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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從五四全盤化反傳統談起

文/林毓生(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榮譽教授)

五四激烈反傳統思潮的巨大影響更可從二十世紀中國激進主義發展的歷史,顯示出來。從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的中心漸次向「左」移動;中式馬列主義(Chinese Marxism- Leninism)漸次贏得許多知識分子的認同。這一歷史變遷的複雜原因(包括1927 年以後左右政治兩極化,以及日本侵華後,知識分子必須決定支持一個國內的政治勢力以謀求民族的生存等),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五四全盤化反傳統思潮的風行與持續,實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中式馬列主義的主要心理與邏輯背景因素之一。

當五四人物堅持要把傳統全部打倒的時候,他們在心理上正急迫地尋求能夠對未來提供確定的系統性政治導向與新的系統性思想的意識形態,以便填補內在的空虛與慌恐。

當許多「五四」激烈反傳統人士決心要把傳統全部打倒,並發起一個全盤化或整體主義的反傳統運動的時候,面對未來,他們的思想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真空」(vacuum)。換句話說,當五四人物堅持要把傳統全部打倒的時候,他們在心理上正急迫地尋求能夠對未來提供確定的系統性政治導向與新的系統性思想的意識形態,以便填補內在的空虛與慌恐。

中式的馬列主義以「理性的」、「道德的」與歷史發展將必然肯定其「正確性」的姿態,提出了一整套「系統性」的宇宙觀、歷史觀,與政治、經濟理論,以及落實其理論的行動綱領。對外而言,它自認確實接受了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真能代表西方進步思想的馬列主義。對內而言,它認為可從「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中,將中國人民從地主、官僚與法西斯統治者的壓迫中徹底解放出來。從它自我聲稱的觀點來看,中式馬列主義比出現在20世紀中國的任何其他強勢或溫和的意識形態(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右派法西斯主義、漸進的自由主義等等),更能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各種嚴重問題,提出一整套全盤化的(或整體主義的)解決辦法。中共提出的這種辦法,對處在政治、社會與文化秩序解體的三重危機,與意識形態「真空」之中的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他們信以為真,遂對之認同與擁護。

然而,自我聲稱的觀點,並不一定正確。中式馬列主義是否真的能夠,如它所聲稱的那樣,系統地、全盤地解決了所有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問題呢?

連中共官方也承認「大躍進」(1958-60)與「文化大革命」(1966-76)是中國綿長歷史前所未有的浩劫。這些舉措對人民的傷害、對各方面的破壞是無與倫比的,其後遺症也是難以估計的。事實上, 中共不但沒有解決多少問題,而且製造出來許多難以解決的新問題(例如:人口的激增及其所帶來的相關問題)。單就它直接與間接對中國人民的摧殘而言,具體實例與數據比比皆是:例如,「大躍進」直接導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荒,1959-1961「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中國人,最保守的估計是二千七百萬人。當時並無天災;饑荒的基本原因是政府不負責任的錯誤政策與措施。

馬列主義到了毛澤東身上,變得更為主觀化與政治化。毛澤東從未做過城市工人,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在取得政權以後,便認為他的主觀喜惡與政治需要,均自動地具有馬克思根據客觀經濟條件界定的無產階級特性(毛澤東在這裡,當然完全違背了馬克思的前提)。他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喜惡──他肯定的思想、道德或政治需要(而這些也隨時可根據他自己的意思改變)──來界定誰是無產階級。所以,作為中國共產黨另一重要領導人之一的劉少奇,在一夕之間,便被毛澤東根據他所「了解」的、深具「客觀性」的馬列主義界定為無產階級的敵人。

自認是歷史進程中「理性與道德」化身的中國共產黨,以軍事奪取政權以後,與殘存的中國傳統統治模式與政治文化相結合,所產生的全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的統治(totalitarian rule),乃是中國史上一個新的現象。它與中國傳統中專制暴君的統治不同:它的任意性與強制性尤有過之。他不惜使用任何(包括列寧式的,傳統中國法家統馭術的、祕密結社幫會性的與農民暴動性的)政治手段,以動員輿論、組織群眾運動、鏟除異己,以及掀起帶有強烈宗教性的崇拜毛澤東運動,來謀求當下(in the here and now)實現他所想像的共產主義天堂。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使用的政治手段則包括:以「紅衛兵」群眾運動來摧毀他認為背離了他意志與理想的中國共產黨。 這個時候,毛澤東認為整個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中所謂共產主義理想與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落實在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本人的意志與理想上。於是,黨的領袖不止是黨的中心,而且是黨的本質。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或在「文革」期間要毀黨但卻自認具有黨的本質的毛澤東本人,事實上,自認是出現在人間的,新的全知、全能、全管的「上帝」。

毛式烏托邦主義與許多其他樣子的烏托邦主義,毛式烏托邦主義則是強悍的,認定自己是降臨人間的「救世主」,而政治性又極強的烏托邦主義──所以,它充滿了自信,自己以為確知如何當下落實它崇高的理想。

事實上,毛式的烏托邦主義是強烈的現世宗教性與強烈的政治性彼此加強的封閉系統。換句話說,它的現世宗教性愈強──愈想把人間變成共產主義的天堂──便愈自覺須運用政治手段(甚至到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來使它的理想不致落空;而它愈使用政治手段,便愈需要以其現世宗教性的最終目的(建立人間的共產主義天堂)來證明它使用的政治手段是合理的、正當的。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當他在政治上較為失意(如「大躍進」失敗,他退居第二線)的時候,變得更為強烈(這樣使他更自認有充分的理由把權力奪回來)。他的烏托邦主義變得愈強烈,他便愈覺得運用非常手段(如發動「文化大革命」) 把權力奪回來是心安理得的事。

根據上面的論述,我們知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或在「文革」期間要毀黨但卻自認具有黨的本質的毛澤東本人,事實上,自認是出現在人間的,新的全知、全能、全管的「上帝」。對信服、崇拜中國共產黨的或毛澤東的追隨者與群眾來說,它或他也確是如此。另外,由於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本人的性格深受上述毛式烏托邦主義的封閉系統以及中國農民暴動的幫會性與破壞性的影響,所以它或他同時又是一個無知、反知、無能、亂管的「上帝」。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與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種種巨大的災難,並不是難以理解的。

這是歷史的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一大諷刺。眾多愛國家、愛民族的中國知識分子,因受全盤化反傳統主義與其他有關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而信服中式馬列主義的舉措也落空了。

然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共尚未取得政權之前,以及在它取得政權之後七、八年,對其可能產生的破壞性格,幾乎完全沒有警覺。他們反而認為中共領導的革命是一個最能系統地、全盤地解決中國所面臨各種問題的運動。究竟是何以致此呢?除了自從抗日戰爭以來,中共成為民族主義的認同象徵以外;在許多原因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全盤化反傳統運動給中共帶來了極為強大的正當性或合法性資源(resources for legitimacy)。

從五四全盤化反傳統主義的背景出發,中國許多激進分子之所以信服與接受中式馬列主義,主要是因為如此激烈的反傳統主義造成了「意識形態的真空」,他們處在這樣的危機中,在心理上與思辨邏輯上,急迫地尋求──對於未來能夠提供確定的系統性政治導向與能夠對目前的一切問題提供整體性解答的──強勢意識形態。中式馬列主義滿足了他們的這一需要。當他們信服以後, 從他們主觀上來看,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一整套顛撲不破的「真理」。

證諸中共極權統治中國大陸四十多年的歷史紀錄,中式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所自我聲稱的各種解決中國問題的本領,絕大部分都落空了。眾多志士為其犧牲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結果,竟然落到這步田地:這是歷史的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一大諷刺。眾多愛國家、愛民族的中國知識分子,因受全盤化反傳統主義與其他有關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而信服中式馬列主義的舉措也落空了。

換句話說,二十世紀中國全盤化或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是一個與眾不同而影響深遠的中國歷史現象。這一相當特殊的現象,是無法從心理學、政治學或社會學的一般法則或通論性的概念來加以解釋。這是一個史學的問題。

《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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