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像布考斯基那樣寫首挑釁的詩

近來大陸各種微信讀詩公號的活躍、電視詩歌節目的走紅， 兩者應該有點關係。前者側重於現代詩，傾向於在深夜用深情文字讓大家抱團取暖，實際上是古代「詩可以群」這功用的時尚化；後者偏於古典，且和教育相關，似是為儒家的詩教傳統招魂。詩教者，「不學詩無以言」這句話賦予了《詩經》在後世儒家功利主義的權威地位，而「詩三百思無邪」這句話則似乎標榜了它的道德高度。

以上都是在強調詩的「有用」，和公眾以前輕蔑詩的「無用」，其實是一樣的一廂情願。詩固然可以兼職教化、承載道德，但它本身是非功利的——文，本來是形式，「紋」之意，「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強調的是形式之美幫助了內容傳播，而不是相反。

對於真正的詩，道德更是可笑的東西，我們現在都知道《詩經》裡面那些男女歡愛的篇章真的是愛與欲之詩，而不是衛道士一直意淫的君臣之喻，那麼「思無邪」便可以理解為創作過程的心無旁騖，而不是主題思想的禁欲。後來梁簡文帝蕭綱說過著名的一句話：「立身先須謹慎，為文且須放蕩。」在古代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前者可為，而後者不易。文字的風流跌宕關乎才華，也取決於意識的解放——但很多文人以為立身的放蕩等於為文的放蕩，許多勾引文學女青年的文學男中年，其文采之粗糙唐突，於那些自暴其醜的男作家的潛規則短信中可見一斑。

西方當代詩人，立身不求謹慎、為文極盡放蕩的，垮掉一代之後有不少好例子，比如說最近終於有了中譯本的查理．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時代》雜誌稱之為「美國底層人民的桂冠詩人」。他也寫過不少情欲詩，可是俐落灑脫，與前述那些猥瑣的作家大為不同，我想關鍵在於，他做到了「思無邪」，他並沒有想著用詩去騙取肉體，相反，他的詩挑釁著主流價值觀對愛的推崇，裸裎著愛的絕望。他的人生與寫作密不可分，傑伊．多爾蒂（Jay Dougherty）在《當代小說家》中形容：「他的詩和短篇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傳性的，通常是一個落魄作家『亨利．中國斯基』（Henry Chinaski），這人從事邊緣性的工作（常常被炒魷魚），酗酒，和妓女、蕩婦們做愛」。現實中的布考斯基大學未畢業就因寫「下流」小說被父親逐出家門，三十五歲放棄寫作，開始了十年浪蕩生活，因此而來的靈感滋養他中年之後的詩文，使他成為一代叛逆者的偶像、「洛杉磯的惠特曼」。

布考斯基的代表作詩集《愛是地獄冥犬》（中譯者：徐淳剛）裡面，有一半的詩與他身邊輪流轉的異性伴侶有關，他生活混亂，卻豔遇不斷，很多女人慕名而來，但大多數在他詩中留下的都是頭髮的顏色、身材的描述、性愛的饜足與倦怠。最動人的卻是一首悼念一位素未謀面的女粉絲的〈幾乎是一首成形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