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部落客】梁右典：知識人的世界——讀《余英時談話錄》

* 本文原題為〈知識人的世界——讀《余英時談話錄》〉，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文／梁右典（大學教師）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學界最具影響力的華人學者之一，去年（2021年）出版的《余英時談話錄》是關於余先生思想的最新著作。雖然余先生已經去世，但讀其「口述」內容，仍然感到十分親切。這是一本「知識人世界」的書籍，包括余先生對於一生經歷的省思，敘述如何在中國動亂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以及在香港的求學歲月，面對西方學界的種種經歷等等。如同黃進興教授在本書序中所說這是「對近代學術人物的觀察、個人的學思及時代的見證，三方面有系統地整理出來」。

余先生最為人所知的首先是他的學術工作，《歷史與思想》、《朱熹的歷史世界》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在密西根大學任教期間，余先生就說「我喜歡關起門來自己做研究」（頁13）；同時，有機會與文化界進行交流之際，余先生也很有提攜後進的熱忱。例如介紹黃仁宇給臺灣兩大報負責人，就是「希望他的學問得到發揮」、因為「他確實是有才有學，而且非常努力」（頁17）。

面對名家雲集的哈佛大學，余先生在任教期間也帶給他許多不同視野，但沒有完全接受，能有自己的判斷。例如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的影響力雖然大，但說他「有好多東西沒有好好消化，不大準的」（頁23）。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正義論》則是劃時代著作，「百年不見得出一本」（頁24）。如今學術已專業分工非常細緻，大師已經再難出現；然而就此來說「不一定是衰落，而是變化了，多元了，沒有人能籠罩一切。這是時代的關係」（頁24）。余先生識人方面的論斷，也在談話錄中可見，例如他說「史華慈是一個純讀書人；而費正清是一個事業型的人」（頁31）。

余先生的言論提醒我們，至少對於知識人而言，如何關心時代之餘，也能夠以讀書知識作為判斷基準，而不是隨政黨、情緒、好惡臧否人物。

「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

1973年回到香港是余先生感到用中文寫作很有必要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涉入大學改制風波，成為余先生生平的一件大事，也體會到「研究歷史不是光靠理論，要知道人的複雜性」（頁60）。所以余先生說「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頁62），以及對於文革歷史得到更鮮明的認識，即是「越是提拔的人越是要鬥他的，這就是人性」（頁133）。

余先生博覽群書的本事是他帶給人的鮮明印象，不僅廣泛閱讀吸收，對於有些書籍更是讀得非常熟；胡適、錢穆的書對余先生的影響自然不在話下，也包括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余先生自述：「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學偶然讀到《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極大的震盪，這才開始進行陳寅恪的研究」（頁85）。在其他書籍方面，他則是推崇錢鍾書，認為他的《管錐篇》是很好的參考書，對於《談藝錄》也看得很熟。

余先生作為專業史學家，對於中國史的研究，特別在思想史與文化史方面用力甚深；另一方面，余先生也很留意西方歷史與哲學的研究成果，對於文藝復興階段也花了很多精神。隨著時代發展，認為中東史的重要性逐漸提升，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其中一環，這是因為「學科發展跟社會、政治發展的需要相配合」（頁124）。換句話說，歷史研究者要能貼近所處時代，真正進去這個生活的時代；即使研究的不是當代史或近代史，但是實際有助於研究者瞭解時空處境，何謂心同理同，當然也有包括背景因素的不同，避免造成以今非古的謬誤。另外也可以從歷史中學習，讓自己變得更聰明一點，而不是複製遵循某種歷史定律；余先生也說他受以撒．柏林的影響很大，例如對於歷史規律、歷史必然性之類的反駁（頁109）。

余先生關心政治，自己說「政治只是遙遠的興趣」、「只是做為人的尊嚴說幾句話」。他對於現實政治有批判、也能從史家的視野給予較為公正的評價；書中可見他對蔣經國、殷海光、雷震、胡適、汪精衛等等，對照現今有些評論一刀兩斷的說法，余先生的言論提醒我們，至少對於知識人而言，如何關心時代之餘，也能夠以讀書知識作為判斷基準，而不是隨政黨、情緒、好惡臧否人物。就事論事，「人只要能做一件好事，就要承認他做了一件好事」（頁177）。

相較於追求學問的篤實平穩中又能盡其曲折，也必定反覆檢視正反兩方論點，以及建立在第一手史料的細心解讀；此外，余先生對於「人」的關懷與好惡，顯得更為可親、可近與容易理解。他最喜歡的金庸武俠小說是──《射鵰英雄傳》，覺得裡頭有幾個人的個性都寫得很好（頁188）。《射鵰英雄傳》是金庸較早期著作，小說人物性格鮮明，很能激起年輕讀者的共鳴，余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而且，余先生也相信「人的正義感是不能消滅的，總有人要奮不顧身，這是很奇妙的」（頁214）。

余先生並沒有形塑自己的學術派別或立場，成果既出，有沒有價值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而是後人才能看得比較清楚。所以，他與錢先生一樣，都沒有門戶之見、派別之分。然而，余先生有提倡任何東西嗎？答案是「知識人」名稱的使用。西方是用「intellectual」，但不應翻譯成「知識份子」（因為份子有壞的成份在其中）；余先生也說這可能是受語言學家陳原談「分子」文章影響。余先生當然明白語言本是「約定俗成」，但是語言是有可能變質的，並且那是影響人類很深遠的東西。於是，2002年他正式提出來，並在之後著作的用語已經調整，「盡可能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份子」（頁226）。余先生始終關心知識人的心理變化，面對時局的精神層面如何表現出來；對於《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吳宓日記》的閱讀，都是由此觀點所做的研究延伸，也可以透過日記看人生百態，並不僅是學術議題而已。

讀書法中也很有「守愚」、不賣弄學問的味道──就如同愚人一樣，埋頭苦工，一部一部書去讀、不追求新奇炫麗、平穩紮實方是正道。

「越是愚鈍的人越有智慧」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客觀研究過程中，自然也會發現或優或劣的種種面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中獲取許多人生智慧。余先生的書房名為「小書齋」，這是鄭板橋的字（另一個有名的「難得糊塗」也是出自鄭板橋，那是最有名的）。眾所周知，余先生的天資高又夠努力，在《胡適日記》記載中就有一則文字描述余英時父親余協中先生與胡適的談話，稱哈佛上上下下都稱讚余英時的聰明才智（雖然余先生認為，那是父親喜歡為自己兒子獻寶，不能算），胡適則是抱持較為嚴謹的態度回應。如今看來，似乎也是某種程度上，希望余協中傳達給余英時──這位優秀的年輕學者雖有「兔子的天才」，也必定要有「烏龜的努力」精神方能有成（頁247）。

之所以引用以上所說，可以明白余先生確是十分努力做學問的學者，胡適的話也應驗在余先生身上。不過，他沒有見過胡適（余先生也說他不大有想見名人的習慣），雖然早年受胡適思想影響很深。余先生在七十餘歲還完成《朱熹的歷史世界》、八十餘歲則有其思想史收官之作《究天人之際》問世；他對於學問的興趣、專注與耐力，這都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此，記得思想史家林毓生院士也曾提及余先生好像一開始學問就很好、就是很有學問的人；從余先生一生的學思歷程來看，這必須歸功於他的天資和不斷辛勤的努力。然而，更有趣的一點是：余先生似乎比較欣賞「守愚」的一面，也就是說：做人與做學問方面他似乎看起來偏向保守、帶有「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性格，但就如他引用古人所謂「智可及，愚不可及」所說，進一步說明「愚不可及不是罵人的話，是讚美的話。西方經典《愚人頌》中就說，越是愚鈍的人越有智慧，愚鈍的人不是言詞便給，但是對人生有些很深的體驗」（頁240）。記得他也很推崇朱子談讀書的文字（見其〈怎樣讀中國書〉），讀書法中也很有「守愚」、不賣弄學問的味道──就如同愚人一樣，埋頭苦工，一部一部書去讀、不追求新奇炫麗、平穩紮實方是正道。我相信這也是余先生希望知識人具有的人格特質，也是所謂的「讀書種子」，更提醒我們「你千萬不要迷信什麼學者大師之類」（頁240）。

當然，在當代也有許多可佩服的人，古人也有許多值得佩服的，因為從歷史角度來看，古代的「士」（即現今的知識人）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或是為後代早已提供某種人生智慧與文化秩序；另一方面，真正對知識有熱情追求的人，自然又不拘泥守古，而能在傳統中擷長補短、與時俱進。

余先生的這部談話錄，是其晚年與李懷宇先生的談話與訪問，大致費時共十四年之久。余先生晚年時期接受訪談，對於「死亡」與「得失」之間也有他的體會；「儒家講死亡，就是面對它而視為平常，這是真的儒家精神」（頁240），用孔子的話來說，相關觀念則是「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想要在生前抓住某些東西，可能是物質上的，也可能是名譽上的。余先生雖然名滿天下，但謗亦隨之；但是他總是以平常心面對，也不太在乎旁人的毀謗，純粹做自己的學問，說該說的話。也可以說這就是順其自然、順其本性、順其對時局的觀察，並以自己專業史學的角度，提供種種學術上、文化上的意見。余先生曾寫過圍棋界林海峰「平常心」的故事，我覺得「平常心」與「寧靜致遠」似乎可以視為是他的人生格言。基本上，就是盡己之責，做好該做的事，並有對別人有益處；另外，則是不要怕寂寞，他在書中提到黃宗羲所說「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不但這是人之將老、也特別是讀書人最難克服的問題之一吧。

余先生的特別之處，不論在研究上或實踐上，都將「道」進行某種程度的「現代化」而為世人所知，成為豐富的思想資源。

知識人的學術際遇與精神世界

閱讀《余英時談話錄》有一種感受：余先生好像在種種偶然中決定他的際遇；1950年從大陸到香港、1955年到哈佛求學、寫《朱熹的歷史世界》等等都是偶然。凡是事先計畫的，後來總是不那麼照著他的心意發展；特別的是精彩之處多是偶然，卻是讓人津津樂道。換句話說，余先生的人生發展往往出於他的計劃之外，這也是很有趣的生命際遇。但在偶然中並不虛無，余先生強調的平常心，好好的讀書研究，當有機會來臨時，就能把平常累積的力量展現出來。

他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是偶然，但平常就很留意朱子文集、語類及一切相關研究，早已瞭然於胸。也說錢先生已寫《朱子新學案》，本來是不想再碰這塊領域，但在機緣之下（為出版朱子著作寫序），引起相關議題迫使必須深入探索，在曲折爬梳政治文化史料的過程，終於將朱熹的歷史世界呈現出來。余先生謙虛說這是在錢先生《朱子新學案》屬於學術史的領域之外的補充研究。本不想再研究朱子的，但後來重新檢查朱子全集，補充錢先生來不及進一步從政治文化史背景進行研究的部分。一方面可見他對錢先生的佩服與尊重，另一方面不難明白余先生所做的是重構朱熹的歷史世界，以此作為他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

關於研究這件事，在余先生身上好像不那麼「按表操課」，不那麼「機械」，偶然中、無意中反而更有蘊味。而且研究時間拉得很長，無法速成的。學者的生活雖然平淡，但精神世界卻是相當有意思。

另外，余先生接受電視或電話訪問，都曾提及他接下來要研究的是唐代，特別是唐代的高僧與詩人，因為這是唐代精神世界最主要的兩類人物。雖然，余先生並未來得及完成，但從他對歷代知識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不難明白他的思想史或文化史取向，往往建立在無數可供分析的原始資料，並參考一流的學術著作，透過抽絲剝繭、盡可能鉅細靡遺將分析成果呈現出來。所以，雖然不知道余先生研究唐代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論，但是從他對其他朝代的歷史研究，早已給我們一幅關於中國歷史的思想圖像，特別是從思想史或文化史視野分析來看。唐代的精神世界最值得留意的人物，據余先生閱讀資料提出的暫時看法認為不是儒家、也不是學者，而是高僧與詩人。可見余先生研究歷史，或是瞭解知識人的精神世界，以客觀發生的事實為主，並沒有要把某種學派，例如他研究心力最多的儒家思想放在首位。能夠突破某種既定思維，讓歷史材料擴展我們對於古人精神世界的認知，也是很值得學習的治學態度。

余先生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理性」與「人文」是其中的關鍵詞；他對於中國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客觀研究，另一方面也帶有很深的「文化情懷」。印象中他對於「宗教」議題，至少在閒聊和談話訪問之際是不太說的，因為容易流於主觀之見。但是，他對於「天人之際」的思考，除了數十年的歷史研究可見端倪，更在其專著中「從醞釀到完稿，先後經歷了十二、三年之久」（頁292），也說「沒有信仰，這個民族就不會有文化」（頁310）。

然而，這似乎在目前的人文學科研究中較不容易看到的，也可以稱此為一種領悟，用余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精神世界」，也就是先秦諸子所謂的「道」。我認為余先生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從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視野考察中國歷代的知識人精神世界，如何面對變局，「道」始終都在知識人心中發揮一定的作用。而余先生的特別之處，不論在研究上或實踐上，都將「道」進行某種程度的「現代化」而為世人所知，成為豐富的思想資源。正如他所說的「現代化」就是「把已經有的價值用現代的語言和方式跟其他文化中的東西聯合起來，講成同樣的東西，不覺得生硬和冒昧」（頁315）。讀完《余英時談話錄》之際，亦正有此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