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區龍宇
編按：2022年7月6日，托派社會運動者、「先驅社」（前新苗社）創立者之一向青在澳門辭世，享壽100歲。向青生於1922年，曾就讀於西南聯合大學，自1937年起接觸馬克思思想並接受托派理論。1949年後，受到中共「大肅托」影響，向青等托洛茨基主義者來離開中國大陸，之後輾轉在香港、澳門介入青年激進化運動；同時，向青也對毛澤東和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提出強烈批評。香港社會運動者區龍宇，因受到向青影響甚深，在先生過世後撰文懷念，並與讀者一起回溯這位「社運老師」的一生。
我的前輩向青，今年7月9日去世，享年100。我第一次從香港去澳門探訪他是1977年，那時我21歲，剛加入社會主義青年社一年。這個青年左翼社團一直和《十月評論》雜誌合租單位，《十月》用一間小房做小書店。我加入之後常去看書，才知道他們是托派。那時，中文運動和保釣運動已成過去，社會運動進入低潮，我常常苦惱不知道該怎麽辦。有一次看到署名「向青」的内部文章，分析中國和香港局勢，令我當頭棒喝，於是和另一位朋友去找他。一年前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及毛澤東去世兩件大事，這使到無論是《十月》的老一輩，還是青年托派，都對於大陸民間抗爭運動的興起估計得比較樂觀。但是向青的分析談到了很多方面，是他人往往忽略的。從此他實際上成爲了我的社運老師。
1952年，大陸托派都入獄了，全國只剩下香港還有托派，但當時香港政府如果抓到，也會遞解出境的，向青就是在這個時候被遞解去澳門。
舉目無師
在殖民政府統治下，左翼青年要有足夠思想裝備來分析香港和大陸，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爲社會運動都受壓抑，特別是左翼運動。不像其他國家，社會運動多少是一代代承傳下去。
我有次在英國，朋友帶我去牛津一個教堂，當地社區連同外面的熱心人，每年都紀念兩位在17世紀内戰時被克倫威爾處死的士兵，他們左翼激進派「平等派」（the levelers），因爲不肯執行克倫威爾侵略愛爾蘭的命令而被處死於教堂附近。這便是活著的歷史，活著的社運。但在香港，更不用說大陸，社運沒有很多歷史承傳。新一代總是兀自摸索，常碰釘子。
沒有承傳，首先因爲政府的鎮壓。當時中共的勢力在香港也一樣受壓抑，但他們有大靠山，英國不敢太過分。但對付普通社運人就不同了。如果是左翼就更慘。1970年代新一代社運人沒有受大鎮壓，因爲那時英國開始放鬆一點控制。但那時候的左翼青年，最初完全不知道香港原來還有一小批老左翼，被稱爲「托派」的。
1952年，大陸托派都入獄了，全國只剩下香港還有托派，但當時香港政府如果抓到，也會遞解出境的，向青就是在這個時候被遞解去澳門。沒有被抓的，都是長期地下狀態，難免和青年人脫節，而青年要接觸也難。左傾青年要過幾年才聯繫到老托派——海外的彭述之，澳門的王凡西和向青。但王凡西1975年已經移居英國（再過五年我才有機會寫信給他），所以到我只有向青可以請教。
法治與民治
雖然殖民政府放鬆了控制，但對付左翼青年的街頭行動，甚至派派傳單，不是刁難就是檢控，只是不控重罪而已。所以那時青年常有官司纏身，於是，從認不認罪、是否求情、是否法庭自辯或者上訴、是否請律師，到左翼如何看待殖民地的所謂法治等等，都有分歧。有人寫了文章，題目就叫《法治已死，民治當立》，否定前者。向青陸續給我一些舊刊物和他的文章，才解開我的疑團。他有一篇1973年寫的《法治與民治》，這樣解釋：
法治倘若不以民治為基礎便只是少數特權者對民眾的專制，既然只有民治才可能保障廣大民眾的利益，有些人就覺得民眾只須爭取民治就夠了，法治是不必要的…。但它把法治與民治當作截然相反的兩種制度，…就瞭解錯誤了。近代反專制爭民主的運動，同時也就是爭取法治的運動。十七世紀從歐洲開始的民主運動，首先要求限制由國王代表的行政權力…。到了工人運動的興起，…普選權的實現，…也加強了法治的精神。所以，…法治與民治是攜手並進的…。
對於左傾青年拿「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指的不是大陸那種，而是歐洲意義上的）來否定法治，他强調，勞動階級的自由和解放，可以否定舊的法治，即（老牌）資本主義下很不充分的法治，但不是要否定法治本身，而是要帶來新的、更充分保障勞動階級的法治。他的文章刺激了我認真學習民主的歷史演變，也明確了我們今後以爭取普選為文宣主軸。
雖然整整四十年，沒有幾多人知道向青這個名字，但他有關民主和主權的論述，客觀而言，上則承接中外的民主主義真傳，下則連接我所稱的「九七世代」，是他們發動了傘運和2019的反抗運動。
香港人自決論
1982中英為香港主權較量，北京說香港主權屬於中國，英國則不想放手，香港工商界則主張英國用「主權換治權」。向青認爲，民主派不應該要求英國延續其殖民統治，但也不應該對於中共立場照單全收。當時他寫了一本小冊子《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提醒讀者，主權屬於中國，只是一面，還有另一面，就是「主權在民」四個字——國家主權，不在黨不在官，而在人民。而嫁接主權移交與主權在民二者的橋梁，便是「港人民主自決」六個字，因爲「當沒有民權的時候，所謂本國的主權不過是人民身上的國產鎖鏈而已。……香港在甚麼時候並以甚麼方式重歸祖國的問題，應該讓香港人自決。」
長期的殖民統治，令香港人的民主意識非常薄弱，所以我們這個見解，在隨後20年毫無反響，甚至六四屠殺之後，仍然如此。港人總以爲「我們是生金蛋的鵝」，北京會區別對待。要到1997前一兩年，在新一代之中，才開始有點響應。
1997年7月1日凌晨主權移交之前的傍晚，事先約好的幾百示威者上街游行，橫額就是「主權在民」。不過，大家眼見之後北京好像都尊重香港自治，所以那一代青年並沒有再認真對待香港民主路線往何處去的問題。2003年北京試圖引入國安法，引起50萬人上街，北京就立即退讓，暫時潑息了火。不過，反思的種子已經播下，青年人從此變得不一樣，終於在11年後領導了雨傘運動。它雖然失敗了，卻第一次引發了有關路線的辯論——來自左中右，來自自決派、獨立派、泛民路線等等。
後來香港的自決聲音，雖非都與向青或我們的文宣有關，但這也説明，雖然整整四十年，沒有幾多人知道向青這個名字，但他有關民主和主權的論述，客觀而言，上則承接中外的民主主義真傳，下則連接我所稱的「九七世代」，是他們發動了傘運和2019的反抗運動。他獨處澳門小室，卻不是那種抱殘籍，懷孤憤的小知識分子。至於九七世代，他們雖然沒有成功，但泛民的「接受基本法框架、循序漸進達到普選」的路線同樣沒有成功過。香港太小，不連結大陸民主運動，本來就難以真正成功。這也是上述小冊子早就揭示過的。
他曾經笑説，他可能有120歲壽命。他沒有。不過我知道他絕不介懷，因爲他一生安貧樂道，毫不在意自己。別了，向青。
中共假左派
向青不只是民主主義者，也是社會主義者。有一次，他和我詳談這個題目，强調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的徹底發揮。所以他的著作（收在《論官僚社會主義》及《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兩書），揭露中共的假社會主義。1966年，正當文革高潮，千萬學生起來「造反」，國際上也有很多青年人起而響應。但他在《簡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文中，這樣寫道：
儘管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鬥爭表面上塗滿左傾的色彩，它的基本性質卻並非進步的、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反動的，其目的在於保衛極端專制的史達林主義的毛澤東統治集團的特權。
他的學問與修養，讓他始終保持清醒。
心繫勞動人民
在最後十幾年，他已經80多歲，筆耕不多，但仍然辛勤閲讀和瞭解時事。他最後一篇長文，是2013年論述世界局勢，認爲「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不僅結合著政治和社會的深刻危機，而且結合著前所未有的自然環境大危機。……大規模的群眾反政府行動，甚至是革命行動，正在許多國家之間蔓延」。
文章再講到中國：「中國未來幾年會爆發一場很少人預見得到的革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還估計，第一階段難免由自由派掌握政權，但是他們不可能解決中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只能由工人階級領導所有受壓迫群眾的民主政權來解決。
我當時表示不敢苟同他的樂觀估計。我從世紀之交從事聲援大陸工人行動，就是爲了實地瞭解情況，所以覺得他高估當時大陸工運，也高估了大陸自由派的力量。不過意見不盡相同也很正常。他也是出於對人類、對勞動人民的關懷而寫的。再回顧他的絕大部分著作，還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他曾經笑説，他可能有120歲壽命。他沒有。不過我知道他絕不介懷，因爲他一生安貧樂道，毫不在意自己。別了，向青。
2022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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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曾任教師。中學時參加保釣運動，1980年與友創辦先驅季刊，在中英談判時提出香港人民主自決論。長期在社運圈中舉辦講座，及評述中國發展。曾出版《強國危機：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衰》、《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合著）、《反對一切變買賣》等。1999年與友創辦《全球化監察》，關注全球化下的中國勞動人權及環境正義，離開後專注中國研究及香港事務，文章散見於香港報章及網媒，另譯有《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美國工會運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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