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是與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二之二）

文 / 蕭公權（中國政治學與社會史家）

編按：著名政治學與社會史家蕭公權，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教授，講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社會制度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及制度資料閱讀等課程。其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共五編二十五章，上起先秦，下至辛亥。從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可分為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與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三大部分；依政治思想的演變趨勢，則分為創造、因襲、轉變及成熟四個時期。在書中，作者也帶我們探索了兩宋時期的思想大勢，細緻分析了王安石、李覯、陳亮、葉適等思想家的理路。（* 本文摘自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三版）》第十四章〈兩宋之功利思想〉，標題為編者擬。文章分為上下兩篇，點此閱讀上半篇。）

夫王霸之辨不在理欲，漢唐之興皆由利民，則凡欲治國永世者惟當講求實施利民之術，而不必耗心力於性命之空談。本此見解，陳氏力詆理學家之失……

陳亮（1143-1194）

北宋之功利思想以江西為中心，南宋則以浙江為中心，而又有所謂金華、永嘉、永康諸派。其中較著者為唐仲友、[89] 呂祖謙、[90] 薛季宣、[91] 陳傅良、[92] 陳亮、葉適數人。陳亮「談論古今，說王說霸。」[93] 葉適與朱陸相抗，[94] 集功利思想之大成。本章分別述之，以概其餘。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於高宗紹興十三年，卒於光宗紹熙五年。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與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相師友。孝宗初即位，和議方成，朝野欣然，亮獨上《中興五論》，言其不可。淳熙五年更名同，詣闕上書，請恢復中原。孝宗為之動容。後復上書，帝欲官之。亮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寗用以博一官乎。」言行俠縱，屢陷於獄。光宗紹熙四年擢進士第一，授命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而卒。[95] 著有《龍川文集》三十卷。[96]

陳氏雖大為理學家所厭惡，然其政治思想之最後根據實為孟子得乎丘民為天子之學說。陳氏論政治起原曰：「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群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為一代之君師，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97] 然則「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98] 此種民推之君主制度，雖最合於天下為公之理想，而只得實行於太古之時。其後君位漸趨穩固，人民遂失去推選君長之權利，而傳賢傳子之制先後繼之以起。「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偽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99] 天下之民不能制君位，於是堯制之而傳位於舜，禹制之而傳位於啟。堯、禹皆本利民之心而制之。雖不守民推之形式，而天下為公之精神固仍秉之勿墜。故天下為公，實有二義。一曰制位之公。民推則公之純，世襲則私之至。堯、舜、禹、啟君制其位而復徵民意以為決，則公私之雜也。二曰目的之公。制位無論公私，本利民之心以為政，則亦吻合於天下為公之大義。此則治國之根本，不容有分毫之減削。否則大位難取，覆亡可期。史事昭明，足供證驗。湯武以目的之公而得天下，秦以私而失之。劉邦以目的之公而得天下，曹操以私而不得。[100] 漢唐以後之君主雖不必復民推之公，豈可不力求利民之公乎？

持此目的上公私之義以論前世之政治，則王者大公之極，霸者公而未盡。二者只有程度之差，非性質上根本不同也。陳氏嘗與朱熹反覆辯難。朱子因襲傳統主張，認定王霸為兩不相容之政體。於是尊三代而抑漢唐。陳氏駁之，以為利民之公乃立國不可或缺之條件。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不到盡」則可。[101] 謂漢唐純以私心而取天下，則決不可。蓋漢高祖覆暴秦以救百姓，其「初心未有異於湯武」。[102] 豈可因其不及三代之美備而遂抹殺之乎？理學家之誤解，由於固執天理人欲之辨，且深信天理必須離人欲以運行，而孰知其根本上為不足憑據之偏見。陳氏明之曰：「自孟、荀論義利王聖，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長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103] 蓋「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104] 「天地之間何物非道」，[105] 「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106] 人能弘道，各有所成。深淺純駁有殊，聖凡王霸遂別。霸者豈能獨見排於道外乎？「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并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為道矣。」[107] 此理既明，則割離理欲之誤彰然，無待細辨。「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者為能盡制。自餘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每罔之。烏有欺罔而可得人長世者乎！」[108]

陳氏此論雖針對宋儒，而實亦隱斥孟子「五霸假之」之說。然究其精意，又在重申民本之古義以深警人君。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欲行。是承認私心可以長世，不啻為暴君壯膽。陳氏則堅持公心為立國之要素，雖漢唐之主亦能具之。表面上似降低論政之標準，實際上則提高君主之理想也。吾人又當注意。理學家認堯、舜、湯、武皆純任天理，此不過因襲前人之幻想而小易其詞，初不必有事實之根據。陳氏乃揭發之，以為既為生人，必有人欲。「纔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三代聖王，亦不能盡去人欲。特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109] 今人據以分王霸而抑漢唐，殆不足為持平之論矣。

夫王霸之辨不在理欲，漢唐之興皆由利民，則凡欲治國永世者惟當講求實施利民之術，而不必耗心力於性命之空談。本此見解，陳氏力詆理學家之失曰：「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以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皆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為士者恥言文章行誼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110] 「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知，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111] 則其弊又豈僅厚誣漢唐之君而已哉。

陳氏論政之要旨略如上述。至其所陳治術，雖不必果如全祖望所謂「大言以動眾，苟用之亦未必能有成。」[112] 然其條理不密則不能諱言。綜其主張，似有二端，足資一述。一曰反對宋代之中央集權制度，宋初懲唐代藩鎮分割之禍，取一切軍政大權集中於京師。「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113] 其末流之弊遂至於「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遲重不易舉。」[114] 「郡縣空虛，本末俱弱。」[115] 此其為害，豈不細微。二曰反對苟安之和議。《春秋》大義，嚴夷夏之防。漢之和親匈奴，唐之乞援突厥，皆大違聖人之教，為中夏之恥辱。宋以歲幣屈事金人，更為漢唐所未有。奇恥大辱之由來，皆「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116] 不寧惟是。吾人即暫置《春秋》大義而不論，則君父之讎未報，中原之土待復。為人臣子，何忍言和？[117] 又況和議一朝不廢，天下必以苟安而致疑。「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眾。」118然則兼是非與利害計之，惟有乘時絕金，以示必戰。如是則政策鮮明，民氣大振，大義可伸，中興有望矣。此則陳氏與理學家主張相合之一要點也。

水心所謂治勢，實為君主專制之命脈。雖非孟學正宗，而遠較徒齗齗於天理人欲之辨者為得論政之要領。國本既立，葉氏乃進論治國之法制。此為其思想中精華之所在，不可不稍詳述之。

葉適（1150-1223）

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人，生於高宗紹興二十年，卒於寧宗嘉定十六年。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仕至權工部，吏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開禧初韓侂胄當國，主伐金人。適持否議，以為宋積弱之餘，不可輕動，宜先教養，徐以圖之。及韓兵敗，適受命安集淮西，力拒金兵，立堡守邊。後為人誣為韓黨罷官，蓋以適先每以勿忘大讎為言也。[119] 著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別集》十六卷，《習學記言》五十卷。[120]

全祖望謂「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121] 吾人試按其實，則水心重實用而言功利，與李覯、陳亮等固根本契合。如水心論《易》云：「《易》有太極，近世學者以為宗旨秘義。按卦所象惟八物。」「獨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也。自老聃為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至莊、列始妄為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為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122] 蓋自葉氏視之，六經皆致用之學，《周易》亦非例外。離安民治國而言道，乃聖人之所不取。葉氏自信之篤，雖理學家奉為正統之孟子與漢人所尊之董生，亦竟加以駁斥。孟子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水心駁之曰：「若宣王果因孟子顯示暫得警發一隙之明，豈能破長夜之幽昏哉！」「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不復興，可為永歎矣。」[123] 其駁董生曰：「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重出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124]

雖然，水心政治哲學之基本原則實與孟子「仁政」之旨相合。水心謂「仁人視民如子」，[125] 然人民者乃君之責任。故「先王之政不止為不忍人而發。蓋以聖人之道言之，既為之君，則有君職。舜、禹未嘗不勤心苦力以奉其民。非為民賜也，懼失職耳。」[126] 由此言之，「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而下甚逸，為上甚勞。」[127] 〈豳風〉〈七月〉之詩，注意於天時民事，上承〈無逸〉〈洪範〉之明教。[128] 「後世棄而不講」，「乃以勢力為君道，以刑政末作為治體。然則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無幾也。」[129]

水心最大之貢獻，不在重伸民本古義於專制之世，而在對政治機構作精密切實之討論。荀子謂「君者國之隆也」，「隆一而治」。商鞅謂「權者君之所獨制也。」[130] 葉氏略取其意，謂君主之「勢」乃治天下之關鍵，蓋君與臣民「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131] 推原其故，則以君者，「勢之所在也」。勢一於君則天下治。「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薄厚，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132] 若勢分於下，則國亂而君危。「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苟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沉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世。」[133] 就史實以觀之，足見「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雜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134] 此而不務，其他一切均無從著手矣。

水心所謂治勢，實為君主專制之命脈。雖非孟學正宗，而遠較徒齗齗於天理人欲之辨者為得論政之要領。國本既立，葉氏乃進論治國之法制。此為其思想中精華之所在，不可不稍詳述之。

秦漢以來，論政治制度者多高談封建、郡縣之得失，王、霸、德、力之短長。水心始一變其習，獨致意於政制之體系。而不空言其抽象之是非。葉氏明之曰：「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霸政舉。」[135] 以今語解之，封建、郡縣者政體也。法度者依據政體之精神，適合其需要之律令政事也。「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政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制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136] 封建之王，郡縣之霸，事不同而皆能為治者，由於體用相應，絕無「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之舉動而已。

吾人既知立制之原理，則將按標準以擇定制度乎？葉氏有「觀古」之論亦頗具獨到見解。水心以為人主憑私意以定制，其弊為漫無客觀之根據，「忽出於一人之智虞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137] 求免此弊者惟有參考前人之經驗，以決定今日之去取。故「欲自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為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彊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偽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為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138] 推水心之意，殆謂歷史之事實雖古今不同，而政治之基本原理則大體無異。吾人參按前世制度運用之情形，可以知今日立制當取之趨向。其說略似歐人所謂歷史比較方法，與中國儒家法古之主張迥別。故曰：「夫觀古人之所以為國，非必遽效之也。故觀眾器者為良匠，觀眾病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也。[139]

綜上所論，吾人可得二重要之原理。一曰制度必為體用相應之系統，二曰立制當徧考古人之成法，持此以論宋制，則知其枝枝節節以矯唐末五代之失，大背所定之原理。其結果至於「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140] 殊不知宋為郡縣天下，則既與三代異制，不得為「王政」矣。而又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防杜吏民之弄權為務，則並郡縣天下之「霸政」亦有以害之而不得立。宋制之失，自可不言而喻。

水心對於政制之積極主張，約言之，為折衷封建、郡縣之調和論。陳同甫力斥宋代集權之失，水心亦有同感，故盛稱漢制，而謂自堯舜以來凡採分權之制者其立國皆長久過於集權。試就秦漢以後，一統天下之事論之。秦廢封建，首創集權，「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故「不旋踵而敗亡。」漢雖因襲秦制，而所採實兼封建、郡縣二制之精神。「三邊自備，內郡兼刑賞。」「守相皆得自為。」「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故兩漢之治「獨過於後世」也。三國迄於隋唐，亦多能參用分權，至唐之末世始生尾大之弊。足見過度集權，乃前世明君所不取。持此以衡宋之「紀綱」，其失又可立覩。[141] 宋以「以通判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司知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管空城，受詢訴而已。諸鎮束手請命，歸老宿衛。」[142] 考其立制之意，重在矯唐之「內外皆堅」。不知「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任，患乎分劃之無地，而不以地為不當分，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143] 矯枉過正，卒不免失之「內外皆柔」，以至於分割危亂。然則觀古救今，取長捨短，惟有行「內柔外堅」[144] 之分權郡縣制而已。

水心論制度之大意，略盡於此。以今人眼光視之，雖尚有不盡透徹之處，而不能襲前人陳說，明揭君主專制流弊之癥結，其歷史上之價值，實不容否認也。蓋前乎此者固不乏抨擊專制之議論。然大都著眼於君主之淫暴，政事之苛煩，民生之疾苦。說雖有據，而不免近於籠統。至水心始專就制度以言之，而發現專制之根本困難在於集權過度。此病不除，雖有仁君賢臣亦不能致天下於安定。其重視制度之意，為前人所未有。[145] 至其論理財之兼斥新舊兩黨，而大旨實有契於荊公，[146] 論治術之專主禮樂，[147] 大違永嘉宗旨，而重入傳統儒學之藩籬，此皆水心學說之糟粕，殆無勞於茲贅述矣。

[89] 字與政，號說齋，金華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仕至江西提刑，為朱熹屢劾罷官。其學無不涉獵，以致用為歸。著有《六經解》一百五十卷（佚），《帝王經世圖譜》十卷，《文集》四十卷，今收入張作楠輯《金華唐氏遺書》中（續金華叢書本）。《圖譜》貫穿經史，以見帝王制作之意，《文集》中有〈愚書〉一卷，雜論政事，均無統系。參閱《宋元學案》卷六○。

[90] 字伯恭，金華人。生高宗紹興七年，卒孝宗淳熙八年（西元1137-1181）。著有《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續說》十二卷，《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文集》四十卷，《皇朝文鑑》百五十卷。朱熹謂「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學案》卷五一引）
[91] 字士龍，永嘉人。生紹興四年，卒乾道九年（西元1134-1173）。著有《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等。其學自六經、百氏以至兵書、方術、博弈、小技無所不通，禮樂兵農之制尤所該詳，可施實用。理學家斥為「功利之學。」（《學案》卷五二）
[92] 字君舉。瑞安人，生紹興十一年，卒開禧三年（西元1141-1207）。從薛季宣治永嘉之學，凡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可以施諸實用。乾道八年進士，仕至寶謨閣待制。著有《周禮說》三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等（《學案》卷五三）。
[93] 《學案》卷五一引朱熹語。
[94] 《學案‧水心學案》，全祖望按語謂乾道、淳熙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
[95] 《宋史》卷四三六本傳，《宋元學案》卷五六，何格恩《宋史陳亮傳考證》及〈陳亮年譜〉（《民族》第三卷第十一期）。
[96] 附〈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札記〉一卷。康熙四十八年陳氏刻本，同治八年永康應氏刻本，湖北崇文書局本，金華叢書本。
[97] 《龍川文集》卷三〈問答一〉。
[98] 〈問答六〉。
[99] 〈問答一〉。
[100] 〈問答一〉。
[101] 《集》卷二○〈乙巳春與朱元晦書〉。
[102] 《集》卷三〈問答一〉。
[103] 《集》卷二○〈甲辰答朱元晦秘書書〉。
[104] 《集》卷九〈勉強行道大有功〉。
[105] 《集》卷二○〈答朱元晦乙巳秋書〉。
[106] 〈勉強行道大有功〉。
[107] 《集》卷二○與朱元晦書。
[108] 《集》卷二○與朱元晦書。
[109] 〈丙午復朱元晦書〉。
[110] 《集》卷一五〈送允成運幹序〉。
[111] 《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112] 《宋元學案》卷五六。
[113] 《集》卷十一〈銓選資格〉。
[114] 《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115]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按宋代集權確有弊病，非陳亮一人之大言私慮。王夫之《宋論》卷十五論宋之亡於夷狄，由於兵權集中。「牽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頹。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乃出於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未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
[116] 《集》卷四〈問答十二〉，《集》卷八〈桑維翰〉。
[117] 《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二、三書〉。
[118]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119]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本傳，《宋元學案》卷五四、五五。
[120] 《文集》有四部叢刊影明本，溫州刻本及武昌局本。《習學記言》有溫州刻本。
[121] 《學案》卷五五。
[122] 《習學記言》卷四。
[123] 《習學》卷十四。此殆亦隱斥理學家。如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一款即舉「講學以正心」一事。
[124] 《習學》卷二三。
[125] 《水心先生文集》卷十〈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126] 《習學》卷十四。
[127] 《水心先生文集》卷十二〈黃文叔周禮序〉。
[128] 按〈周書‧無逸〉有「先知稼穡之艱難」之語，〈洪範〉有「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之語。
[129] 《習學》卷六。
[130] 分見《荀子‧致士》及《商君書‧修權》。
[131] 《文集》卷四〈治勢〉。
[132] 《文集》卷四〈治勢〉。
[133] 〈治勢〉。
[134] 〈治勢〉。
[135] 《文集》卷三〈法度總論一〉。
[136] 〈法度總論一〉。
[137] 〈法度總論一〉。
[138] 〈法度總論一〉。
[139] 〈法度總論一〉。
[140] 〈法度總論二〉。
[141] 《文集》卷五〈紀綱一〉。
[142] 〈紀綱二〉。閱《宋史》卷一六六─一六七。〈職官志〉六―七。
[143] 〈紀綱一〉。
[144] 〈紀綱三〉。
[145] 陳亮亦斥集權，然僅為片段之主張。又葉氏〈上孝宗皇帝劄子〉（《文集》卷一）及〈始論二〉（《文集》卷四）斥宋代「以法為本，以例為要」之失，至於「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此亦集權過度之失，與頃間所論不相衝突。
[146] 《文集》卷四〈財計上〉謂「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其要術在統制，使貧富相均。王安石之誤在「遽奪」富人之利。反對者之誤在以理財為聚斂而不講。於是「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參〈財政總論〉）
[147] 《習學記言》卷二一。全氏所謂一掃永嘉功利者，殆指此等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