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依臻
編按：余英時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但他的學問著述、思想與為人，至今仍在影響著後代知識人、讀書人。2022年7月，聯經思想空間策劃徵稿活動，邀請讀者以「2022，我在重讀余英時」為主題，寫寫對於自己而言影響最深的余英時著作是哪一本、余先生的學術與思考又為個人帶來怎樣的啟發。在動盪不安的2022，我們一起重讀余英時。
會想讀余老師的著作，其實出自於想給自己的心裡找答案，找一個亂世之下青年人如何面對民主與人權，感覺一步一步被吞噬的答案，找一個21世紀文明時代為何還有戰爭的答案。所以想回到歷史裡，看看歷史可以告訴我什麼。一個生存的年代與人民之間的距離，有時直視般近乎來到眼前，貼著你的臉呼吸，侷促而壓迫，令人無法思考。但歷史的長流不說謊，緩緩地從你的眼底下流過，帶你看盡生命演繹的一切。只是我們真的認真讀了嗎？
回應余老師說的，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中國與蘇聯同樣歷經極權主義統治，東西方兩位不同時代、身份的學者，卻讓我同樣看到歷史洪流下個人與群體國族認同中的人性、瞭解之同情⋯⋯
李懷宇在《余英時訪談錄》裡說，余先生雖然平生未見胡適之，但越到晚年越對胡適先生有親切的認同感。我在演講論壇上見過余先生，在他的身上也感覺到一種親切的認同感，儘管差了一甲子年代。余老師的著作，我讀得並不多，《論天人之際》、《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朱熹的歷史世界》……這些經典大作完全還沒碰過，但光從余老師的心史三部曲——《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訪問記》，我已覺得如沐春風、收穫豐碩。回憶錄以余老師的生命經驗為主軸，講解了清末民初以來中國「裡面」的歷史。之所以說「裡面」，是因為藉由他的灼見與分析，帶領讀者進行峰迴路轉、卻極為成熟的思考。資料佐證之深，讓該書的知識密度極高，幾乎沒有一個贅詞；節奏鮮明，完全可以感受到他親自編校的用心。
余老師所提出的洞見之獨到，如講五四那篇——胡適把新文化運動刻劃得與西方文藝復興比擬的謬誤，也提出當年許多保守派成為新文化的有機部份的重要性，以及提到共產主義與儒家的接引作用（儒家重視「均」與「公」的觀念）、間接影響清末知識人對共產意識的接受。他甚至看到汪精衛一意與日本人求合背後，汪可能意識到的，是中國將陷入蘇聯極權體制的思考；並提到本為左派領袖的汪精衛、周佛海，對中共意圖判斷的正確性。
余老師這些細膩而辯證的觀察，讓我看到了「歷史」的另一面，較少被解讀出來的那一面，卻是珍貴的洞見。因而提醒著——不要把自己看成進化的最高點，並以此評判古人。如同訪問記最後提到的，「陳寅恪先生說對歷史要有『瞭解之同情』，錢穆先生則說對歷史需保持『溫情與敬意』，可謂深知史海之浩瀚與人生之無奈。」余先生說，陳寅恪講「瞭解之同情」是要憐惜古人，不要從你的觀點去批評，看古人為什麼在那樣的情況、說那樣一句話。這句話現在看來好像不合理，可是在他那時候，不得不這樣說，你要找出他的原因來。
我對這件事好奇且渴望，同樣也在西方世界裡找答案，在透過閱讀俄羅斯作家亞歷塞維奇的作品後，我發現，他們竟有一種「殊途同歸」之處——都在找出歷史中人性的真相。讀亞歷的作品，是因為我想了解我無法換位思考的國族主義情操，究竟社會主義在人的靈魂中召喚了什麼？她身為報導文學的社會紀實者，認為歷史只關心事實，把情感摒除在外，因而想用一雙人道主義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眼睛。
「然而這背後與醉後的清醒換來的，是對蘇聯無垠的緬懷與悼念，個人與群體產生了一種失落感，永遠回不去的鄉愁。當物質主義取代了理想生活，再也沒有人願意光榮地死去，展開了一種沒有歷史的生活。人在之中只是熬過了，而不是活過了。」
（《二手時代》，頁27）
回應余老師說的，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中國與蘇聯同樣歷經極權主義統治，東西方兩位不同時代、身份的學者，卻讓我同樣看到歷史洪流下個人與群體國族認同中的人性、瞭解之同情，看到余老師秉持對人本質的尊重、以及對於人性的態度，對比之下所作出的不同選擇。比如在對「文化」的看法上，余老師透露出了與胡適的差異：
「而我不像他（胡適）把文化看得那麼神聖，文化是為人服務的，人總不能為文化尋死。「為文化尋死」這件事我不能接受，文化不是信仰，不是宗敎。文化是一種價值，這種價值能讓人生活得更完美，更高尚，但文化本身並不是我要崇拜的對象，為它犧牲幸福和生命就是倒因為果了。這是現在研究中國文化的人沒法跳出的一個盲點，好像失去了文化，我們的生命就沒有意義了，這是很荒唐的。事實上，是我們讓文化有意義。」
（《余英時訪問記》，頁147）
感念余老師走過這精彩的一生，並傳承其精神譜系留下給我們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知道是不是生於這個物質的時代讓我覺得很茫然，不知是不是在這樣的時代，很難真正作為一個知識人、擁有豐厚的精神生活讓我很茫然。也許我對余老師所投射的，是感覺到他能理解歷史與未來的人們，在各自的時代所面臨的困境，卻依然寬厚而包容，提醒我們如何思考、自處、成為知識人的溫暖。而這也是鄭培凱老師在訪問記裡提到影響他最深的地方：
「我覺得余先生對我刺激最大的是，讓我認識到學術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不止是概念遊戲，認識到歷史理解，不止是探討客觀趨勢。我們的生活是真實的，過去歷史上的人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我們都是歷史當中的人，理念的運作變成主義來實行，當中有很多真實的人會受苦，會民不聊生。這種相信客觀歷史趨勢與理念實踐的偏執，會造成民族的苦難，研究歷史的人不能不看到，不能不關心。我當時跟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對很多事情想得比較天真，有時偏執於理念，偏執於「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和余先生經常辯論的結果，讓我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改變，是我們要研究探討的歷史，是真正活生生的人怎麼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生活，怎麼經歷他們的悲歡離合，怎麼過日子。
（《余英時訪問記》，頁191）
余老師逝世一年了，但我總覺得他沒有遠離，甚至比更多當代學者離我更近——離我的心情更近，對當代的關懷也更近。他教會我閱讀歷史的態度、以及看中國的角度，我永遠銘記在心，感念余老師走過這精彩的一生，並傳承其精神譜系留下給我們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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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讀者，眼力不好，喜歡用閱讀的腦看世界，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畢業，從事策展與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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