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思想》雜誌第43期〈香港政治思想激進化之路：從七一遊行至反送中運動（2003-2020） 〉，標題為編輯擬。）
一連串保育運動由反思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發展現狀為起始點，進而擴大至追問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當中香港青年人以「受壓迫者」自居，這種認同更顛覆九七前後香港人的「自由經濟人」身分；這反映香港人所欲維持的現狀已在逐漸崩壞的過程之中。
引言
2019年引起全球關注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勇武抗爭、提出「攬炒」為號召；至2020年7月北京政府強行在香港頒行國家安全法，香港正式成為中美角力下的焦土，香港主張「攬炒」的抗爭者可謂求仁得仁。在此我們必須追問，香港為何會發展至現今這種破局？除了中共近年主動破壞一國兩制格局外，還有沒有其他原因能解釋香港破局的出現？我認為香港政治思想自2003年以來日益激進化，正是其中一條能夠解釋現今香港破局出現的重要線索。
於進入正式討論前，讓我先簡單說明本文對激進一詞的用法。激進一詞一般而言有兩種用法：一、描述義：作為一種相對的概念，並與保守、溫和等詞彙相對，用以描述人的思想取態；二、評價義：作為一種價值判斷，而在運用時往往帶有暴力、非理性等負面評價。由於本文屬思想史的分析文章，因此全文於使用「激進化」一詞時一律取其描述義，而不取其評價義。此外，礙於篇幅及學力所限，本文只會嘗試描述及勾勒香港政治思想激進化的進程，至於反思及評價部分則需交給讀者自行探索，這是必須首先向讀者交代的。
一、思想上的激進與保守
現在再進一步深入分析何謂思想激進化。余英時先生在論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激進與保守」概念時，曾指出激進一詞的相對性：
我們說某某人保守，某某人激進，都是要有一個定點。如果沒有一個標準、沒有一個座標，我們很難說某人是保守的、某人是激進的。因為保守跟激進一定是相對於甚麼東西來說。相對於甚麼呢？一般說是相對於現狀，最簡單地說，保守就是要維持現狀，不要變；激進就是對現狀不滿意，要打破現狀。要打破現狀的人，我們常把他放在激進的一方面。要維持現狀的人，我們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面。可是，我們知道這樣用的時候，保守和激進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態度：可以是極端的保守，甚麼都不變；也可以是極端的激進，一切都打倒。這是「兩極化」，「兩極化」的結果會是如此的。[1]
以上文字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激進（radical）與保守（conservative）兩種態度總是相對於某一種現狀或現存秩序；當中保守的一方傾向維持現狀，激進的一方則傾向於改變現狀。
余英時先生進一步指出，合理現狀的存在能使激進與保守兩種態度不至陷入兩極化的困局。余先生以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為例，指出美國社會中的保守與激進思想均相對於民主、自由主義的傳統秩序，而這正是保守與激進兩股力量的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余先生指出，conservative、liberal和radical成了一個鼎的三足，當中激進力量雖然對現狀不滿、甚至希望大幅度地改變現存秩序，但仍不至要從根本上推翻美國的整個現存制度。由此可見，在大致合理的現存秩序下，所謂的激進力量往往只是希望剔除現狀或現存秩序中的種種不合理之處，其最終目的仍是尋求現狀或現存秩序的維持和穩定。[2]換一種說法，激進力量往往透過對現狀的再解釋，以達到修正或改良現狀的目標。在這種比較正常的狀態下，保守和激進在緊張之中仍能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二者之間的互相制約使社會發展不至完全脫軌或失序。必須指出，這種以修正現狀為目標的激進力量，並非真正的思想激進化表現。
至於真正的思想激進化，其實是指主張徹底推倒現狀、否定一切現存秩序的想法。在這種思想激進化的思潮中，激進主義者認為沒有一種現狀是穩定或值得保留的，因此他們不再就現存的政治秩序進行再解釋，而改為發明一種新的現狀或秩序以取代舊有規範。我認為，香港政治思想自2003年起正日漸步上這條激進化之路，而這股思想激進化浪潮更一步步將香港帶進現時的破局之中。
二、九七前後的香港現狀
現在再嘗試分析九七前後香港的現狀。眾所周知，香港人於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談判中基本缺席，香港人的聲音一直被排拒於談判桌外；因此香港問題的最後解決方案（即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及香港於九七後實行一國兩制）並非香港人所完全認同和接受的香港未來構想。然而，其時很少香港人想過要反對或否定一國兩制的安排；羅永生的現身說法頗能印證此點：
社會絕大部份的人，都是恐懼，或是期望香港保持某個鬆散意義的維持現狀，而不是特別去支持港獨、買島、託管等。因為整個社會氛圍會覺得，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很少，這些事情自己管不到的，亦不會有任何公民意識或很強的主體意識。[3]
羅永生這番話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一、九七前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薄弱，且欠缺足夠的主體意識進行關於香港未來的想像。二、九七前的香港人普遍對現實政治抱有「不變」或保持現狀的心態。關於後者，呂大樂亦曾作出描述：
當初遇上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香港人的期望是：保─持─現─狀。當然，對不同界別的社會人士而言，所謂保持現狀，意思不一定一致。但是到最後，一切濃縮為生活方式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後來很多人都表示所謂五十年不變並非文字表面的意思──一個社會怎可能在五十年之內全無轉變呢？轉變也不一定是壞事呀！可是，當時香港人確實害怕改變──特別是因為回歸中國而產生的變化。而盡量想辦法減少改變，把未來的不確定性減至最低，這的確是1997年之前香港人最大期望。[4]
這種「保持現狀」的保守取態為九七前香港人所普遍共有。
那九七前後香港人所欲維持的究竟是怎樣的現狀？簡言之，其時大部分香港人所追求的主要是經濟現狀的持續穩定。其時香港人普遍以經濟人自居，相信「搵食」的硬道理。他們期望主權移交後的香港能保持英殖時代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從而得以「馬照跑、舞照跳」。於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中共承諾在政治及經濟制度上與香港作出一定程度的區隔，以說服香港人於主權移交後能繼續享有基本的政治及經濟自由。事實上，一國兩制的設計正是以維持經濟現狀作為對香港人（特別是香港資本家及財閥）的統戰，以防止香港社會於主權移交後出現動盪；這實是中共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續。
一國兩制能否成功推行，實建基於中共能否恪守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等對港人的種種承諾，但不少曾親睹六四屠殺的港人並不信任北京政府。據一項於1996年至2002年間進行的調查，香港人一直十分在意「極權」的中國政府和自由多元的香港社會之分別；[5]這正反映香港人對中共極權統治的抗拒。九七前香港出現的大規模移民潮正充分反映不少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至於選擇留下的香港人則多如羅永生所言，只能無奈接受一國兩制的政治安排。
然而，九七前的香港人雖不完全認同一國兩制，但同時缺乏公民意識或很強的主體意識去為香港未來展開想像；這應部分歸因於九七前的香港人一直缺乏透過民間力量爭取及捍衛政治、經濟權利的經驗。香港自由市場的建立以至90年代公民權利的提升，主要出於英殖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及賦予，而非香港人主動爭取的結果；這同時導致香港公民社會未能成熟發展。另一方面，英殖時代建立的優良法治傳統讓香港人普遍相信，獨立的司法系統及三權分立下的立法會能於九七後對行政機關形成有力制衡，從而確保一國兩制能於《基本法》框架下推行。馬嶽指出，九七前議會政治的成功強化了香港人對立法會的信任和依賴：1995至1997年間，在私人條例草案及民主派占約半數議席等情況下，不少民間訴求（如平等機會條例、反對填海、限制公屋加租法例，工人集體談判權等）都成功在議會通過成為正式政策。[6]九七前的香港人普遍相信議會及司法系統能有效制衡特區政府，這倒過頭來強化了港人對代議士的依賴及對一國兩制的接受程度。
分析至此，我們可對九七前後香港人「維持現狀」的心態作出更細緻的描述：九七前的香港人普遍寄望政治制度（包括港英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法治傳統、《基本法》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條文、能制衡行政機關的立法會）能保障香港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在這種「維持現狀」的論述中，資本主義式的生活模式及持續的經濟發展是香港人普遍的終極追求目的，至於政治自由只是工具性手段，其作用是保障香港人能繼續保持純粹的「自由經濟人」身分。[7]抱有這種想法的香港人不自覺地擁抱著「不變」，自然不可能提出關於香港未來的政治論述；這從其時民主派的視野及政治論述中亦可得到充分體現。
九七前後香港的所謂「激進」力量以民主黨、民協為主要代表。呂大樂指出，其時民主派人士的政治視野包含改變中國政治格局，並以此將短期的（在香港內部的工作）和長期的（中國本身的改革）民主目標（例如香港社會的自我完善，長遠對中國走向開放起著積極作用）結合起來。[8]這套政治論述有以下特點：一、民主派並沒有提出完全立足於香港的本土政治論述，並選擇將香港民主化與中國的民主化兩大目標合而為一，期望九七後的香港政制民主化能帶動中國的全面民主化。二、民主派選擇於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有限度的和平抗爭。這種論述促使民主派接受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的憲制秩序。從民主派接受一國兩制的取態可見，這套政治論述背後帶有強烈的「維持現狀」傾向。然而，民主派於九七前後已是香港社會中較為激進的力量，這倒過來說明了香港整體社會於九七前後帶著強烈的保守傾向。
香港民主派甘於在一國兩制這種不完善的框架下尋找種種空間推動政治民主化，呂大樂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克制的抵抗」。羅永生則以「虛擬自由主義」描述香港民主派的政治觀：
（民主派）明知體制並非建基於自由主義的鞏固憲政基礎之上，但仍然以假當真的按一套有如教科書般循規蹈矩的方式，不斷操演同一套民主儀式，儼如憲政自由主義是真實存在著。虛擬自由主義也可用作描述一套香港在這三十年來的政治文化，在政治行動中，泛民所領導的運動盡量「優雅」守禮，顯露至「文明」的公民素質，嚴拒民粹主義、激進主義，堅守所謂的「和（平）理（性）非（暴力）」。[9]
羅永生於另一處形容九七前後的民主派「煞有介事對議會規則、選舉遊戲必恭必敬，彷彿那裡真有一部法典，完整地反映著香港人民意志的憲法程序，在協助形塑關於公共利益的人民共識」。[10]羅永生對九七後民主派的描述似乎過份負面，忽視了民主派（相較中共）沒有足夠政治議價能力的現實，然其認為民主派熱衷於議會政治和致力完善《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等看法，的確能準確描述九七後香港的政治文化。這種高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守法等價值、並主動自我約束的抗爭取態，正反映九七前後普遍香港市民及民主派的保守性格。在這種政治文化下，香港人自然難以提出關於未來政治發展的創新論述。
由此可見，九七前後香港社會中的所謂進步或激進力量，其實仍然一直尋求現存秩序（包括一國兩制和議會）的維持和穩定。民主派固然致力爭取雙普選，但其最終目標依然是於《基本法》框架下致力完善一國兩制。這種取態正符合余英時先生對「激進」的一般定義：激進力量往往只是希望剔除現狀或現存秩序中的種種不合理之處，其最終目的仍是尋求現狀或現存秩序的維持和穩定。其時幾乎沒有香港人嘗試於一國兩制框架外提出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的構想；港獨論於2003年前不成氣候正反映此點。這固然可歸因於香港人普遍同時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因此難以想像香港需要╱可能脫離中國而獨立發展；但更重要的還是其時香港人「本土自我想像的貧乏與局限」。[11]九七前後的香港人滿足於「維持現狀」，缺乏主體意識去想像或構建立足本土的政治論述，思想激進化的步伐仍未正式邁開。
三、現狀崩壞之始：2003年七一遊行及其後的保育運動
2003年高達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遊行，是九七主權移交後香港人的第一次政治覺醒。七一遊行以反對廿三條立法為最重要的政治訴求。《基本法》第廿三條規定特區政府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有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及國家安全的行為。香港人普遍認為北京及特區政府推動廿三條立法嚴重損害香港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公然破壞香港現狀，遂身體力行參與遊行，對廿三條立法表達出強烈的抗拒。有趣的是，當特區政府正式宣布擱置廿三條立法後，社會迅速回復平靜；這是因為香港人認為基本人權和自由已成功守住了，現狀亦已得到重新維持，香港人遂滿足於在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下繼續以資本主義模式生活。事實上2003年的七一遊行一直遵從固有的社運模式和平進行，關於廿三條立法的公眾討論亦完全沒有出現否定一國兩制的論述，「本土」在遊行中亦未提上議程。由此可見七一遊行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香港人「維持現狀」的保守心態。
若轉而觀察民主派對廿三條立法的取態，亦可看到其政治論述不脫「自我克制」的色彩。其時公開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民主黨，強調特區政府於立法前應先落實雙普選，以及必須確保相關條文不至侵犯香港市民的人權和自由；這反映民主黨並未有從根本上反對廿三條立法。民主黨並沒有否定《基本法》訂明特區政府有訂立廿三條的憲制責任，他們所提出的反對理據主要圍繞立法需要、諮詢形式、條文內容和立法時間等技術問題。[12]換言之，民主黨並未對特區政府訂立國家安全法律作出根本挑戰；他們仍然選擇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框架下與特區政府周旋。值得留意的是，民間對民主派這種取態不單沒有太大反感，甚至認同民主派於反惡法的抗爭中擔當著領導角色，這反映普遍參與七一遊行的香港人與民主派一樣並沒有「否定現狀」的意圖。羅永生指出，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十年間，香港人仍「以基本法為依歸，認為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仍然是在實踐當中，當中最為敏感的政治改革部分，也只有步伐快慢的爭論，不存在信任崩潰的狀態。」[13]這表示經歷七一後的香港人仍沒有想過要否定一國兩制的現狀。
然而，2003年的七一遊行畢竟啟蒙了香港人的主體性。上節曾經提及，九七前後的香港人普遍以「經濟自由人」自居，以追逐財富為主要生活目標，公民意識普遍不足。七一遊行則大大改變了香港社會不同階層的精神面貌。試看呂大樂的回憶：
大遊行過後，飯局上的話題已不再是齊齊盡數特區政府的不是，而是談談市民自己可以做些甚麼 …… 有的問：能否民間自發去搞好教育，而不要讓政府與利益團體再把教育改得一塌糊塗了；有的認為要籌集基金，要辦一個肯定香港文化的價值的民間博物館；有的已開始設計新的廢物箱，要搞好衛生環境。當然，也有人想到政治。這些小圈子的動向，未必有代表性，也談不上甚麼運動。但它們背後的理念，同是要由民間主動，搞好香港 …… 我相信，2003年後很多新的民間動員，都是由這一點出發。[14]
連一向重視社會穩定以追逐財富的中產階層也開始反思現狀，七一遊行對年輕一代的衝擊可想而知。事實上，七一遊行成功推倒廿三條立法的經驗，已成為2003年後一連串香港保育和本土運動的原動力。
七一遊行後香港人首先著重批判的並非一國兩制的政治現狀，而是香港人一直最為關心的經濟現狀。七一後爆發的第一波社會運動為2004年開始醞釀的保育利東街運動。正如陳景輝所言，是次保育運動的方向從以往強調「合理賠償」轉向「社區保衛」的理路，並從根本上否定市建局「用錢解決一切」的賠償邏輯，肯定社區住民、網絡、文化及歷史的價值。[15]這表示部分香港人開始反思一直致力維持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合理，這正是九七後現狀崩潰的起始。利東街最後雖敵不過被政府偷步清拆的命運，但運動高舉的保育旗幟其後由保衛天星碼頭及保衛皇后碼頭運動所承接。兩場運動的共同主題為反對公共空間被私有化，並著力從地產霸權手中重奪城市的生活空間。這一連串社運更帶有「由保育至本土」的發展跡象，「本土」遂正式成為香港社會的重要議題。
在此我們必須稍稍回顧此時期所謂「本土」的涵意。試看保育運動參與者陳景輝的一段回憶：
零六年底我們闖進天星碼頭，之後引發了許許多多圍繞歷史、空間和主體的本土論爭。但在之前，並沒有什麼人會把「本土」兩字掛在心上，甚至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恰巧行動前數天，我們一班朋友參與了一場討論會，講者之一是馬國明。過百人擠在尖沙咀一個會議廳中，討論關於本土身分認同的問題。懷疑聲音此起彼伏，但我清楚記得馬國明如何地斬釘截鐵：「本土就是追認我們自己受壓迫的祖先、未完成的希望。」 在闖進天星、守護皇后的時間，我們幾個人——至少包括朱凱迪、周思中和我——惦記的就是這番説話。[16]
文中援引馬國明對本土的定義，反映此階段本土意識的內涵頗為模糊，仍未形成完整的香港論述。然而，馬國明對「本土」的定義成功將新生代香港人與昔日「受壓迫的祖先」作出連繫，從而帶出模糊的未來願景。羅永生便據此認為「香港的青年人中間，正冒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正不斷拷問香港的過去與未來，追問香港究竟是誰的香港。」[17]正因為此，葉蔭聰認為保育運動已超出了一般文化或歷史保存運動（preservation movement）的含義，而是一場關乎香港身分認同的運動。[18]一連串保育運動由反思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發展現狀為起始點，進而擴大至追問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當中香港青年人以「受壓迫者」自居，這種認同更顛覆九七前後香港人的「自由經濟人」身分；這反映香港人所欲維持的現狀已在逐漸崩壞的過程之中。
然而，正如葉蔭聰所言，此階段的保育及本土運動「不是與中國的文化或政治對抗」，亦沒有預設一個香港以外的他者作出批判對象，而是對香港自身歷史及政經構成的自我批判。[19]這種本土意識與2010年後興起、以中國為主要批判對象的本土意識稍有不同。事實上，保育運動主要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仍未直接面向政治制度，特別是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憲制秩序，可見香港的「現狀崩壞」於此時仍然處於起始階段。但無可否認的是，在2003至2008年間，一股激進力量已在香港社會不斷累積：本土意識的不斷高漲、保育運動呈現出的街頭抗爭方式在民間不斷演練，已為2008年後反高鐵、反國教以至雨傘運動的出現作好預備。
[1]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201-202。
[2]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201-204。
[3]羅永生，〈復合還是雙重任務？民主回歸論的香港╱中國性質與想像〉。
[4]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131-132。
[5] Eric Ma & Anthony Fung, “Negotiating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 : Hong Kong Identity Survey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2007） : p. 175；轉引自朱耀偉，〈何為香港？現狀迷思破滅之後〉，載朱耀偉主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112。
[6] 馬嶽，〈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關係〉，《思想香港》，第五期，2014。
[7] 必須強調，以上論述只是透過構建一種「理想型」以方便分析及敍述。九七前後不同香港人的思想必定存在差異，然大部分香港人的確將各種香港社會的生活元素化約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活方式」，並擁抱九七前的生活經驗。關於此點，龍應台的觀察可作補充。龍應台2004年於〈香港你往哪裡去〉一文提出「中環價值」是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信仰：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結果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型態。龍應台，《龍應台的香港筆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頁42-71。
[8] 呂大樂，〈社會運動不能轉化，其實是一個問題〉，《思想》，第40期，2020，頁139。
[9] 羅永生，〈被動回歸與公民社會的危機〉，《文化研究》，第18期，2014，頁214-215。
[10] 羅永生，〈虛擬自由主義的終結〉，載氏著，《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24。
[11] 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想》，第19期，2011，頁107-108。
[12] 可參看民主黨於2002年12月發表關於廿三條立法意見的《民主黨關注意見書》。
[13] 羅永生，〈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載氏著，《殖民家國外》，頁91。
[14]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136。
[15] 陳景輝，〈0371十週年，試檢視反對運動的三條思想主軸〉，《思想香港》，第一期，2013。
[16] 陳景輝，〈0371十週年，試檢視反對運動的三條思想主軸〉，《思想香港》，第一期，2013。
[17] 羅永生，〈「當年也曾激情過﹗」〉，載氏著，《殖民家國外》，頁244。
[18] 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想》，第19期，2011，頁113。
[19] 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想》，第19期，2011，頁110-111。
延伸閱讀
許偉恒：打破僵局，香港政治思想的激進化之路（二之二）
旅台香港人。研究領域為兩漢歷史、六四歷史及香港歷史。著有《六四十問》，並曾於《思想》第40期發表論文〈陳寅恪先生晚年學術論文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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