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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悼別中相見——余英時紀念論壇完整回顧(附影片)

余英時,2014年。照片攝影:何定照

史學泰斗余英時逝世後,中外學界在哀悼之餘,亦開始著手回顧及探討余先生在治學、寫作、立人上的諸多建樹,以令其思想及精神得以延續。2021年9月4日及5日,聯經出版主辦了為期兩日、共計五場紀念論壇,主題分別為:「與西方對話,哈佛、耶魯到普林斯頓」、「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知識人的實踐」、「史學家的耕耘」及「寫作者的修養」。活動邀請到了20位來自史學界、知識界、出版界人士,分享他們與余英時先生之間的因緣交往,並再次强調余先生留給世人的典範價值。

而在接連舉辦的5場講座中,共有將近5000人次同時在線收聽,逾30000人次透過網絡媒體平台收看直播與錄播。現場聽眾來自臺灣、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德國等,遍及世界各地;年齡層則橫跨20歲至70歲。根據問卷抽樣統計,大約1/3的聽衆全程參與兩天的論壇。余英時先生留給我們的精神力量,至今仍維繫且滋養著散落各地的心靈。

第一場:與西方對話,哈佛、耶魯到普林斯頓
2021年9月4日9:00am-11:00am

講者:
周質平,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譽教授
孫康宜,耶魯大東亞系榮譽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田浩(Hoyt C. Tillman),亞利桑納州立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

主持:
丘慧芬,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大學亞洲學系教授,《余英時回憶錄》英譯者之一

主持人丘慧芬在開場時提出:余英時先生作為知識人,一直怀揣著「守道、行道、弘道濟世」這樣近乎於宗教情懷的堅持;也正是這般純粹的精神力量,使之在極其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突破重圍,成為兩岸三地學術界的重要連結。

在普林斯頓時期深受余英時指點與啓發的周質平先生,指出余英時在西方世界治學時洞徹中文學術的困境,後以嚴肅的中文書寫為漢學發展打開一條新脈絡:「余先生透過深刻的歷史研究,對當下的社會時局給出甄別,是近世以來能以學術研究影響到現實政治極少數的學者。」漢學家孫康宜曾是余英時的同事,在論壇中選擇以余英時詩歌作為切入點,闡述其作品中充盈的「詩言志」思想;余英時撰詩贈友的種種軼事,亦是先生善以文字築構内心親密的動人體現。而作為余英時曾指導過的博士研究生,田浩(Hoyt C. Tillman)先生則提供我們由個人出發的視角——從余先生在其論文發想與執行間所提供的建議與幫助,可見這貫通式的治學理念如何代代相承。

周質平:「余先生的關懷不只是當代中國,而是文化跡絕的千歲之憂,鸚鵡救火就像愚公移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這個精神特別體現在余先生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上。」

孫康宜:「余先生之所以這麼會解讀詩歌,而且善於解讀這個詩歌裡頭暗碼(secret code),是因為他很敏感的捕捉到陳寅恪或者汪精衛等人的詩心,或者是他們的文心。高明的讀者能夠通過詩的文字,來了解作者所表達的感情,就好像順著河流來追溯源頭——那就是心。」

田浩(Hoyt C. Tillman):"I would caution that dialogue with the west was always very secondary to Professor Yu because it was always as the Professor Zhou has already pointed out much more eloquently, really focused o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cating with Chinese people and doing it all for the sake of Chinese culture."

第二場: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
2021年9月4日  1:00 pm-3:00 pm

講者:
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所長,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名譽教授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陳祖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主持:
何曉清,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余英時先生發表過的經典言論中,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那句:「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面對政治困局,余英時先生一直以學問作為媒介,重新串聯一個個離亂中被邊緣化的「中國聲音」。余先生過世後,主持人何曉清冒著疫情風險親身前往美國悼念,正是作為對先生常在亂世中予人慰藉與鼓勵的回應。

一甲子前即與余英時相識相交的陳方正,帶讀者回顧其人生三個重要階段——從中國到香港,再至美國;此間,余先生也正如其自詡的「救火鸚鵡」那樣,在歷史的狂飆急流中竭其所能而為。在余英時晚年開始與其建立交往的葛兆光,則從兩人密切的學術交流回憶裏,提煉出余英時在歷史研究中「以整體對抗整體,以整體來顛覆整體」的重要理念。而香港新儒家主義者陳祖為則與余英時先生進行了一場隔世對話,探討儒家精神介入現代實踐的可能性,嘗試從余先生的視野再回望現代儒學的曲折進路。立身於今時中國的思想者們雖孤獨尤甚,余英時卻以其治學之道,為後來者提供宏觀的思考路徑,還有狹路中的心靈陪伴,讓學術對話得以延續。

陳方正:「當然中國評論的世界,就是通過他自己的學習探索,和在社會上和他所謂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集而成的社群的碰撞,相互激發而形成。前者是學術性、思辨性,後者是社會性、活動性,而且兩者是互補,又互相促進。」

葛兆光:「余先生是嚴復、梁啟超、胡適之後的通才,他以歷史研究關懷中國的現狀,所以可以不落門戶之見,而有世界眼光,能夠深入傳統的問題,而又有國際一流的追求。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會把中西或者古今做絕對的對立,所以他才能『通』。」

陳祖為:「我們需要去採取一個靈活務實的態度,探索和重建現代與儒學。用余先生講的講法:這是一個形而下的義務、任務。」

第三場:知識人的實踐
2021年9月5日  10:00 am-12:00 pm

講者:
錢永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思想》雜誌總編輯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蘇曉康,作家,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鬼推磨》等

主持:
張潔平,聯經新媒體策劃、Matters平臺創辦人

2004年,在出版《重尋胡適歷程》的過程中,余英時一邊寫作一邊叮嚀聯經的編輯:將書中提到的「知識分子」四個字,全都改成「知識人」。主持人張潔平提及這段往事,背後是余英時先生其時對Intellectual含義与語言暴力的再思考,經過這一次修正,余先生再次確認,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意味著「自我完成」與「平等尊重他人」。

在「公知」被污名化的時代,知識人們該如何自處、實踐身而為人的價值與尊嚴?錢永祥先生從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公共文化」講起,延伸並呼應余英時對於現代知識人角色的期待,乃是尋找一套價值系統作為規範的基礎,同時參與到公共文化的塑造中來,回應現實中迸現的問題與事件。周保松先生則繫連起不同年代「過羅湖橋」的生命經驗,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治學熏陶,而重新定位了香港在余英時構築自由思想的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此外,周保松也點出了余英時思想治學与公共參與的內在一致性,認爲他在公共參與上的熱情投入,不是一時激情、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更近似於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理性主體」——經過來回反思之後達致均衡的結果。六四發生後,大批異議者被迫離開故土,彼時余英時對流亡學人們照顧有加,蘇曉康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在論壇中,蘇曉康透露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立的往事:余先生曾為資源四處奔波,低調承擔;及後當自己的家人發生嚴重車禍,余英時夫婦亦熱切照顧。

錢永祥:「在現實的環境中間,公共討論最需要什麼?在制度條件方面,需要言論自由、需要出版自由;在心態的條件方面,需要去培養尊重異己、承認自己可能犯錯的基本態度。這兩者,我覺得都是今天的知識人需要去努力、致力的目標。」

周保松:「很多知識人在權力面前選擇沉默、逃避、主動獻媚投誠的情況之下,余先生一直保持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大陸、台灣、香港各種打壓人權民主的舉動做出批判,並給予抗爭者公開聲援和支持……他是理性的嗎?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值得今天我們每一個中國知識人問的。」

蘇曉康:「對於這個制度、對於這個政權,余先生有一種穿透力,他能一下子就看到。而我們這些從那個制度下出來的人,反而根本不懂這個政權,不懂這個制度。這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

第四場:史學家的耕耘
2021年9月5日  2:00 pm-3:30 pm

講者: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陳弱水,台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彭國翔,浙江大學特聘教授、國際中西比較哲學學會(ISCWP)副會長

主持:
涂豐恩 聯經出版總編輯

余英時一生學術成果頗豐,是學界所公認的「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主持人涂豐恩提到,當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者們齊聚討論時,竟發現余先生在他們每人的領域中都至少出版過一篇重要作品,可見先生的博學與深究。本場論壇的三位與會講者雖研究範疇不同,卻都師承余英時,因此他們分別從不同時期的研究面向入手,來談談余英時的史學研究版圖。

作為余英時的學生,王汎森親證余先生如偵探辦案一般抽絲剝繭的治學方法,回憶老師在講學時引述文獻如信手拈來,如同將不同門類的學問繪織成一幅有機的圖像,隨時在腦海中調動。陳弱水先生則著重介紹余英時在中國古代跟中古史的研究方面的貢獻:從先秦思想到魏晉南北朝思想史研究,余先生對於各個時代文獻鑽研及探索,往往都有超越具體時代環境的意義,從而探討中國文化與思想中的本質性問題。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是其在學術界掀起轟動的著作之一,彭國翔亦受此本論著影響甚深。他藉由余英時的原話「事屬草創,前無所承」來闡述先生治學的原創性,並且強調先生的治思想史方法遠遠超出宋明理學和儒學範圍,足以為從事一般思想史研究的學者樹立典範。

王汎森:「朱熹的讀書法裡面講說我們讀文本要『作焚舟計』,好像你做了小船登岸以後,這船就要燒掉了,永遠不會再看到它了……余老師讀書相當專注,我沒有別的形容,只有一句話就是:他讀書的時候,好像天底下只有他跟那一頁書是存在的。」

陳弱水:「余先生的學問深而廣,可是絕對不是炫學。他一方面不斷透過閱讀思考,累積自己的學問,以及對各種人文問題的認識;另外一方面他不斷在透過中國史的研究,追索重要問題,很多探索都歷經了幾十年的時間。」

彭國翔:「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在一般的史學家視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敘事」之外,他還有一個探究人心所反映的各種觀念的部分——換句話說,除了把事情說清楚之外,還要把道理講明白。」

第五場:寫作者的修養
2021年9月5日  4:00 pm-5:30 pm

講者:
陳致,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
何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特聘教授
廖志峰,允晨文化發行人

主持:
林載爵,聯經出版發行人

在數十年研究歷程中,余英時先生並非在學問的象牙塔中獨行,而是一直活躍於寫作與公共出版領域,從而對不少後輩及讀者產生莫大影響。主持人林載爵先生在開場時展示了2021年7月17日與余英時的最後通信,先生在病中仍竭力回應新書與重編等出版事宜,令人動容。

曾蒙余英時提攜而謀得教職的陳致先生,在論壇中回憶與先生的交往點滴。陳致曾在課堂上向學生推薦余英時先生的思想論述,有學生畢業後擔任《明報月刊》編輯,又促成與余先生的訪談機緣,學術思想就在這些傳承之中不斷流動和增殖。何俊先生亦在求學過程中受到余英時的激勵,他提及余先生的學術寫作中飽含苦工與技巧,並將西方的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作為自身映照的視角,啟發了不少後來者。余英時在晚年寫成並出版《余英時回憶錄》,正是承著與讀者無私分享學思歷程的願望。出版人廖志峰先生細緻講述了此書如夢似幻般的成書歷程:在心急等待的時日裡,忽然接到余先生親自來電,託付出版重任,亦著自己不要焦慮。廖志峰提出《回憶錄》的特別之處,在於一位歷史學家用透徹的視野回顧自身經歷的世變,卻無咬文嚼字之處。這也體現出余英時的畢生志業:拉近知識與人的距離,而非壁壘高築。

林載爵:「余先生說過,所嚮往的生活世界就是『和而不同』,每個人可以充分發揮他個人的價值,又可以充分尊重別人的價值,這是一個和樂的、共同存在、相互刺激、相互影響的一個健康社會,是他最期待的一種理想社會。我們期待這樣一個社會,在華人世界裡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實現。」

媒體報導

聯經「思想空間」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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