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對於各個時代文獻的鑽研，對各個時代問題的探索，往往有超過具體時代環境的意義，而涉及到中國歷史上長時段甚至是近乎本質性的問題。他這樣做，除了是個人能力的積蓄之外，也跟中國史延續性高、在世界史上自成一格的特性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