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正好站在歷史劇變的十字路口，舊學者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不可企及的新風尚，新學者也可以從他身上學到久已難得的舊根柢。
（本文為葛兆光教授在9月4日余英時紀念論壇上的發言稿）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們今天在這紀念余英時先生，讓我想起很多往事。余先生去世以後，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將來會發表。這裡我想用〈通古今之變者，必究天人之際〉為題，講一講我對余先生的思想和學術的認識的一個面向。
我算是很幸運的。在余先生晚年時期，我有一個特別的機緣，可以和他常常見面長談。2010年到2013年，大約4年時間裡，我每年都到普林斯頓去住兩個月，算一下，跟余先生大概有至少超過30次、每次超過5小時的聊天。有時候在余先生家，有時候在普林斯頓的考試中心，有時候在我們住的宿舍，有時候在各種餐廳，可以說是很近距離的觀察和接觸。我跟余先生有約定：我們絕對不錄音、不設主題，所以漫天亂聊；聊得多了，對余先生就有了一定的瞭解。
和很多先從書本認識余先生的人一樣，我們可能都會有一個好奇，就是余先生有兩個師承脈絡，其立場、路數和風格都不一樣。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位是余先生在香港的老師——錢穆先生，他的學問來自本土傳統，對傳統的漢族中國和傳統文化都抱有溫情和敬意。他擅長宏觀地敘述歷史，對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士大夫的傳統，都有同情；他對中國歷史評論，往往來自傳統的價值觀。但是余英時的另外一位老師，是哈佛的楊聯陞先生。楊聯陞深受歐洲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的影響，習慣非常精細地、客觀地進行研究，而且要把研究中國歷史物件化。由於胡適的緣故，這一脈絡當然也帶有現代的、自由民主的價值。這兩個師承脈絡，怎麼能夠奇蹟般地在余先生身上貫通？
仔細來說，這裡面還包括幾點：第一，關於傳統中國的認識和對於現實中國的關懷之間怎麼貫通？第二，對於中國儒家傳統、儒家學說的同情，和對現代自由民主價值的堅守之間怎麼貫通？第三，中國式的歷史解釋和歷史敘述，與現代的、客觀的、中立的歷史研究之間怎麼貫徹？第四，對於中國歷史和文獻的認識，與西方的現代研究理論和方法之間怎麼貫通？我記得曾在很多場合就這些問題跟余先生討論過，尤其是2012年，有次在一間餐廳，我與周質平先生兩個人追著余先生，翻來覆去地追問這個問題。余先生只是非常淡淡地說了一句：「你們說的這些、那些之間，又不是天塹，有甚麽真的不可以通約的矛盾嗎？」
大家都知道，作為一個中國大陸的學者，我們在那個時代往往習慣了一種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絕對化思維，總是在價值觀、歷史觀和學術思考之間習慣了選邊站。因此余先生這種能夠貫通、融通、溝通、或者打通的學術和思想，總是讓我們非常有興趣。關於這個話題，我記得我跟周質平教授及王汎森教授都討論過。余先生去世以後，我花了很多時間重讀他的一些論著，還是很有感觸。在〈嚴復與中國古典文化〉一文中，他說嚴復、梁啟超是都是屬於用學術推動現代化的通才，而不是終身從事博士之學的專家。這裡余先生用的是陳澧的《東塾集》裡面關於「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的說法。我更是聲明，余先生其實就是嚴復、梁啟超、胡適之後的通才，他以他的歷史研究，關懷中國的現狀，因此可以不落門戶之見，而有世界眼光，能夠深入傳統的問題，而又有國際一流的追求。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會把「中西」或者「古今」視為絕對的對立，所以他才能「通」。
說到「通」，我想談談余先生最後一部著學術著作（如果不算余先生回憶錄的話）——正像剛才陳方正先生所說，他的學術收官之作：《論天人之際》。2013年的冬天，我在普林斯頓，那天開始下大雪，余先生和陳先生兩個人開著車，到我們住的Lawrence宿舍來，把《論天人之際》的校樣交給我太太，而且特別叮囑我一定要好好看看，且還約定等我看畢再找時間認真討論。那幾天我真的看得非常仔細，看完一段就找機會打電話去跟余先生討論，後來又專門找了時間，面對面地討論。
余先生為什麼那麼鄭重其事地對待這本書？我後來想，這也許是余先生對通史的一種追求。大家都知道，「通古今之變」是司馬遷的偉大理想，也是很多歷史學家的偉大理想。大家都知道，余先生「上到堯、下到毛」，對整個歷史都有研究，因此在他看來，不能缺少對思想起源的討論，尤其是決定中國後來思想史走向的、「內向超越」這種路數的早期歷史研究。因此，《論天人之際》是余先生整個中國歷史論述裡很重要的部分，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最後一塊拼圖。這部著作的內容，余先生其實很早就在各處都提到過：英文的簡要論述早在1997年就發表了，其後部分中文內容也在《中國史新論》和《思想史學報》發表。經歷了幾十年的思考、修改、補充、完善，余先生的這本著作，其實就是為了給中國思想史一個完整的輪廓。
這裡我想順便提一下，可能很多人都聽說過，余先生曾經有關於唐代的論述計畫，這個計畫他和我仔細地聊過兩次。大家知道，除了關於先秦的《論天人之際》以外，余先生寫過漢晉之際的新自覺和新思潮，也寫過從朱熹到王陽明的德君行道、覺民行道；寫過方以智、戴震、章學誠，也寫過胡適、顧頡剛、陳寅恪、錢穆……以上全部，幾乎就是一個連續的思想文化，是學術的歷史。
我記得余先生曾跟我說：佛教來到中國，是西方思想來到之前，唯一真正衝擊漢族傳統中國思想的大事件；而新禪宗的興起，又是中國思想史變化上的一個大事件。他關心的宗教和政治文化之間有什麼關聯。他也問過我：新禪宗為什麼對士大夫的文學和思想產生這麼大的影響？但是它為什麼不能對政治文化和社會治理直接產生衝擊？我沒能力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感到余先生實際上對中國整個思想史，已經有一個整體的思考。整體很重要，歷史研究常常需要以整體對抗整體，以整體來顛覆整體。歷史研究要想建立一個新的典範，就必須提供一個整體重寫的基礎，讓這個基礎上重寫的歷史全面改觀，使歷史論述另起爐灶，而絕不僅僅是拆東牆補西牆，修修補補，好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
我跟余先生有個共同的愛好，就是我們倆都愛下圍棋。我是從小學圍棋，余先生是到哈佛以後愈來愈愛下圍棋。我曾經記得他常常把圍棋跟學術連在一起說的兩句話，其中一句是「下圍棋和做學問一樣，高手無廢子」，就是說每一個子都有用。他說王國維就是這樣，因此很快就能進入哲學，進入文學、歷史、古代史，甚至進入四域之歷史，他下的任何一步棋、學的任何一個東西都沒有廢。還有一句話，就是「善弈者取大局」。據余先生說原話是錢謙益說的，我沒查過，但余先生說的肯定有根據。這說明余先生治學其實是很注意整體，他注意的是貫通的歷史研究。大家都知道，古人說學問或作詩有小結果、有大判斷，其實差別就在此；我們前面說過有士大夫學、有博士之學，其差別也在
余先生是通人、通才、通史的學問，不是古代所謂餖飣之學，也不是現代所謂專家之學。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關注的重心，用這種重心來貫穿整個歷史。如果說陳寅恪先生是以中外、宗教、民族這種思考為通史的中心，那麼余先生就是試圖重構知識人和思想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大歷史。透過這個大歷史你才能理解，中國為什麼有「內向超越」，為什麼會有「反智」，為什麼會有「道統」和「正統」，為什麼會有不得不以的「得君行道」和不得不以的「覺民行道」，為什麼會有知識人的邊緣化，為什麼會有現代儒家的遊魂現象……你才能通過這個通貫的大歷史，理解當下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裡面，知識人的命運，考慮到未來的知識人的方向。
余先生寫大歷史，是為了甚麽？簡單的說，其實就是為了中國。他曾經這麼解釋他所理解的「天人之際」：他說「天」代表了超越境界，「人」代表的是現實境界。坦率地說，如今中國的學者，不得不像魯迅說的那樣「橫站」：一面努力追求在學問裡超越到「天」的超越境界，一面不得不像余先生經常用的火鳳凰（或者救火鸚鵡）那樣，面對人的現實世界，因為這就是他的中國。余先生曾經多次跟我說，他跟我能非常談得來，不僅僅是因為對中國大陸的關心，而且我們都在草根中國生活過，最大的關懷都在中國。所以我們那麼多次的長談，談的最多的話題，其實就是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大家可能都記得，余先生寫他的老師錢穆，題目是《一生為故國招魂》，「招魂」這個意象，在余先生筆下出現過很多次。余先生為錢穆先生九十壽辰寫的賀詩裡面就有一句：「司馬曾招故國魂」；前年錢穆先生過世，余先生寫的紀念詩裡面又說：「歸骨難招故國魂」；2007年，我在上海建立復旦文史研究院，他給我們寫的賀詩裡面，還是說：「國魂未遠重招喚」，可見這個故國之魂在余先生心裡有多重。大家都熟悉余先生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句話當然來自湯瑪斯・曼(Paul Thomas Mann)。湯瑪斯・曼曾經在普林斯頓住過，我記得余先生和陳先生曾經開車帶我和我太太特地去看曼的故居，還拍了一張曼的故居照片送給我們。
同樣是在2012年，我跟我的太太去安徽潛山的官莊，看余先生小時候生活過的故居。那個時候，他的故居沒有修繕，還是一片狼藉，破舊不堪，只有屋後的竹林還是非常茂盛。我們拍了幾張照片，錄了幾段視頻給余先生。我記得余先生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其實我覺得我能夠理解余先生的故國之思，儘管他決絕地表示不再回大陸，但是他心裡面始終有中國。所謂「天人之際」，他很難割捨這個故國。你只要讀他1978年寫的詩：「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江南總斷腸」，你就會明白這個道理。
從這個角度我們再來看余先生——他為什麼始終要寫縱貫古今的、有關中國知識階層和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我和余先生討論過非常多次，從我個人來說，我理解有三點：第一點，余先生希望的是繼承傳統。他期待知識人承擔起道統，承擔起拯救天下，提升文化，引領清明政治的責任。這是一個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歷來的傳統。但是第二，余先生也希望我們趨向現代。他繼承傳統，書寫歷史，但又希望知識人能夠走出歷史，不再僅僅依賴「內向超越」的傳統，不僅僅依賴「得君行道」，不能自甘於邊緣化，應該像陳寅恪說的那樣：「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才是現代的知識人應該有的品格。第三，我覺得余先生也通過歷史表達了要融入世界的想法，他期待知識人能夠以現代的民主、自由、平等作為自己的價值，對於專制的、反智的、殘暴的傳統，他始終抱著最高的警惕。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他和那些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抱有過高期待、過高同情的那些人不一樣；他同情關懷熱愛著這個中國，但是他始終非常冷靜地看到了亡國和亡天下的不同。他有現代人的理念，非常清晰地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什麼是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府——祖國、國家、和政府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理解他關懷的是哪一個中國，也可以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余先生一生都是學者，一個屬於世界的學者，他在知識、思想和學術的世界裡獲得自由，那是屬於天的境界；但是他又始終不渝地關心現實的中國，這是人生活的空間。天和人始終在交互影響，所以我願意說，余先生一生都在「通古今之變」，也一生都在「究天人之際」，在歷史和現實、世界和中國之間，他把一切都打通了，所以我們說余先生是一個「通人」。
最後，請允許我用一位不知其名字的人的話來結束這個報告。我覺得這位朋友說得很好，他說：「余先生正好站在歷史劇變的十字路口，舊學者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不可企及的新風尚，新學者也可以從他身上學到久已難得的舊根柢」。所以我說，余先生是我們這個時代思想和學術領域繼往開來的一個偉大的學者。謝謝大家。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研究領域是東亞與中國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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