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熊英二（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
編按：1972年5月15日，沖繩主權由美國移交日本，史稱「沖繩返還」（沖繩復歸）。至今50年過去了，我們如何理解箇中繁複的國族與文化身份問題？日本知名學者小熊英二就曾撰書，試圖質問曖昧難釐清的民族與國家界限，探討近百年來若即若離、糾纏難解的歷史。而回看60年代，作為沖繩復歸運動一環的「國民教育」運動，曾力圖養成國民作為「日本人」的自覺，但到沖繩時便開始呈現出複雜的樣貌——在沖繩，「日本人」這個詞彙中包含了多少重意義？讓我們回到歷史現場，聽聽當時校園中的聲音。
（* 本文摘錄於《「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小熊英二 著、黃耀進、鄭天恩 譯，聯經，2020）第22章，原題為「祖國是日本嗎？」，標題為編者擬。）
在60年代，作為復歸運動的一環，沖繩與本土兒童之間彼此通信，以及學校之間的相互交流都非常盛行。因為那還是有渡航限制的時期，所以學校之間的合作，大多是透過選拔出來的代表學生交換參訪的形式。在這樣的運動中，參訪後發行感想文集乃是慣例，而從這當中，也能一窺學生的心聲。
學生的作文中，為數最多的是重複教師們的國民運動思想。在本土日教組與沖繩教職員會共編、於1966年發行的作文集《沖繩的孩子們》當中，刊載了一篇中學一年級學生所寫，名為〈母親日本〉的文章：
日之丸，是我們國家的標誌，也是象徵。對我們日本國民來說，日之丸是一面威風堂堂的國旗。旗子中心的紅色圓形，毫無稜角，被認為是和平的象徵……為什麼升旗和降旗的時候，就不能靜默不語、筆直站立呢？對於國家的象徵，就不能用嚴肅的態度去面對嗎？對此，我感到相當疑惑。
當時發刊的這類文集，不管翻開哪一本，裡面都充滿了這種沖繩學生描述自己身為「日本人」自覺的內容。為交換參訪渡海來到本土的學生，將自己看著富士山感動不已，在港口對著「祖國」歡聲雷動的樣子，寫在作文當中：「當踏上祖國土地的瞬間，我的眼角一下子熱了起來；那種終於來到祖國的感受，真真切切地從心底湧出來」、「我不由得深深地感到，果然沖繩和本土是一體的，而我們是留著相同血脈的日本國民」、或者「老師說，『沖繩即使在軍事上隸屬於美國，但我們身體裡流的都是日本人的血。』每當想起這句話，我都會打從心底深深湧現『是啊，我是日本人』的喜悅」。這類的話語不斷地出現。某位少女寫道：「從鹿兒島的碼頭下來的時候，我的胸口忽然為之一熱，心想『終於來到祖國日本了』……我踩踏著祖國的土地，竭盡全力四處奔跑。」過去曾是支配者的鹿兒島（薩摩），現在也被看成「祖國」了。
「即使從民俗學上來說，本土人和沖繩人也同樣是日本民族」、「作為同樣民族卻反對復歸，自己捨棄身為日本人的驕傲，成為無根漂萍般的人，這是最讓人害怕的」。
話雖如此，這些「學校作文」，究竟能夠表現學生的真心到什麼程度，實在是很難說。我們也無法否認，這些被教師選拔出來、由「優等生」所寫成的作文，箇中傾向其實是忠實反映了學校灌輸的理想價值觀。事實上，仍然有少部分的學生，對國民教育運動公然表示了疑問。在沖繩教職員會1965年1月的教研集會上，就報告了這樣一篇作文的存在：
受到日本帝國教育的大人，總是一派自然地稱呼日本為祖國；因為是祖國，所以希望能再次成為日本的領土，他們對此深信不疑。他們甚至硬是把這樣的思想，灌輸給敗戰後出生的我們……
1963年，當文部大臣來到沖繩島上的時候，發生了這樣的事。受到日本帝國教育的老師說：「全體同學一定都要揮舞日之丸小旗喔！」這時，A同學問道：「如果不想揮的人呢？」老師一聽就說，「當然也要揮。」然後還說，這個問題應該要到課外活動時間再討論。於是到了課外活動時間，我們立刻開始討論。首先發言的還是A同學。他說：「歡迎這種事情，不該強制人去參與，而是應該要出於自己自發的信念去從事才對。」A同學的意見，獲得了75%的人贊成。但是，老師卻下命令說，因為這是教職員會的決定，所以就算不想揮的人，也要去揮旗子……
新聞報導裡面，寫得好像學生都是發自真心去揮旗子一樣。為什麼我們不認同日本祖國論呢？我們成長到現在，有受過日本在經濟上、乃至於精神上的恩惠嗎？說什麼民族的團結，這種思想只會讓還有大好未來的我們，路愈走愈窄而已。稱日本為祖國，這種話既沒資格也沒道理。等我們成為大人的時候，就不會再聽到日本祖國論這種東西了吧！到那時候，我們應該會擁有更宏觀的思想吧！
在當時那種環境下，這個學生寫下這樣一篇作文，恐怕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吧！從50年代到60年代，每當本土政治家來到島上的時候，幾乎十之八九都會有兒童手持「日之丸」前來歡迎；雖然這樣可以贏得保守派閣僚的好感，但在它的背後，其實是存在著如此的複雜糾葛。
然而當時的教職員會，並不存在能認可這個學生聲音的氛圍。教研集會之所以會介紹這篇作文，是為了要報告讀過它之後的地區中學生寫下反駁文章的來龍去脈。這些反駁文章，當然都是像這樣的內容：「即使沒受到日本的恩惠，我也還是深信日本是祖國」、「要成為能夠擁有身為日本人驕傲的人」、「這樣的人在這次奧運會上，就算看到『日之丸』升起、聽到〈君之代〉演奏，恐怕也不會有任何感動吧！」
話雖如此，這個學生的聲音，還是對教師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傳達這場教研集會狀況的新聞報導，除了寫下〈我們是日本人〉、〈血在吶喊〉之類的標題以外，還記下了這樣一段話：「『祖國是日本嗎？』這個素樸的疑問，不只是讓教師，就連父兄輩也感到相當的震撼。」然而，教職員會對此展現的方針，卻是「更加努力推進國民教育運動」。
這件事所掀起的漣漪，隨著有位17歲的女高中生看了這篇新聞報導後，寫了一篇名為〈日本不是祖國〉的投書，而在言論界更加擴散開來。這篇投書列舉了從薩摩征服到琉球處分的歷史，從而主張：「或許有些日本崇拜病的患者狂信著『只要復歸，一切問題都會獲得解決』，但，日本對沖繩而言，不過是單單的支配國罷了，根本不是什麼祖國。」對此，又有其他高中生再次提出了反駁：「即使從民俗學上來說，本土人和沖繩人也同樣是日本民族」、「作為同樣民族卻反對復歸，自己捨棄身為日本人的驕傲，成為無根漂萍般的人，這是最讓人害怕的」。
愈是深刻感受到東方主義的視線與歧視，就愈熱中於披上「日本人」的外衣，在這裡明顯存在著這樣的結構。
學生之間的這場論爭，乍看之下似乎是壁壘分明。可是，在這個時期學生的作文當中，大家縱使斷言自己是「日本人」，但在背後總感覺有著微妙的動搖。例如，「希望日之丸真正能成為屬於自己的東西。即使節慶懸掛日之丸，對沖繩的人們而言仍然只是形式而已，並不覺得那真的就是自己的東西」。又或者「我對本土的思慕，毫無疑問是自然產生的，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諸如此類的話語，讓人無法不感到內心的糾葛。本土的某位作家，在他的沖繩訪問紀錄中，記下了某位高中生的話語：「我們在情感上並沒有日本人的感覺，只是隨著理性和教養，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罷了。」這恐怕是論爭雙方共通的心情吧！
就在這種動搖當中，對那些以成為「日本人」為目標而努力的學生來說，最讓他們感到受傷的，莫過於本土方面的態度了。和沖繩對本土寄予的思念恰恰相反，本土方面對當時沖繩的理解程度相當之低。1967年，針對本土1百多所高中進行了一場問卷調查，結果回答沖繩所屬的國家是「美國」的人占了43%、發行的報紙是英文報的人占了31%。交流作文集中，也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會寫到，從沖繩渡海而來的學生在本土遭到像是「原來沖繩人也會說日本話啊！」「你們的語言是英語嗎？」「看的書跟我們一樣是用日語寫的嗎？」之類的詢問，感到很受傷的情況。
面對這種極度的不了解，沖繩的學生們為了與之對抗，產生了更加強調自己是「日本人」的傾向。在1968年本土雜誌召開的座談會上，沖繩的高中生就說：「那些從本土來的人，總是對我們講些莫名其妙的話，像是『你們真的是日本人嗎？』之類的，聽都聽夠了啦！」「外國人總是主張，『沖繩人在明治以前都是從屬於中國，不是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主張自己是日本人」。
愈是深刻感受到東方主義的視線與歧視，就愈熱中於披上「日本人」的外衣，在這裡明顯存在著這樣的結構。
可是，想要成為「日本人」這個指向本身，也經常變成遭到本土方面投以奇異目光的根源。某位女學生就寫到，當她在本土「透過汽車車窗看到日之丸的時候，不禁發出『是日之丸耶！』的喊聲，結果周遭的人全都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1967年，本土雜誌企畫了一場以「在沖繩教育大和魂的困難」為題的教師座談會，在會上，本土方面的主持人說：「住在內地的日本人，即使平時不去特別想到自己是日本人，也沒有什麼大問題。」對此，沖繩的教師則是回答說：「可以自然到忘掉自己是日本人的行為動作，終究是騙人的。」為了成為「日本人」，必須「向本土看齊」，以「忘記自己是日本人」為目標而努力，事態之諷刺莫此為甚。
大致上來說，學生們共通的見解都是：因為獨立看起來不可能，所以剩下的現實選項，就只有復歸了。
儘管如此，學生們仍然朝著成為「日本人」的方向持續努力；之所以如此，最大動機在某種層面上和教師們相同，都是為了渴望脫離身陷其中的苦境。具體來說，說到當時沖繩有為年輕人的出路，要不成為琉球政府的公務員、要不成為教師，再來就是前往本土了。然而，因為前往本土有渡航限制、教師的薪水偏低、地方產業也不安定，所以成為軍方僱工的人也為數不少。1967年，有一名哥哥是教師、母親在基地當日薪勞工的高中生這樣陳訴：「只靠哥哥薪水的話，真的連糊口都很勉強」、「基地的工作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也沒有任何生存意義」，於是他說，「唯有成為名符其實的日本國民，才能擁有真正的生活」。也有另外一位因為美軍造成的事故，導致朋友親戚喪生而悲痛不已的高中生，他一面說著，「這件事一輩子都會永遠留在心中吧」，一面則說，「希望能帶著身為日本人的尊嚴，抬頭挺胸的活下去」。在這裡，「日本人」這個詞彙，變成了人的尊嚴與未來希望的同義詞。
某位女學生也說：「也有些人說，『日本不是祖國』……真想讓他們也踏上祖國的土地，如此一來，他們或許就不會這樣說了吧！」接著，她又這樣說道：
我曾經一再見識到祖國人投來，不甚理解的目光。似乎也有人認為我們是說英語、打赤腳生活的人。也曾經遇到過紙上談兵、胡攪蠻纏的人。可是對我們來說，這就是現實。表面所能見到的痛苦，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被稱為「受虐民族」的我們，實在很討厭再被這樣稱呼下去了。在所謂的美名下，被強加種種犧牲，我們已經受夠了。我想用這雙手，盡速擁抱真正的幸福。希望我所深愛的沖繩，能夠成為日本的一縣、成為南部美麗豐饒的縣。希望我們能作為日本民族，共享民族的喜悅與悲傷。
這裡所見到的「受虐民族」這個詞彙，很明顯就是指「沖繩民族」的意思。可是，要從這種狀況中逃脫的手段，總之除了成為「日本民族」、「日本的一縣」以外，再也找不到別的方法了。
1967年，本土的雜誌以〈我們日本人〉為題，刊載了沖繩某高中的課外活動討論。在這場討論中，「贊成立刻復歸者、反對者、以及不置可否者，三種意見幾乎占了同樣的比例」。也有主張「沖繩民族」獨立的學生表示：「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拘泥於日本國民這點上呢？」對此，主張復歸的學生則回應道：「如果今後我們不再是日本國民的話，那麼，對方便會對我們變得更加專制；我們恐怕會變成奴隸一般，不會有人賦予我們任何權利—沖繩，將變成完全的殖民地。」因此，「總而言之，還是應該以成為日本國民為前提才對」。這裡所謂「變得更加專制」的對方，究竟指的是美軍、還是本土，其實不太確定。又或許，這裡其實並不一定是指特定的國家或政府，而是學生們將隱約帶給他們閉塞與恐懼感的某種東西，表達出來的樣子。不管怎麼說，「我們認為變成日本人的話，就能獲得平等對待的權利；絕對可以！」復歸陣營的學生這麼主張。
在這樣的座談會上，學生們針對自己是否為「日本人」展開議論，而教師則以「不管從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還是人類學層面來說……都已經證明了沖繩人就是日本人」做結論，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根據教研集會的報告指出，在他們所做的問卷調查中，擁有身為「日本人」的自覺，並渴望復歸的學生，大約占了9成左右。即使有基地經濟帶來的恩惠，對美軍支配抱持肯定態度的學生還是極少數；大致上來說，學生們共通的見解都是：因為獨立看起來不可能，所以剩下的現實選項，就只有復歸了。
但是，借用1967年某篇投書的話，「若要從數據上去確切掌握居住在沖繩人們的心情，未免還是太複雜了」。這份投書說：「即使打從心底盼望復歸祖國，但在心裡的某個地方，仍然持續質問著『祖國是什麼』；居民的這種心理狀態，正呈現著『靈魂的雙重性』。」教師也好學生也好，他們的「日本人」指向，完完全全都是建立在這種雙重性的危險平衡之上。
延伸閱讀：
| 閱讀推薦 |
196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和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1996年以《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獲得三得利學藝賞；2003年以《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2013年以《社会を変えるには》獲得中央公論社新書大賞。《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獲得2015年新潮社小林秀雄賞。其他重要著作包括《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上／下〉》、《市民と武装 ：アメリカ合衆国における戦争と銃規制》、《清水幾太郎：ある戦後知識人の軌跡》。他執導的311福島核災議題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已於2015年公開上映。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