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戰爭從未遠離——為今日與未來，重探歷史

文／郭岱君（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2006年蔣介石（中正）日記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開放，震動了全球中國研究學界。蔣日記為認識20世紀中國打開了一扇門，許多撲朔迷離、真相未明的歷史事件終獲理解的脈絡，帶動了民國史研究的熱潮。歷史學者從世界各地湧到胡佛檔案館，座無虛席，檔案館員工經常得開放特別空間以容納等候借閱的學者。如此盛況，對檔案館及學者來說，都是百年難見。

蔣介石日記信息太豐富，內容太精彩，幾乎每一頁都蘊藏著當時人、事、地、物的微細線索，再加上胡佛檔案館原有的中國近代史檔案，參與歷史盛會的眾學者如入寶山，埋首故紙，幾乎每天都有新發現，興奮不已。不少學者在閉館後仍意猶未盡，聚在一起，交換心得。從對蔣介石日記中幾個文字的剖析、到對當年歷史大事的再認識，各有各的理解與觀點，你來我往，或針鋒相對，或妙語如珠，熱鬧非常，欲罷不能。

我們既要「重探」，就當以新發現與新論證自勉，希望在各方成就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共同努力呈現出更完整客觀的抗戰史。

關鍵史料，新的契機

新史料帶來新訊息，也帶來新觀點。學者們聊著、辯著，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一件事：是時候重新研究抗戰史了！

事實上，不只一般大眾對抗戰史的認知擺盪模糊，就連終日沉浸在史料中的專業研究者，對這場戰爭的了解也常感不足，無論是其中晦暗不明、各說各話的事件，還是它在中西近代史上的重要性，甚至是對往後時局千絲萬縷的影響。它牽引著眾人的認同、情緒，甚至左右相互友好與仇恨的選擇。多年來，這段歷史始終未能真正呈現清晰面貌；任由許許多多說不清或誤解的史實和史觀從過去延伸而來、一環扣一環地，走到如今的局面。

這個局面是：歷來中外先進對抗戰史的研究雖是篇帙浩瀚，成果豐富，但亦不免有因史料限制、黨派隔閡、政治分疏而致缺漏或訛誤者。我們既要「重探」，就當以新發現與新論證自勉，希望在各方成就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共同努力呈現出更完整客觀的抗戰史。

雖說目標相同，但多國學者合作並非易事。數十年間各自著述的成果與不同的角度、觀念，肯定會衝撞出璀璨的火花。

沒有國界的抗戰史研究

蔣介石日記這個新史料的開放，給了一個風雲際會的絕佳契機，讓我們得以匯集過往的積累，重新審視這段重要的歷史。

劍及履及，2013年8月，胡佛研究院舉辦「抗戰史研究工作坊」，來自日本、中國大陸、台灣、英國、加拿大學者齊聚一堂，大家決定合作撰寫一部抗戰史。如此亟需溝通、密切合作與整合的歷史研究計畫，並不多見；基於對歷史真相的求索，我們這些研究者自然而然地站上探索的出發點。

雖說目標相同，但多國學者合作並非易事。數十年間各自著述的成果與不同的角度、觀念，肯定會衝撞出璀璨的火花。例如一開始，日本學者便提出，認為「抗日戰爭」這個詞用在書名上不妥，應稱「日中戰爭」或「中日戰爭」，幾經協商，最終定名《重探抗戰史，1931-1945》，英文則稱為「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如出版日文版，則稱為《重探日中戰爭，1931-1945》。學者們極為認真，小至一個名詞，大到論述，皆互相尊重、熱誠討論，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

在研究重點、方法及編寫原則方面，眾人的共識如下：

（1）忠於史實，不黨不私，公正客觀，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2）關照多方觀點及史料，每個主題由兩位以上學者撰寫[1] 。
（3）兼具嚴謹學術研究與一般大眾歷史著作優點，撰寫力求深入淺出、流暢易讀。

就這樣，《重探抗戰史》研究計畫，在不分國籍、語言，坦誠的意見交流中，逐漸成形。

汪精衛為何從革命元勳變成「漢奸」？為何堅決主張與日本和談合作？汪政權實際作為究竟如何？… 這些問題始終未得到客觀的解析與評價。

飛往上海、北京、東京，細究未明的真相

確立了大方向與原則，接著要慎重討論的是，在眾多重要歷史事件中，該選取哪些題目來探討。

2013年10月，我們展開上海、北京、東京之行，向當地學者請益，並特別就「汪精衛與汪政權」這個主題分別和復旦大學歷史系、東京「蔣介石研究會」合辦小型研討會。

特別探究此事，其來有自。汪精衛是中華民國肇建者之一，當年他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膾炙人口，感動了無數後來者。這樣一位熱情勇敢的開國元勳，竟在抗戰時離開他參與創建的國民政府，在南京組建另一個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侵華日軍的傀儡。這中間轉變之巨，向來撲朔迷離。

80年來，中國大陸及台灣都視汪精衛為「漢奸」，他的政府被稱為「偽政權」，他的所作所為被視為「投敵叛國」。然而，抗戰時期，汪政權曾統治了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及地區，前後長達五年，其人、其事恐非「漢奸」二字能簡化了之。汪精衛為何從革命元勳變成「漢奸」？為何堅決主張與日本和談合作？汪政權實際作為究竟如何？… 這些問題始終未得到客觀的解析與評價。

除此之外，還有若干迄今仍真相未明的歷史大事亟待釐清，例如：

──中國為何出現那麼多偽政權？與之相關之人皆為漢奸、叛國賊嗎？
──中日兩軍在戰場上激烈交鋒，東京與重慶間的秘密和議卻從未間斷，如何解釋這個詭譎的現象？
──中共為何能在抗戰中坐大？國民政府為何贏了抗戰缺輸掉江山？

我們大膽立志，要找出這些隱晦不明或是懸而未決的議題的答案，並做客觀的評價。

2014年夏季，「抗戰史研究工作坊」照例在胡佛舉行，第一卷的作者幾乎全員到齊。英國劍橋大學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與會，給我們不少鼓勵和建議。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先生主動來電，希望能夠出版《重探》，並專程飛來參加。長期支持胡佛近代中國檔案計畫的童子賢先生，也帶著兒子凱文全程參與。整整一週，各章作者提出初步研究狀況，熱烈交鋒，經常就一個議題連續討論數小時，欲罷不能。

抗戰史涵蓋的議題多、材料豐富，而我們能力有限，僅能選擇其中若干議題探討，嘗試「重探」。

歷史不息，人的生命如流星般一瞬的存在。個體的力量雖小，但當參與此計畫的每一個人，皆試著以自身有限的時間合力協作，縱使仍有無法盡善盡美之處，但相信一定能有所成就。

加藤陽子教授的〈日本軍國主義興起〉以及〈日本走向九一八〉二章最先完稿，敘述流暢，舉證清晰扎實，字裡行間透出對當年這場戰爭的批評與遺憾，替這個計畫揭開絕佳的序幕。

兩岸關係發生明顯轉折，中美貿易戰、烏克蘭戰爭，在在訴說著戰爭離我們仍未遠去，我們也希望藉此思索台灣、中國、乃至東亞及世界的未來。

意料之外的狀況及延遲

2015年10月，《重探抗戰史》第一卷在台北出版。距離蔣介石日記在近史學界掀起矚目的2006年，已匆匆過去9年時光。

第一卷推出後，市場反應頗熱絡，但我們事後檢討，當時在匆促成書過程中不慎有不少謬誤疏漏，好在立刻再版、三版、四版…，仍稍有機會做小幅修潤。

記取第一卷的教訓，第二卷的撰寫時程較從容，作者們更加充分討論後才提筆撰寫，負責編輯者亦是再三增刪修潤。然而，在作者們孜孜不倦的成書期間內，發生了幾件意外，延緩了進度，大環境也有了不少變化。

首先，大陸軍事史學者洪小夏教授車禍，接著家裡又陸續發生一些事，使得她遲遲難以動筆。洪教授負責的敵後作戰三章不易找到替代的學者，直到去年（2021），初稿才終於完成。

其次，中國大陸自2014年開始發起「抵制歷史虛無主義」，主要針對中共黨史及中國近現代史的論述，首當其衝的便是楊天石教授關於蔣介石研究的論述。[2]楊教授長期研究民國史，是著名研究民國史和蔣介石及其日記的學者，著作等身，極負盛名；中國大陸的民國史研究及相關學者也受到壓力。我們一開始觀望，以為事情很快過去，孰料管控隨著時間愈加嚴重，到2016年，大陸學者多趨自我戒慎，這也影響了《重探》的撰寫。

第三，這幾年中國大陸及台灣分別出版了重量級的抗戰史叢書，例如北京社科院近史所編寫的《中國抗日戰爭史》（8冊，2020年出版）以及台灣國史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6冊，2015年出版）。這兩部叢書均是官方學術機構主導編寫，參與者眾、資源豐厚，內容扎實。作為研究標的類同的民間學術團體，我們希望《重探抗戰史》避免與之重複，並發揮民間自由開放的特點。期間，我和作者們多次討論，特別是蘇聖雄（台灣中央研究院）、岩谷將（日本北海道大學）兩位學者，談得愈多、愈深，我們的共識愈清晰：本書的重點應在「重探」，亦即把事情說清楚，特別是過去說不清楚或不便說的。因此，本書第三卷後來做了大幅修刪，取消或合併原先納入的幾章一般史實敘述、或是近年研究成果豐富已多次被撰寫、討論過的文章，把重點放在過去較少探究的議題上，例如：抗戰時其各地的偽政權、戰時的中日秘密和議、終戰時的「以德報怨」、國共和談、國共較量等議題。

計畫初始，我們便已料到這項跨國的研究，在執行過程中肯定會面臨許多困難，從2015年至推出第二卷到2022年，的確發生了若干始料未及的意外。期間，學者們為了史料的運用與完整，四處走訪、請託；還有書寫時抉擇的掙扎──在許多時候，我們皆是再三琢磨、思量到最後一刻，這才戰戰兢兢地下筆；個中的繁複思辨，讀者們可能不盡贊同，但都是歷史研究者的堅持與真誠付出。

為了今天與未來，我們書寫歷史

時光飛逝，6年一晃即過，經歷無數次反覆斟酌，我們重修了《重探抗戰史》第一卷，嚴謹但更開放地編寫第二、三卷。期間，兩岸關係發生明顯轉折，中美貿易戰、烏克蘭戰爭，在在訴說著戰爭離我們仍未遠去，我們也希望藉此思索台灣、中國、乃至東亞及世界的未來。因為，歷史對今天及未來有用；我們在探詢過去的同時，始終在為今天及未來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