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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偉恒:打破僵局,香港政治思想的激進化之路(二之二)

香港雨傘運動。照片來源:Hong Kong Umbrella Revolution,維基百科,拍攝者:Pasu Au Yeung
(本文轉載自《思想》雜誌第43期〈香港政治思想激進化之路:從七一遊行至反送中運動(2003-2020) 〉。標題為編輯擬。)

反送中運動最大特色為對現狀的徹底否定:議會已死、法治已死、以至攬炒論的盛行均反映不少香港人認為昔日的現狀已沒有任何保留價值。新香港的建立只能始於摧毁現存一切傳統及舊制度(如一國兩制、議會政治及法治);而只有完全摧毁舊價值(包括香港的經濟價值)始能帶來香港的重生。


四、由解釋到偽裝:論五區公投、城邦論及本土運動

與民間於2004年起已積極發動保育及本土運動以重奪城市的生活空間相比,七一遊行後的議會政治發展步伐顯得較為緩慢。2004年後的立法會雖出現了梁國雄及公民黨成員等新面孔,使民主派的政治光譜拉闊,然議會文化並未出現明顯變化。然而,隨著2007年底全國人大否決香港於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加上2008年黃毓民成功進入立法會,議會激進化之路終正式展開。

議會激進化的第一波為2010年由公民黨及社民連共同提出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公、社兩黨計劃透過補選單一議題回應政改爭議,讓市民公開表態支持雙普選;民主黨及民協則力促與北京政府溝通以爭取通過新的政改方案。最終五區補選投票率僅17.1%,這反映激進抗爭手法仍未被泛民支持者廣泛接受。五區總辭同時導致泛民主派的政治光譜擴闊:民主黨及民協因力主與北京政府談判而被劃為中間派,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等社民連激進議員則在議會屢次發起拉布戰,議會文化亦逐漸脫離傳統民主派所強調的優雅守禮精神;凡此種種均顯示議會政治正式進入激進化階段。

五區公投運動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留心:《基本法》並沒有公投法,但公、社兩黨一直聲稱辭職再參選所製造出的五區公投符合《基本法》;這明顯是以隱蔽方式將公投理念放進《基本法》之內。這種「將發現偽裝成解釋」的特點,正符合余英時先生對思想激進化過渡階段的描述。余英時先生指出,激進主義者發明一種新的現狀或秩序以取代舊有規範,但在思想激進化的過渡階段中,激進主義者雖已明顯希望擺脫舊有的現狀或傳統,但往往「將發現偽裝成解釋」,聲稱自己只是透過對現存的政治秩序進行「重新解釋」,試圖更準確地把握舊有現狀或傳統的真正精神。[1]公、社兩黨將公投的激進主張偽裝成符合《基本法》,正反映香港的思想激進化已進入新的階段。

「將發現偽裝成解釋」於陳雲在2011年撰寫的《香港城邦論》中得到更明顯的體現。陳雲於書中大肆批判泛民主派「將香港政治民主化寄託於中國民主化」的政治論述,強調中國民主化無望,因此提出中港區隔、高舉「香港優先」。然而,陳雲雖不斷批判中國人的劣行,勸告香港人不要插手大陸事務,但同時主張香港於中共政權崩潰時與鄰近的獨立省市共同建立中華邦聯,可見城邦論的最終目的仍在保華或解殖歸華。[2]城邦論強調「拒中抗共」事實上已是對中、港關係的創新論述,但陳雲在思想激進化的過渡階段仍需將這種「發現」偽裝成「保華歸華」。陳雲一直聲稱城邦論並非鼓吹香港獨立,而是要透過香港來復興「華夏文化」;這種既反對大中華思想、又要擁抱中華「道統」的弔詭主張,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上的混亂,無寧說是一種思想過渡期間的偽裝。

同樣的操作亦可見於陳雲對一國兩制的刻意利用。陳雲強調一國兩制與城邦自治互相配合,並於書中公開呼籲維護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所謂政治信念,就是相信香港城邦是我們香港人的歷史,一國兩制憲政制度是我們香港人的,《基本法》是我們香港人的,我們香港人有能力自治。[3]

城邦論高舉中港區隔及排拒中國人、確認香港人的主體性,這明顯已徹底背離過去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傳統理解。然而,陳雲仍不斷強調其城邦論只是還原一國兩制的精神,並不承認其政治論述違背《基本法》。陳雲不斷強調城邦論不是「新的發現」,並聲稱自己只是試圖重新解釋一國兩制,這明顯就是「將發現偽裝成解釋」的典型操作。

此階段的香港政壇及文化界之所以出現以上種種「將發現偽裝成解釋」的操作,是因為其時正值香港政治思想激進化的過渡時期。由於香港整體社會於九七前後帶有強烈的保守傾向,市民普遍傾向完善而非破壞一國兩制現狀,因此公、社兩黨以至陳雲均不可能於政治思想激進化的過渡階段便公然提出破壞現狀的政治理念。事實上,五區公投以至城邦論已有偏離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憲政框架的色彩,但由於政治思想激進化於此階段的香港社會中只屬暗流,公、社兩黨及陳雲遂將其「發現」偽裝成符合香港傳統政治現狀的「解釋」,以爭取政治取態仍然普遍保守的香港市民所支持。然而,正因為這種偽裝的政治操作以較為隱蔽與溫和的方式宣揚否定現狀、擺脫一國兩制的政治構想,這反而使其政治主張更容易被香港市民所接受。五區公投及城邦論實際上促進了香港政治文化由保守走向激進的激變。

與五區公投及城邦論的偽裝及隱蔽方式相比,2008年以來民間本土運動對現狀的否定顯得更為直接。社會運動的參與者直接繞過這種「將發現偽裝成解釋」的操作,較黃毓民、梁國雄、陳雲等走得更快更遠。此階段社會運動的重心由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左翼社會運動,逐步轉移至更激進的右傾、去中國化的本土運動;這與北京政府於2003年後推出一連串加速中港融合的措施有關。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2004年起即放寬自由行;此時香港經濟受惠於內地遊客的消費而出現高速增長,中港矛盾問題仍未顯露。至2009年深圳居民一簽多行後,邊境水貨客、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等問題嚴重影響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這使本土運動於2008年後迅速轉向至以中國為主要批判對象。

這種轉化最能體現於2010的反高鐵運動及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反高鐵運動以反對大陸新移民、抵禦中共入侵,抗拒與珠三角融合為抗爭基調;而由黃之鋒等新生代年輕人領導的反國教運動則以抗拒教育領域赤化為號召。兩場本土運動以包圍立法會為主要抗爭手段,並積極與議會內的激進力量合作,抗爭手段較此前的保育運動已遠為激進。此外,兩場本土運動反映民間對北京政府的強烈不信任,社會中甚至逐漸出現一種否定一國兩制憲政安排的情緒,[4]可見本土運動已對一國兩制的政治現狀作出更直接的批判。這股「拒中抗共」的情緒於2013年起繼續蔓延,本土派首先呼籲民間杯葛悼念六四晚會,至年底更力斥終審庭作出「居港一年可擁有申請綜援資格」的判決為「賣港」。至2014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甚至出版《香港民族論》,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以上例子顯示民間否定「一國兩制」現狀的想法已由暗流逐漸變為顯流。

五、擺脫偽裝:雨傘運動及其後

2014年雨傘運動在香港思想激進化的歷程中發揮著推動範式轉移的作用。在此之前,部分激進者雖已開始否定一國兩制的政治現狀,但仍「將發現偽裝成解釋」,並將對香港未來的創新構想偽裝為對一國兩制的再解釋。事實上,占中行動的前期工作仍帶有這種色彩。如占中商討日以公民投票方式選出「真普選聯盟」的「三軌方案」作為占中最後方案,並要求北京政府接納;這種將公民提名植入普選方案的提法正是一種隱蔽或偽裝,但這同時表示戴耀廷等占中領導者仍對北京政府按《基本法》還香港人普選權利抱有期望。然而,當北京政府於2014年8月31日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並聲稱兩制必須從屬於一國,這表示漸進抗爭之路已正式終結。由於831決定已表明中央正式破壞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現狀已再沒有繼續維持的可能,抗爭者亦再無需要「把發現偽裝成解釋」,並改為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作出全方位的挑戰。

劉世鼎指出,占領行動直接衝擊香港三大意識形態基礎:經濟發展、一國兩制及法治精神。[5]首先,占中三子期望藉占領中環金融經濟中心以迫使北京政府落實真普選,此舉已徹底背離九七前後香港人的「維持現狀」想法。其時香港人期望「透過現存政治制度以維持資本主義式經濟發展的現狀」,現在香港人卻藉占領中環、破壞香港核心經濟區的運作以爭取雙普選的政治訴求。經濟發展由原本的終極追求目標轉變為工具性手段,至於政治制度的革新則由手段轉化成終極目標,這種目標與手段的置換已徹底背離九七前後香港人所欲維持的現狀。

占領行動亦直接表達出香港人對「一國」及中央全面管治的抗拒。根據「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信念書:「假如有關方面漠視公民的民主訴求,提出不符合國際普選標準的選舉方法,我們會在適當時間進行包括『占領中環』的公民抗命。」這表示抗爭者並不服從「一國」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安排,並選擇以公民抗命手段要求北京政府回應香港人的普選訴求。在運動中抗爭者提出「命運自主」、「自己香港自己救」等口號,高舉香港的自主性及獨立性;整場運動已流露出對「一國」的排斥與抗拒;香港人的主體性亦在運動中得到進一步的確立。

占領行動亦衝擊香港人一直重視的法治傳統。九七前後的香港人視法治為香港社會的基石和核心價值,然占領行動卻呼籲市民以違法方式爭取政治訴求的實現,這對一向重視守法的香港人而言實帶來嚴重衝擊。事實上,公民抗命的確違背法治中「有法必依」的原則,戴耀廷亦不能不承認占領行動與「以法限權」之間存在著一定張力。由此可見,占領行動難以避免挑戰香港人對法治的既有理解。占中三子要求香港人捨棄那種強調守法的「自我克制的抗爭」,並透過主動負上刑責以爭取真普選;這實在是九七前的香港人所難以想像的。

考察占中倡議者陳健民的思想轉變軌跡,亦能反映香港人思想激進化步伐的急促。社會學學者陳健民於2010年曾以普選聯成員代表身分進入中聯辦與北京政府談判,最終促成2010年政改方案的落實,其時屬於香港政治陣營中的中間派。然而自2012年起,陳健民已感到政改沒有出路,因此決定放手一搏成為占中倡議者。陳健民於短短兩三年間由中間派一變而為公民抗命的倡議者,正反映激進思想於香港蔓延之快。然而,占中三子始終長期與泛民成員溝通合作,其主張並不可能完全脫離舊有政治文化的束縛。占中三子所提倡的和平占中屬非暴力抗爭,他們呼籲運動參與者在中環等候被捕,亦曾考慮列隊到警署自首。這種以和平非暴力為特徵的抗爭形式,明顯延續了九七以來強調優雅守禮、顯露文明公民素質的政治觀。正因為此,占領行動才能吸引泛民主派議員的共同參與。

然而,戴、陳二人的思想激進化步伐仍遠遠落後於參與占領運動的年輕人,公民抗命式的抗爭理念很快便被參與占領行動的抗爭者所唾棄。事實上,占領行動並沒有按照三子的計劃進行。學生們於占領期間多次以鐵馬衝擊立法會大樓等更激進的方式進行抗爭,這明顯已背離公民抗命的非暴力原則。其時包括梁國雄在內的多名泛民議員因反對年輕人的衝擊行為,更被抗爭者批評為保守及落伍。於2004年至2010年間,梁國雄一直是香港最激進的代議士與社會運動家,但當抗爭文化轉向暴力後,堅持非暴力抗爭的梁國雄即被斥為守舊。雨傘運動後,抗爭者紛紛將香港政制發展的停滯歸因於泛民主派的無能與保守,並認為梁國雄、戴耀廷等社運領導者的思想及取態已遠遠落後於時代;至於立場較梁國雄更為保守的民主黨、民協成員更被視為「賣港賊」。雨傘運動的年輕參與者將昔日的激進政治領袖統統視為過時的保守人物,這最能看到香港政治思想激進化正以高速發展。

雨傘運動雖然對香港現狀作出全方位批判,但年輕的抗爭者在思想激進化的過渡階段仍不可能徹底反對及否定現有政治體制。舉例而言,學聯代表曾與林鄭月娥等政府官員公開談判、學生領袖周永康亦曾計劃上京陳情,可見運動中的年輕領袖仍沒有完全封堵與特區以至北京政府的對話之門。然而,後雨傘時期新崛起的本土派已較周永康等人再進一步,徹底否定「一國」及高舉香港主體性。本土派代表梁天琦於2016年初提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直接指出一國兩制已徹底失效,並認為中共絕不可能生出民主,是香港民主化的最大阻礙,因此只能立足本土進行抗爭;其政綱已徹底脫離一國兩制的框架。本土派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總得票率達15%,這最能反映本土激進思潮已迅速在香港散播。當然,本土派的激進思想、特別是鼓吹勇武抗爭的主張仍需更長時間才能廣為香港人所接受;這從2016年魚蛋革命中抗爭者擲磚攻擊警員遭泛民政黨及主流媒體一致聲討便可得知。然而,新階段的本土激進思想已為2019反送中運動爆發作出了思想上的準備。

六、徹底拋棄現狀:反送中運動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的其中一個最大特色為徹底告別公民抗命,並步上勇武抗爭之路。運動前期抗爭者已高呼「不被捕」的宣言,並不鼓吹抗爭者主動負上刑責。6月12日大批抗爭者包圍立法會阻止法案通過,當中勇武抗爭者嘗試衝擊立法會的警方防線時,旁觀的溫和示威者不斷鼓掌歡呼,這與三年前魚蛋革命時民間普遍譴責勇武抗爭呈現出極大反差。其後運動更迅速出現「齊上齊落」、「和勇不分」的口號,以表達抗爭者對暴力抗爭的接受。至運動中期勇武抗爭者開始向警方投擲汽油彈、破壞政府設施,甚至開始破壞藍店(裝修)和對襲擊市民的藍絲執行私刑(私了),大部份抗爭者仍繼續呼籲「不割蓆、不分化」。8月3日市民與警員於黃大仙警察宿舍附近爆發衝突,當中不少衝擊警方防線的只是鄰近的街坊;至11月中旬警方包圍香港理工大學,大批市民為營救圍困者更紛紛前赴理大外圍,身體力行地支援前線勇武抗爭者。以上例子均反映勇武抗爭已廣為香港抗爭者所接受。

暴力抗爭廣為香港人所接受,亦可從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的轉變中得到反映。陳祖為為公民黨創黨成員,2014年雨傘運動後退出公民黨,轉投湯家驊創立、鼓吹溫和中間路線的智庫組織民主思路。陳祖為其時撰文〈為「溫和」正名〉,明確反對暴力抗爭:

溫和者不相信武力,認為暴力只會帶來更多暴力,即使武力可以一時嚇倒他人,令人噤聲,但這種局面是不會長久。[6]

陳祖為認為即使與當權者對話失敗,抗爭者亦只能透過遊行或公民抗命等較激進手段進行抗爭;暴力抗爭是被排除在外的。但陳祖為在2019年七一占領立法會行動後主動發文為年輕人辯護,並就抗爭運動的暴力使用提出四大原則。陳祖為當然並非完全抱擁暴力抗爭,但至少已認為在特定情況下以暴力抗爭具有合法性。陳祖為於接受訪問時指出自身的「激進」源自香港的政治形勢越來越君臨天下,因此必須奮起自衛。素以溫和派自居的陳祖為亦開始維護暴力抗爭的合法性,正反映激進政治思想散播之廣。

反送中運動強調政治抗爭日常化及個人化,亦反映政治已逐漸取代經濟成為香港人的生活核心。首先,香港人延續雨傘運動對「大台」的抗拒,這從黃之鋒於6月中旬嘗試領導群眾包圍警總、但反遭抗爭者排斥一事可見。抗爭者拒絕被任何政黨或政治組織所代表,與泛民成員及社運領導者未能追上思想激進化步伐有關;但這種去中心化社運模式背後同時反映香港人對政治參與自主性的重視。此外,政治抗爭亦有日常化的趨勢,黃色經濟圈的建立表示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已徹底政治化;這亦表示香港人已由昔日純粹的「經濟人」逐漸轉化為「政治人」。

反送中運動中的香港人亦徹底唾棄一國兩制、並全面與中國切割。運動前期最觸目的抗爭口號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當中包括呼籲特區政府全面撤回《逃犯條例》條訂草案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表示抗爭者對特區政府仍抱有最後一絲期望,認為由政府所成立的委員會能秉持公義調查警察暴力。然而,隨著警暴的加劇、七二一及八三一等事件的發生、以及陳彥霖與周梓樂二人懷疑被警察殺害,香港人已將抗爭焦點轉為反極權、抗暴政;這亦表示特區政府的管治認受性已徹底喪失。與此同時,香港人命運共同體亦逐步形成,這從抗爭者互稱為手足、《願榮光歸香港》的流行等均得到最清晰的反映。進入運動中期,梁天琦於2016年提倡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成為運動的中心口號。正如張潔平所言,這句口號所要表達的是「這一代人,要將香港,成為香港人的香港」,[7]這正見香港人主體性的建構已接近完成階段。至運動後期,「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旗幟於示威人潮中到處飄揚,更表達出香港人徹底脫離中國邁向獨立的政治願景。

反送中運動另一激進化特徵為對現狀的徹底否定;攬炒論的流行最能體現此點。「我要攬炒」團隊於運動期間曾呼籲及遊說多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並認為香港在喪失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前應運用剩餘價值奮力一搏;這種攬炒論在香港市民中得到廣泛接受。根據香港民研於2020年7月3日進行的民意調查,57%受訪者(總受訪人數7872人)支持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當中民主派支持者有85%支持,僅4%反對,非民主派支持者也有30%支持,55%反對,可見香港人已不惜破壞香港的經濟發展以爭取民主自由;這正徹底逆轉了九七前後香港人「維持現狀」的想法。其時香港人普遍視政治為工具性手段,維持資本主義式經濟發展現狀才是最終目的;但現在破壞經濟發展已成為引發「支爆」的工具性手段,民主及政治自由則成為香港人所爭取的終極價值。這種「破壞經濟以完善政治制度」的構想實源自「占領中環」的抗爭進路,但其對經濟的破壞程度則遠遠超越昔日癱瘓中環的規模。

香港人亦開始否定議會的作用。七一占領立法會行動象徵性地表示議會已無力發揮制衡行政機關的作用。民主派及抗爭派參選者於2019年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雖取得大勝,但未能挽回香港人對議會的信心。2020年戴耀廷提出「35+」方案,宣稱反對派陣營需取得立法會35席以上的大多數議席以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迫使中央政府解散立法會,最終目的是要重燃街頭抗爭,並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國及特區政府實施政治及經濟制裁;這明顯是藉爭取「35+」以加快攬炒速度。至2020年7月特區政府借防疫為由延遲立法會選舉,並決定原有議員續留議會一年,抗爭陣營普遍反對泛民議員留任,這正正出於一種主動破壞現狀的心態。香港抗爭者已普遍認為建立新社會前必須徹底摧毁舊傳統,而舊傳統正包括香港人一直信任及依賴的議會政治,這種想法在九七前的香港是不可能出現的。

「法治已死」為反送中運動中另一爭論焦點。根據港大民研的相關調查,市民對本港法治程度的評分於 1997 年至 2019 年 5 月期間一直徘徊於 6.2 至 7.2 分的水平,然至2019年 9 月則插水式下跌至 4.4 分,創下歷史新低;可見香港人普遍對法治失去信任。香港網媒立場新聞曾邀請吳靄儀律師與數名就讀法律系的香港學生討論「法治已死」的課題,當中有青年學生指出任何不肯承認「法治已死」的人都是中共的幫兇;學生甚至認為律師應集體辭職以表達對法治崩壞的不滿。[8]這可說是另一種鼓吹主動破壞現狀的「攬炒」表現。

由此可見,反送中運動最大特色為對現狀的徹底否定:議會已死、法治已死、以至攬炒論的盛行均反映不少香港人認為昔日的現狀已沒有任何保留價值。新香港的建立只能始於摧毁現存一切傳統及舊制度(如一國兩制、議會政治及法治);而只有完全摧毁舊價值(包括香港的經濟價值)始能帶來香港的重生。任何不完全支持或配合「破壞現狀」行動的人,均會被斥為保守和落後,甚至被視為威權政治下的幫兇;這正是政治思想急劇激進化的結果。

然而,反送中運動呈現的新抗爭模式,事實上仍未有完全脫離舊有政治文化的束縛。舉例而言,反送中運動中出現的暴力抗爭形式,特別是私了與裝修均有其底線及限度。大部分勇武抗爭者於私了時均秉持自衛的武力使用原則,而裝修亦僅限於破壞政府設施及藍店,而破壞過程中幾乎看不到有任何搶掠的痕跡。抗爭者對港鐵態度之轉變最具代表性:於運動前期,抗爭者於示威後乘搭港鐵時會主動留下車資;但當港鐵開始配合警方部署而提早封站後,抗爭者即紛紛破壞港鐵設施。這最能看到抗爭者絕非如某些觀察者所言毫無底線、不計任何代價;抗爭者明顯仍然受到昔日強調優雅守禮的政治文化所影響。由此可見,九七以來重視文明優雅的政治觀及強調守法的法治傳統仍然制約著現時香港人的政治思考與行動;這同時表示香港政治思想激進化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總結

上文就香港自2003年七一遊行起展開的政治思想激進化歷程作出了概述。政治思想激進化浪潮之所以於香港出現,主要源於「一國兩制」的現狀已越來越難得到社會上多數香港人所認可。於九七主權移交前後,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能否成功推行仍採觀望態度,然北京政府其後多次以中央權威干預香港事務,加上數度違背《基本法》中香港將實施雙普選(即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普選)的承諾,使香港人普遍認為北京政府主動破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精神。由於一國兩制的現狀已不值得維持,政治思想激進化歷程亦正式在香港啟動,並發揮不斷破壞現狀的作用。然而,當舊有的現狀被破壞後,新建立起來的卻是比一國兩制更為倒退的極權式統治。對於香港的抗爭者而言,徹底打破這一新的極權統治現狀成為當務之急,這同時使政治思想激進化歷程難以停止。正如本文開首所言,合理現狀的存在能使社會上的保守和激進力量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從而使社會發展不至完全脫軌或失序。然而,在北京政府決心對香港作出全面管治和攬炒論的盛行下,重建合理秩序和現狀已彷彿成為不可能的任務;這正是現今香港所面對的困局。那香港人應如何在此困局下自處?新的合理秩序要怎樣才能重新在香港建立?這些問題已遠超本文的研究範圍,因此只能留待讀者自行思考。

於結束本文之前,還有一點必須作出澄清。本文對香港政治思想激進化歷程的描述只是高度概括化的結果,香港政治文化發展與演變的實際過程必定遠較本文所描述的更為曲折複雜。正如王汎森所言,每一段歷史都不是簡單直接的線性發展,其中不單有各種力量同時在競合,亦有著不同思想史層次的理解,思想發展歷程甚至可能同時存在著斷裂。[9]如本文揭示民間的政治思想激進化遠較議會政治的激進化為急速,便體現了香港社會不同力量的競合如何推動政治思想激進化的進程。此外,香港政治思想激進化雖於過去十數年越演越烈,但並不表示全體香港人的思想均經歷了激進化。事實上,即使是學術界或社運界中亦有知識人及政治人物未被捲進思想激進化的浪潮,如學者呂大樂於2020年出版的新著《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中,便繼續堅持以一國兩制作為解決香港問題的起點。這反映即使在政治文化急劇轉變的時代,香港仍有不少學者沒有被政治思想激進化的浪潮所捲去;這同時表示層次之別的確同時出現在不同的人群之中。

與呂大樂相似,民主黨創黨元老李柱銘的政治取態在過去十多年的激進化浪潮中亦始終如一。李柱銘於過去二十多年一直恪守其政治主張,拒絕從根本上反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因此李柱銘於2020年7月國安法通過前夕仍重申其2003年的立場:呼籲中央政府按照《基本法》,於不侵害人權的情況下容讓特區政府自行訂立二十三條以解決國家安全問題。李柱銘呼籲中央及特區政府重回一國兩制框架處理香港問題,背後正有著牢不可破的「保持現狀」想法。然而,2020年的香港已非2003年的香港。一國兩制於十多年前仍為社會各界所接受的現狀和共同基礎,李柱銘於其時呼籲中共按照《基本法》條文訂立二十三條的立場並無引起廣泛爭議;然一國兩制於2020年已被北京政府及香港人所共同捨棄,李柱銘於此時仍抱擁一國兩制、承認中共對香港擁有一定管治權,難怪迅即被早已激進化的香港抗爭者視為賣港。李柱銘的例子最能說明香港仍存在著不少立場始終如一的政治人物,但其被眾多抗爭者所排斥則表示香港確實出現政治思想激進化的浪潮。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治思想的激進化已帶來以下結果:政治由工具性手段轉化成終極追求目標,「尋求現狀的徹底破壞以換來重生」等論述亦已得到初步確立;而隨著和平抗爭和公民抗命的沒落,暴力抗爭亦正式登場,然當中仍有繼續激進化的廣闊空間。換言之,香港政治思想的激進化現時依然處於發展階段,遠遠未見盡頭。然而,2020年7月國安法的頒行大大提高了香港人的抗爭成本,那嚴刑峻法能否阻擋政治思想激進化的進程?未來數年香港會否再爆發新一波社會運動?若出現新一輪抗爭,下一階段的政治思想激進化又會如何呈現?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1]   余英時,〈20世紀中國的激進化〉,載氏著,《人文與理性的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335-339。
[2]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思想》,第26期,2014,頁141。
[3]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頁189。
[4]   羅永生,〈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載氏著,《殖民家國外》,頁97。
[5]   劉世鼎,〈作為政治實驗室的占領中環〉,《思想》,第28期,2015,頁21。
[6]   陳祖為,〈為「溫和」正名〉
[7]   張潔平,〈49天,香港反送中運動如何來到臨界點?〉
[8]   有關訪問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uez1d7tpo
[9]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7-9。

《五一三的幽靈(思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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