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毛澤東的反常與周恩來的奴相——以文化心理架構文革新視點

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隨著海內外一批青年學者的崛起，出現了多元雜陳、眾聲喧譁的可喜局面，文革研究的視野不斷擴展，而宋永毅教授在「從心所欲」之年推出的力作《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則在眾多的論述中另闢蹊徑，為深入理解和充分闡釋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極為新穎和富有啟發性的視角。

當然，一直有人從心理和文化角度研究文革，比如，我們可以舉出Robert J. Lifton的著作《革命的不朽：毛澤東與中國的文化革命》（Revolutionary Immor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作為文革前期研究的例子，以石文安的論文〈中國文革的犧牲品：暗傷〉（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作為文革之後研究的例子，但是，這兩例都是以青少年的思想行為變化為題材，做心理文化分析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宋永毅教授的這部著作則是一種更為大膽的嘗試，他把心理文化方法運用於文革的宏大敘事，解釋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決定文革進程的領袖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為。應該承認，在研究文革的中文論著中， 從文化或心理角度進行闡釋的為數不少，但是在這些論著中， 文化心理元素只是例證或者素材，我們看不到作為指導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等學科研究的，有堅實理論基礎和相當闡釋力的文化或心理理論框架。宋永毅教授的著作充分體現了中國經驗與西方學術背景的密切結合，他的研究建立在熟悉和利用了現代西方有關理論的基礎之上，他參考的理論有興起於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心理學，也有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的心理史學，他還借鑑了西方學者運用精神病理學來研究政治人物的方法。

本書作者首先把上述新思路運用於研究毛澤東與文革運動的關係。一般認為，毛澤東老謀深算、冷酷無情，這當然是不爭的事實，但作者同時還注意到另一個方面，即毛的獨具個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他的喜怒、情欲、猜疑等等在其晚年表現得極為突出，不時影響了甚至支配了他對形勢的判斷和做出的決策，這使得文革運動經常發生風雲突變，而這種讓人無所適從的變化是任何理性分析都無法解釋的。作者在本書中列舉了不少事例，說明毛澤東在情欲的支配之下如何做出了違背常理的決定，這裡僅舉兩個小小的例子。

第一例是1967年發生的震驚全國的「五．一三事件」：

軍內保守派「老三軍派」策劃演出文藝節目，以為本派在政治上取得優勢，而軍內造反派「新三軍派」得知消息後，決定去造反以阻止演出，「新三軍派」人多勢眾，肯定得勝，但這時毛澤東身邊有兩個情人屬於「老三軍派」，他們向毛吹了枕邊風，使得毛表態支持「老三軍派」的演出，從而使得此派反敗為勝，並進而改變了軍內派性鬥爭的力量對比。第二例是1974 年文革派借反對開後門向黨內和軍內老幹部發起攻擊勢頭正盛時被毛澤東突然叫停：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等文革派抓住老幹部們走後門安排子女參軍一事向以葉劍英為首的老幹部發難，這本是師出有名、頗得民心的事情，但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突然做出批示，加以制止，這使得一場大張旗鼓進行的鬥爭戛然而止，即將到手的勝利化為烏有。毛澤東為什麼這麼反常？原來，毛也安排了好幾位已經玩弄過的來自文工團的情人到北京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學院去上學，他怕反對開後門的事情深究起來牽涉到自己，這是毛澤東搞權色交易在政治上付出的代價。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相當複雜和矛盾，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本書在剖析和評價周的作用與功過時，充分展現了作者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是皇權專制主義的文化基因的透徹理解和對周的奴化人格和心理的洞燭幽微。人們往往把周恩來稱為「一代儒相」，既指他嘔心瀝血忠於國家，又指他過分忠於毛皇上，有愚忠之嫌。作者指出，這首先是對儒家思想的一種誤解，在原本的儒家思想中，臣子並不是要一味服從君王，而是要隨時提醒君王以民為本，以道義為準繩。因而，儒家士大夫一向認為自己的職責是為帝王師，用聖賢的道德學說來勸諫君王，監察規範皇帝的行為舉止。孔夫子認為， 對待君主不能只是阿諛奉承一味迎合，而要在皇上犯錯誤的時候指出他的錯誤，並引導他改正錯誤。本書作者指出，用儒家上述「忠君為國」的思想來衡量紅色宰相周恩來的是如何處理他與毛皇上的君臣關係，不難發現，他在文革中的言行不但沒有一點校正規範毛澤東的行為舉止的意思，而且更是缺乏起碼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聖賢道德和獨立人格，我們在周的言行中所看到的，只是對毛澤東的逢迎和讚頌。因此與其說周恩來是一代儒相，不如說他是一個奴相。

更有甚者，周恩來在文革中不但是追隨附和而作惡，他還經常助紂為虐、主動作惡。最為突出的事情是，周恩來在文革中擔任了中央專案組組長一職——這是文革中製造最大冤案的 職位。《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就是周恩來與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發的。作為中共的資深領導人，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一清二楚，他明知關於劉少奇的「罪行」材料是偽造的，但他不出來加以澄清，相反，他認可和簽發那些材料，甚至寫下「劉賊可殺」的批語。

宋永毅教授還在本書中運用對於個人心理和文化基因的分析來剖析和闡釋文革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新的方法和視角使得妙論迭出、目不暇給。比如，與一般作者在談到劉少奇時總是單純將其作為受害者處理不同，本書還論述了劉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對於運動惡性發展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關於毛澤東和林彪之間撲朔迷離的矛盾鬥爭，作者別出心裁地用「變異的皇太子政治」這個概念來做出闡釋，相當引人入勝； 至於江青在文革中的飛揚跋扈、喜怒無常，作者從她與毛澤東的夫妻生活的終止這一事實出發做了追根溯源的探索；而對令人反感而又無可奈何的夫人政治，作者的論說將毛澤東、劉少奇、林彪以林彪手下一干軍頭的夫妻店一網打盡，對這種中共家天下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惡習，做了淋漓盡致的刻畫。

我讀此書書稿時常有不忍釋卷之感，樂見這部佳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