輯關係。

「宗教大法官」這個故事發生在十六世紀西班牙的塞維利亞,那是實行宗教裁判制度最可怕的時代。這時,基督出現了,他使躺在小棺材中的一個七歲的女孩起死回生,又使一個盲人老者重見光明。人們熱烈地歡迎他。而宗教大法官看到基督後,卻命令人們把他作為破壞穩定和秩序的人囚禁了起來。夜裡,宗教大法官到牢房去看望基督,與他談話,而基督卻痛苦地沉默不語。

宗教大法官被這沉默所震懾,放棄了清晨燒死基督的企圖,把他從牢房中釋放了出來。整篇故事主要是宗教大法官的獨白。雖然基督未發一言,但宗教大法官的獨白還是有說服力地再現了基督可能進行的反駁,給讀者留下了他正在與基督進行熱烈辯論的印象。宗教大法官認為,人生來「軟弱而低賤」,連合理地分配食物都做不到。真正基督教的理想,人是無力擁有的。他們不能獲取自由,即使賜予自由也不會享用。自由只會使人無所適從,導致無休止的爭鬥﹑無窮的痛苦﹑紛擾,「巴別塔」不過是人類幻想中的海市蜃樓而已。人類的當務之急是如何維持生活(先有食物),然後才談得上「個體人格」﹑「精神自由」(再問道德),而要衣食足,只有靠奇蹟﹑神秘﹑權威這三種力量來對人們進行統治。所謂「奇蹟」就是能把石頭變成食物的物質利益引誘,「神秘」即對統治者的迷信和對人們思想的禁錮,「權威」也就是權力威懾。因此當基督再度降臨人間時,宗教大法官趕走了基督,叫基督不要妨礙他在地上實現他對於人的統治,雖然他的統治必須借基督的名義進行。這個宗教大法官是暴力﹑奴役的象徵,是「為所欲為」的原則的體現。作者借阿廖沙之口,揭穿了以宗教大法官為首的天主教少數統治者的真正意圖:「攫取權力,取得塵世的骯髒財富,奴役別人,就像後來的農奴制那樣,目的在於當地主。」作者把矛頭指向天主教,原因之一,是俄國的斯拉夫派從維護東正教的立場出發,對於西方的天主教持否定態度。他們指責天主教追求世俗的權力和財富,甚至與統治階級利益的捍衛者結盟,從而為懷疑和仇恨敞開了大門。作者接受了斯拉夫派的觀點。他並且認為,俄國的西歐派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在推崇羅馬天主教是西方世界的主導力量及其精神發展的頂峰的同時,不承認俄羅斯文化有存在的權利,對俄國的精神文化生活進行了全盤否定。而這是作者所不能接受的。這就是說,在作者對西方天主教的否定態度中,也表現出他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排斥心理。

伊萬雖然嚮往基督的理想,但他對現實世界的罪惡看得太透了,而他又看不到改變這種罪惡的社會力量,這樣,他就喪失了對人類未來的信心,成了宗教大法官思想的崇奉者。而按照大法官的思想,所謂「巴別塔」﹑「和諧統一的芸芸眾生」等等,都不過是人們心中的幻影。作者以此影射社會主義的理想是虛幻的,暗示社會主義在給人帶來「自由」和「食物」的同時還會帶來暴力和奴役。作者認為,教皇攫取土地和塵世的寶座,握著劍,又給劍,補充了謊言﹑花招和欺騙。無神論「產生於天主教之中」,社會主義即是「天主教思想最忠貞和始終不渝的延續,是它的幾個世紀凝煉出的惡果」。有的評論者指出,伊萬這個象徵著懷疑和虛無的人物形象不僅在本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在許多方面,他是杜思妥也夫斯基其他小說中幾個人物的縮影,也是杜思妥也夫斯基自身的縮影」。這是有道理的。

作者以為,人們只要像阿廖沙那樣思想﹑那樣生活,自己的靈魂就可以得救了,社會就可以變得善良了。而在事實上,這僅僅是作者的一種在實際生活中缺乏足夠根據的善良願望而已。

站在無濟於事的善良上控訴

小說中的真正弒父者是被老卡拉馬助夫姦污的傻女人生的私生子斯梅爾佳科夫。他從小飽受欺凌侮辱,無法擺脫奴才的厄運。老僕人格里戈里把他撫養成人後,他當了家中的一名廚子。這個人性格孤傲,感情冷漠。他蔑視一切人,自滿到狂妄的地步。他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是他受辱的自尊心無限膨脹的結果。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伊萬是聰明人。而伊萬在跟這個淺薄的斯梅爾佳科夫談話中卻捕捉到這個人物與自己有某種類似的東西。實際上,作者是把他作為伊萬的裂變物來描寫的。正是有這樣的思想和性格基礎,斯梅爾佳科夫才無視一切道德原則,走上了犯罪道路。他幻想用殺死老卡拉馬助夫後偷來的錢去巴黎開一家餐館,來改變自己卑微和低賤的地位。於是他趁伊萬外出之際,完成了伊萬認為可以幹﹑德米特里說過要幹卻沒有幹的事,把老卡拉馬助夫殺死了。

這個家庭的慘劇,這種弒父的罪惡,究竟應當由誰來承擔責任呢?誠然,斯梅爾佳科夫是直接行凶的罪犯,但同時這個被扭曲的「醜惡﹑卑鄙的靈魂」又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的犧牲品。他的罪行,不僅是卡拉馬助夫家族集體行動的連鎖反應,更是社會的矛盾衝突激化的必然結果。伊萬似乎早已認識到這點,他在弒父案發生之前就對阿廖沙講過:「我只曉得人間的苦難是有的,但是應對此負責的人卻沒有,一切都是由簡單的因果關係直接產生的,一切都在自然流動,並且互相取得平衡……」。「我明白,在犯罪上,人與人應共同負責的……。」在這裡,作者對現實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提出了尖銳的控訴。

阿廖沙是老卡拉馬助夫的小兒子,一個二十一歲的年輕人。與他的兄長們不同,他純潔善良,童心未泯,公正無私,與世無爭,富有同情心,是一隻獨立於雞群中的仙鶴。他堅信宗教才是這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光明。他深念兒時曾抱著他﹑把他舉向聖母像的慈母。他仰慕高僧佐西馬長老,進修道院當了見習修士。他對所有的人都懷著愛心,甚至包括他那個貪淫好色的父親。人們信任他﹑喜愛他,向他敞開心扉。同時他也並非只是一個消極的聽眾,他還是一劑發酵劑,能夠使其他人物心中隱藏著的走向「新生」的願望﹑愛的精神,覺醒並得到發揚。連伊萬這個理性主義者也對阿廖沙說:「只要你還在這裡的什麼地方,這對我就夠了,我就決不會厭世。我想用你來治我的病也說不定。」

阿廖沙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儘管作者努力把這個形象寫得豐滿﹑富於人情味,但從根本上說,這個形象卻是蒼白無力的。作者以為,人們只要像阿廖沙那樣思想﹑那樣生活,自己的靈魂就可以得救了,社會就可以變得善良了。而在事實上,這僅僅是作者的一種在實際生活中缺乏足夠根據的善良願望而已。因為阿廖沙所崇奉的信念不過是「我要為人類受苦」這一原則。他為療救伊萬乃至其他人所開的藥方,不過是讓他們去信仰建築在善惡觀念上的基督教教義和主張馴順﹑忍耐﹑受苦等等,再加上相信基督教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政治方案和以直覺﹑心靈感應為基礎的「相信奇蹟」的哲學理論而已。這些辦法對於解決伊萬及其他一些人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對於療救這個社會的痼疾是無濟於事的。阿廖沙的善良固然可以溫暖一些人的心,在他的影響下,也可以使這個社會增加一兩個善良的分子;但是僅僅增加一兩個善良分子,並不能使這個原本惡的社會變得不惡,並不能從根本上剷除由這個社會的土壤所滋生的醜陋的「卡拉馬助夫精神」。資本主義來到人間,它滿身帶著血汙和骯髒的東西,並且按照不可抗拒的歷史必然性,在為自己的發展開闢著道路。依靠基督教的原始教義,依靠阿廖沙的人生哲學,是不可能阻止這個歷史進程的,人類和他們生存的社會也是決不會因此而得救的。事實上,在整個事件的發展進程中,阿廖沙也並沒有起過任何積極的作用,他的思想也並不能給予整個事件以實質性的影響。他對佐西馬長老之死以及長老死後屍體腐爛發臭﹑未能顯靈感到震驚不已,竟然因此而忘記了家庭中父兄之間的尖銳衝突和佐西馬臨終時囑咐他回到塵世去看守住哥哥的遺言。他後來幾乎陷入無信仰之中。當他根據長老的意願離開修道院返回充滿仇恨的世俗社會以後,他感到自己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僅僅是「為全人類受苦」,在痛苦中尋找幸福而已!

本來,作者曾計畫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之後,再以阿廖沙為主人翁寫出這部小說的續篇。按照作者最初的構思,主人翁阿廖沙在「塵世」漂泊之後應重新回到修道院。不過作者在生前最後一年還曾構思過另一種結局。據作者的同時代人A.蘇沃林的日記的記載:「杜思妥也夫斯基在1880年2月說,他『將要寫一部小說,主角是阿廖沙.卡拉馬助夫』,阿廖沙將『通過修道院』成為革命者。『他可能會成為政治犯被判死刑。他尋找真理,而在這個過程中自然成為革命者』。」可惜,這個回憶過於簡單。我們無法從中窺見作者思想變化的軌跡,無從據此判斷這個思想是不是意味著作者在臨終前已經改變了以往那種否定革命的立場。

| 新書快訊 |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上、下)》
【杜斯妥也夫斯基200歲冥誕紀念版】

- 購書去 -

Be First to Comment

分享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