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軌跡】曾瑞明：不是每個哲學家都能寫的自由故事——讀Free: 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

文／曾瑞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和倫理學）

哲學家常被認定活在概念裏，以論證建立理論的大廈，人的故事不易佔重要的地位。讀這本由女性政治哲學家萊·以彼（Lea Ypi）所著的Free: 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 （2021年出版）就給我一種很奇異的感覺。筆者不是沒有看過哲學家的傳記，但卻曾好好聽過他們自己講故事。故事，交代了他們由血淚歡笑交織出來的哲學研究衝動，將哲學理論的情感空洞填平。

讀者閱讀細緻生動又有真實背景的故事，定必能細味自由——這個政治哲學裏不可能繞過的概念——到底在人間世裏有什麼意思。

自由的誕生

常在政治或倫理學的學術期刊看到萊‧以彼（Lea Ypi）的名字，知道她寫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和移民（migration）等題目，是行文和論證清晰的一個學人。她現於倫敦政經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教授政治理論，著述豐富，是一個精英份子。但翻開這本在2021年出版的著作，才知道她來自歐洲東南部國家阿爾巴尼亞 (Albania)。哲學家1979年出生，她年幼時，活在史太林仍是共產標誌的年代。她透過簡潔直接的文字，回憶自己在不自由國度長大的故事。讀者閱讀細緻生動又有真實背景的故事，定必能細味自由——這個政治哲學裏不可能繞過的概念——到底在人間世裏有什麼意思。

這本書是以彼在疫情期間於柏林寫成，最初她是想寫在自由社會裏身體被困的人是怎樣的。但慢慢地，她寫成了一本自己的回憶錄。在極權的國度，一個可樂小罐可以導致所有人的信任突然消失。在單一真理的國度，人們要將自己的信仰收藏，不能告訴自己的下一代（以彼是生在伊斯蘭家庭）。在橫蠻的國度，人們要聽從國家的指示，不能讀自己喜歡的科目，選自己喜歡的職業。這當然都是不自由，但在當中的人未必意識到，只知道是一些規則，是為了達到更高的自由。在領袖迷信的羅網，其實不存在對自由的探問和追求。她在第一章就談她跟史大林「叔叔」的「關係」︰究竟史大林是高還是矮？能否能用眼睛笑？是否愛小孩子？為什麼他把手插在袋裏？這都是作者童年時關心的問題。然而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某一天，她正跟史大林的銅像親近，卻發現「暴徒」將史大林銅像的頭斬了，示威者高喊「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由是，她開始思考自由是什麼意思。自由概念的誕生往往於那鐵一般的秩序崩潰時。

在生活世界裏，自由就是這樣曲曲折折，充滿張力的，而不是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一對概念可以簡單窮盡。這也是這本書很適合政治哲學家或政治學者閱讀的理由。

自由是妥協

共產世界倒台，迎來選舉。但世界並不是一夜改變，共產黨仍在，她也會化作其他小黨，爭取選民支持。不過，最大的變化，始終是人，他們終於可以實現選民責任，內在的責任是自由產生的。政治慢慢改變，經濟倒是劇變。美國插手阿爾巴尼亞經濟，實行「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經濟自由化。經濟自由意味的是另一條遊戲規則，新遊戲下，人們失業了。但對於作者的父親來說，的確是自由。因為他終於下崗，可以不再做自己不喜歡的事。

以彼研究移民（immigration）的政治和倫理理論，但這其實不是純哲學思考，而是她曾經目睹的問題。不少阿爾巴尼亞人在變天後，都離開國家，走到附近的國家，例如意大利、希臘。以彼的好朋友十三歲時就跟男朋友走到意大利去，家人遍尋不獲，最後成了娼妓。我們要問，去到另一個地方，是否就真能成家，重建人生？以彼認為，只有離開的自由，沒有進入的自由，這種自由到底是空的。在原則的陳述以後，她也指出移民對阿爾巴尼亞這國家的影響，雖然可以立竿見影地降低失業率，但卻失去了年青人和人才。自由，是在各種互為限制的維度運作的。

以彼自己的人生又可嘗不是？她想讀哲學，但為父親所反對。他理解不到哲學是什麼，只覺哲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父親以為，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Eleven Theses on Feuerbach）說過哲學家不在於詮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那倒不如做醫生和律師。這是草率的了解，但問題的確是阿爾巴尼亞裏讀哲學的人不多，父親覺得很難告訴其他人，自己女兒是做什麼（他甚至要借錢去供養女兒）。這種狀態，是當我們面對追求自由的人時常會感到的——他們的自由，破壞了我們的穩定世界。

作者和父母做了一個約定，就是她遠離馬克思，父母就容許她離國讀哲學去。這是妥協。但在後來的日子，作者就在倫敦政經學院講授馬克思哲學。世事難料啊，但第一課她都會跟學生說，社會主義哲學不只是生產關係或下層建築的事情，而是關於於自由的，是人的自由。不自由並不代表我們就只是要跟他人的說話去說、去做；在一個聲稱讓人們發展的制度，卻沒有改變令人難以成長的結構，也是壓迫的。這是她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不同與一些離開共產世界後就對「自由社會」盲信的人。她也始終認為，人有內在自由去做她認為正確的事。

在生活世界裏，自由就是這樣曲曲折折，充滿張力的，而不是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一對概念可以簡單窮盡。這也是這本書很適合政治哲學家或政治學者閱讀的理由。有時候，我們的確忘了學問跟生命的關係。作者對此也憤憤不平，她對那些在自由社會中生活的「社會主義朋友」，口中滿是革命家的朋友，認為她八十年代的經驗，跟他們現在社會主義政治信念無關，感到不解。也許，這是因為大家的「社會主義」指向不同，一個是殘酷而血腥的過去，一個是美好而光明的未來。然而，後者是我們尚未經驗過。哲學理念脫離了生命的故事，就難免失去了現實感。撰寫自由的故事，的確不是每個政治哲學家都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