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4日及5日，聯經出版主辦了為期2日、共計5場的「敬 思想史的傳薪者：余英時紀念論壇」。在疫情仍然嚴峻的當下，嘉賓與讀者們透過網絡平台相聚，反而使悼念跨越時區與地域，隔空搭建起一座非常難得的交流平台。第三場活動「知識人的實踐」結束前，所有聽眾在聊天室以文字形式寫下自己所在的城市和年齡，共同在線的近千人得以確認彼此在哪裡；接著，主辦方邀請所有人用1分鐘時間開啟麥克風，表達對講者的感謝。1分鐘的時間內，大家聽到來自世界各地各種口音的聲音，也再次確認無形的連結同樣真實、動人。
論壇進行過程中，有不少聽眾熱烈發問，亦提出一些切中時代困惑、值得一再思索的問題。我們從中精選了6組問答，作為是次論壇的延宕與迴聲：
Q：葛老師提到余先生打通中西古今，提到史學研究應該要以整體對抗整體，不要拆東牆補西牆，我的問題是作為年輕學子沒有那麼深的學術根底，那該怎麼辦，應該如何取徑去建立宏大的視野，有沒有入門的建議？
葛兆光：取徑是多樣的，但我想最重要的、唯一需要的是專注。如果你看余英時先生，他的專注是我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任何人能夠趕得上余先生對學問的專注。只有專注你才可能能夠做好，也才能夠有大事業。
Q：葛兆光老師在演講中間提到，對余先生來說，祖國、國家和政府就是三個不同的概念，文化中國跟政治中國也不同，能不能詳細講講祖國和國家的區別是什麼？文化中國的和政治中國的區別又在哪裡？
葛兆光：這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一個非常熱鬧的，也很敏感的話題。我們看歷史的話，一個空間裡面，一個族群，它的疆域、宗教信仰會不斷變化。不能說這個地方一定是一個自古以來不變的國家，但是在一些核心區域，在人們共同生活的習慣和文化上逐漸形成傳統，並且深入民間，它就形成了所謂文化意義上的祖國。
但是在政權意義上，大家都讀過二十四史，朝代是在不斷變化的，夏、商、周、秦漢、六朝、唐宋、元明清。王朝就相當於我們說的政府，不斷控制這塊地方、治理這塊地方的，是不斷會變化的政府。所以政府並不等於剛才我們說的空間，這個空間是國家，也不等於我們文化上已經形成了傳統的祖國。這三者是不一樣的，如果不分清楚它們，也就不能夠分清楚什麼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什麼是地理意義上的中國，什麼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我們需要區分這三個，才能夠區分很多的事情。
我們過去很多想法的錯誤就在於，我們總是用整體、混融、不加區別的方法對待一件事情，現代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則是要細緻區別，分化，不能夠混成一團。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來說，區分在文化意義上跟你血肉相連有認同的祖國，和你生活的這塊地方，也就是地理意義上的空間的中國，和管理你的秩序的政府，是很重要的。
Q：想請教各位老師，你們都曾經跟跟余先生學習過，從余先生身上學習到的特質、知識或態度，有什麼是影響你們最深刻的？
王汎森：余先生可以學習的地方非常多。我覺得他做學問就是應了胡適講「勤謹和緩」這四個字。勤，然後謹慎、和緩。這是我個人印象比較深刻的。
陳弱水：跟余先生從學五六年的時間，當然學到非常多。我想如果真正講做學問、做研究，最重要就兩點：第一個是細膩，余先生真的是非常細膩，對問題的探索非常細非常深入。第二個就是思考，最大的印象是他永遠在提醒我們思考的重要，他自己是不斷的思考。另外余先生為人非常溫暖，當他的學生實在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因為他不立門戶、對學生沒有什麼要求，可以讓我們自己充分發揮，從他那邊得到好處。
Q：想問蘇曉康老師，能不能多講一些關於您在跟余先生的交往中，有沒有就流亡或者離散經驗有過一些探討？在您的流亡經驗中，會怎麼樣回望這個文化中國的變化或者變異？
蘇曉康：我跟余先生的來往，實際上是一種很私人的交往。家人遭遇車禍以後，我有一度完全精神崩潰，人也完全垮掉。在這種情況下余先生把我叫去，跟我講了一個建議。他說你要是信教，有信仰，也好辦，可你不是沒有嗎？——我確實沒有，我沒有基督教的信仰。我信不了。——他說那樣的話，你要去跟中國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這是余先生的原話：要跟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你會得到非常大的精神補給，一個精神的來源。然後你會變成另外一種人，從歷史裡，你也可以找到一種活的生命。當時他跟我這樣講。
我後來確實是按照余先生的說法，看了很多人的著作，看了很多書，比如陳寅恪、梁啟超。我後來也寫了一系列的人物，包括林徽音。我寫這些人物當中，當然都有他們的缺點，還有優點。但是現在回過頭來我要說，五四那個時代真是一個，天才輩出的時代。我寫完這些人物以後，就發現我們這個時代怎麼那麼平庸。好像是有一個時代性的，一個時代會出現一大批，然後就沒有了。確實我從讀他們的書和寫他們的過程當中，自己獲得了拯救。這就是余先生給我指的一條路，非常非常的管用。
Q：錢老師您好，可否請您推薦一些探討勇敢或者勇氣的書籍？我想要成為一個勇敢的人。我意識到勇敢與實現美德的關係,它也連接著愛欲與死亡。我想要深入思考究竟什麼是勇氣？什麼是勇敢？以及如何勇敢？勇敢與慎思是不是互為矛盾？
錢永祥：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坦白說，我可以找到西方哲學史上有一些人在談到關於勇氣作為一種virtue的時候，提的哲學理論，但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你要的。也許我們更應該去看一看，在特別壓迫的環境之中，能夠維持自己的integrity，維持自己的人格完整性，保持一份人性的這些人，他們是用什麼樣的精神去挺過來的。在西方，比方說在納粹的時代，有很多人這樣去堅持，不願意跟納粹同流合污。在史達林的時代，蘇聯的一些知識份子，留下非常精彩的著作。從這些人的經歷中間，可以找到更好的參考點。
Q：今天我們在華語的環境裡，人的自主性越來越低。知識人在這個很有限的情況下還能做點什麼，讓這個惡劣的社會保留一點希望的火種？我們應該怎麼自處，怎麼讓同行者看到彼此的光亮？
周保松：謝謝這位朋友的提問，幾乎每一次參與網絡的討論，都有朋友會我類似的問題，簡單來講就是現實很暗、現實很多的不理想，然後個人活在其中，我們可以怎麼辦？我們的力量從哪裡來？這個問題我想分享兩點。
我今天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叫自由主義。余先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意味著什麼？大家可以想一下，余先生從二十幾歲從香港開始，一直去到人生的最後，他一直都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直在堅持，在面對這個世界。你想想從五十年代到二零二一年，中國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然後，現在大家都知道，自由主義在中國是非常的低潮，無論是在理論上或者現實上。我們也知道很多知識人或者學者，很多人越來越退回到書齋裡面去。或者說，不再願意公開地講自由主義的理念、自由主義的價值。所以我要最後給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余先生一生走過的路來問這問題，余先生憑什麼來堅持？到底他的底氣在哪裡？他的道德資源、知識資源從哪裡來？
余先生說得很清楚，他二十幾歲時，也面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他說他給自己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在學理上，讓自己能夠回應歷史唯物主義。他發覺他自己唯一個可以做的就是讀書。他在香港時除了跟錢穆先生念書，也主動地去英國皇家學會跟美國圖書館借很多當代西方的不同理論的書、歷史的書來看，拓寬自己的眼界。從這裡說出來一點，就是讀書可以給我們力量。其實我今天非常感激余英時先生，為什麼？對我個人來說，我自己也從事學術工作，我特別感激他留下了一大堆他自己寫的書，每一本書都是心血。你讀他的每一本書，只要進入他思想的世界，你就可以得到力量，就可以從他的書裡面看到他人生的歷程和他的思考。所以我覺得回應這位朋友的問題，我們其實今天談懷念余英時先生或者向他致敬，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不要在聊天室裡面隨便聊聊就好了。而是聊完以後回去好好讀書、認真讀書。接著余英時先生問的問題，我們思考下去。
余英時先生在美國這麼多年，這麼關心中國的發展。中國是大家的對不對。一個國家不好，一個國家的制度不好，結果是所有人都會受到很大的一個suffering，沒有自由，我們每個人都感受得到。我自己是不太喜歡說，余英時先生過世了就是一個時代的過去，好像我們自己，只是一個旁觀者。好像是我們旁觀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過世了，悼念就完了。我自己從來並沒有這樣想。余英時先生一生的努力，給我們那麼多寶貴的道德資源跟知識資源，我們後輩怎麼樣接著他的努力走下去？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位置裡面，繼續做一點的事情？千萬不要說我們什麼都做不了，變成犬儒主義，變成說現實是沒辦法改變的，我們只能夠接受，只能夠屈服，我們什麼都不要做這樣。然後我們看著別人在努力、別人在犧牲。這是太要不得的。如果這個世界是我們的，這個國家是我們的，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盡可能的認真地去對待這些問題。在我們自己有限的空間，可以努力的地方，我們就去做。回答你的問題，就是我們好好讀余先生的書，好好思考自由主義的問題，接著他的問題，接著他的思想，我們大家一起走下去，謝謝大家。
錢永祥：這個問題很沉重，好像任何具體的建議，都是讓我覺得不忍心說出口的。可是我非常認同保松剛剛講的。如果容許我表達自己的感受的話，我要這樣講：昨天葛兆光先生提到余英時先生書裡面提過兩句話。宋朝的時候，君主統治者對於知識人比較尊重，當時的人會覺得說他們要德君行道。到了明朝的時候，朝廷對於知識人壓迫非常嚴重，極盡汙辱之能事，所以到了明朝，儒家就開始走向覺民行道。不再寄望於德君，而是要覺民，喚醒民眾來行道。這兩件事情也許離我們很遙遠。但是回到自己的身上，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一個問題：你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要面對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個問題的時候，會產生一個比較強大的責任感：你不可以太委屈自己，不可以活得窩窩囊囊的。這要求什麼呢？這要求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你想說的話、你想做的事情，要能夠盡量去說到、做到。我知道很困難，但是人不能夠放棄。你在乎自己的話，你就不會變成一個完全虛無、完全犬儒的人。面對一個壓力很大的環境，如果你不是有很大的內在力量，很容易就變成犬儒跟虛無。因為那是一個讓你把責任從肩膀上丟掉的最好、最簡單的方法。可是我覺得那樣的人，可能最後很難跟自己做交代。只要我們在乎自己，在乎自己做一個什麼樣的人，你就會開始去在乎很多其他人的事情。這時候我們甚至不再於寄望於說一定要整個社會覺醒。而也寄望於說，你自己可以在周遭的小小的環境、有限的條件之下，發揮一些影響力去多跟人家溝通。這些話說起來好像挺容易的，可是我希望聽的人要體諒到就是說，我講這些話的時候，心情還是很沉重的。我知道做起來不容易。但是既然被問到這個問題，我就只能講到這個。謝謝。
蘇曉康：中國大陸很有可能會進入一個黑暗時代。多長我們不知道，因為看不到政權有任何改弦更張的跡象，看不到民間有什麼抵制的可能性。所以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對年輕人其實有兩個建議。非常簡單的兩個建議。第一，大家都不要做壞人好不好。做壞人是什麼意思？不要去害人就好。我不要求你勇敢。我不要求你起來當烈士，你不要做壞人就好了。第二條，你有一點餘力，你幫人家一下。我以前常跟人家推薦一本蘇聯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小說里日瓦戈醫生他不是一個反抗者。他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甚至有一點軟弱的醫生。但他就堅持一條，我不做壞人。然後，他有任何餘力的時候，就幫人家一下。你能做到這兩條，我覺得你就對得起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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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在悼別中相見——余英時紀念論壇完整回顧（附影片）
周保松：拔劍四顧心茫然——敬悼余英時先生
蘇曉康：當余英時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聯經「思想空間」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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