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雪姬(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編按:時代劇《茶金》播出後,因劇情講述40年代國民政府推行新台幣改革「4萬換1塊」事件時,與史實有所出入,而引發了民間的討論。對台灣歷史認真探討的聲音出現,一方面標誌著台灣史研究學門在多年的建構與推廣下已開始發揮功效,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現今台灣的政治處境之下,台灣史研究的風險亦逐漸顯現。跟隨台灣史學者許雪姬整理的脈絡,我們重溯台灣史研究的民間活力、以及逐步走入學院的歷程,思考在這過程中路何在、險何在。
本文節錄自《思想16:台灣史:焦慮與自信》,2010年10月出版。原文題目為〈台灣史研究三部曲: 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共分為三篇,本文為第二篇,標題為編者擬。 第一篇內容請參考:許雪姬:那些為台灣史研究播種的人(三之一)
六、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下的台灣史
台灣人何時有「獨立」的念頭?和台北帝大同一年(1928)成立的台灣共產黨首揭台灣獨立的大旗,這是當時第三國際將台灣視為台灣民族,扶助被壓迫的民族使然。戰後則是二二八事件後,部分經歷此事件者逃亡海外,首先在曾為台灣人殖民母國的日本成立台獨組織。凡是要獨立建國者,一定會建立其歷史及其要獨立的論述。由於廖文毅於事件後在香港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先是主張台灣應由聯合國託管,之後經投票再決定台灣未來的歸屬,甚至於1956年創立「台灣共和國」,自任大總統。因此政府對企圖由歷史敘述來達到另類認同的台灣史研究,莫不嚴陣以待。
比如對台灣史刊物出版的審核,當然政府對所有的出版品皆進行審查,但對有關共黨和台獨(包括台灣)的尤嚴。有關例子,王世慶在接受筆者等人訪問時即娓娓道來。如前所述,台灣省文獻會的機關刊物《文獻專刊》第一期封面是藍地黃虎的台灣民主國國旗,又刊登了黃玉齋、蔡式榖、張文環三人的文章,在全刊印成後,有人覺得「不妥」向上級反映,創刊號因而喊停,換了封面並刪除這三個人的文章後才准發行。其真正的理由為何?迄今不明白。又如台北文獻會的《台北文物》,第3卷第3期刊載介紹日治時期的新文學和新劇文章,被捲入黃啟瑞、周百鍊的派系之爭,而被有心人拿比如對台灣史刊物出版的審核,當然政府對所有的出版品皆進行審查,但對有關共黨和台獨(包括台灣)的來大作文章,遭到政府列入禁書,當時的主委正在美國,只好火速趕回處理。
前述的《台灣省通志稿》文學篇在送審的過程中被退稿,當時由文學家廖漢臣、徐坤泉、張文環三人現身說法來撰寫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發展,人選上十分恰當,卻不知何故被禁止。由上述三例子,可見是有文字獄的。凡是有壓迫的地方,必有反彈產生的力量,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的學者或研究者乃在海外撰寫台灣史,最出名的是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他是左派人士,書中最重要的論點是「台灣民族論」,且書中大量撰寫台灣戰後的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資料,使初閱者受到震撼!王育德常年研究台灣話(屬於閩南話)並且於1963年出版《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一書,言簡意賅敘述至70年代台灣的歷史。他切除早期中文書籍所載、被視為台灣的史事,將鄭成功也視為軍閥、入侵者。這本書加上GeorgeKerr(葛超智)的FormosaBetrayed成為台獨人士台灣史的Bible。閱讀這兩本書而得到「啟蒙」、終而走上台灣獨立建國之道的人也有。
此外王育德等人還在1960年創立《台灣青年》做為海外台獨運動最重要的刊物,雖以揭發「蔣政權」暴政為主,但仍時有台灣史事的相關篇章。
此外黃昭堂的《台灣民主國の研究》、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都在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學術水準因此可見,他們一面從事獨立運動,另方面也未忘卻台灣史的研究。
上述的台灣史研究都將中國視為台灣史上一個外來的政權,而且在評價上不如日本殖民政權,此點亦最令中華民國政府反感。
將台灣史研究的資料重新出版,成為早期研究台灣史的重要資料,而方便使用的,則首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刊的309種「台灣文獻叢刊」。
七、台灣史料的搜集與整理
由於台灣經過不同的政權統治,直接史料的語文有荷蘭文、西班牙文、中文、滿文、日文,而英、美、法、俄、德也有與台灣相關的史料,這些官方的檔案史料或私人資料的發掘與整理,誠為台灣研究重要的基礎。因此,不僅有些單位開始從事史料的整理工作,也有美國的哈燕社、亞洲學會、猶他家譜協會(GenealogicalSocietyofUtah)協助、對台灣史料進行搜尋和整理。
以公家單位而言,故宮博物院雖庋藏不少有關清代台灣的重要檔案(包括宮中檔、軍機處月包奏摺錄副、上諭檔、月摺檔、外紀檔、廷寄、傳稿傳包等),而為研究者注目,但卻在1995年以後才開始出版以台灣為主題的相關檔案,如《清宮月摺檔台灣史料》(8冊)。至於庋藏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此一對研究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公文書,是在何時開始進行?
先是1947年2月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包括今通稱的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台灣拓植株式會社檔案),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文書科接收,1948年台灣省文獻委員建議該會接收這批檔案,1953年7月這批檔案成為文獻會的鎮館之寶,中間收藏地點換過幾次。之後1960年代得到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經費贊助,開始將檔案目錄做成中、日文卡片,進行二、三年之後,因資助單位中止補助而中斷。雖然其間亦有少數幾位學者利用此批檔案,但一直要到2002年本批資料進行數位化、開放後才廣為各界使用。
將台灣史研究的資料重新出版,成為早期研究台灣史的重要資料,而方便使用的,則首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刊的309種「台灣文獻叢刊」。此一規劃的重要人物為周憲文。1946年他辭去台灣省立法商學院院長兼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後,進入台灣銀行創立的經濟研究室(原名金融研究室),原以研究台灣經濟為主要工作目將台灣史研究的資料重新出版,成為早期研究台灣史的重要資料,而方便使用的,則首推台灣標,但他鑒於研究歷史第一要有史料,第二要有史觀,史觀有賴個人修為,史料則必須公開、方便使用,乃在台銀主管的同意下,從1957年8月起到1972年12月止長達15年的時間,將公藏、私家的資料以32開本、道林紙、加新式標點印行,每本出1,000冊,原想只刊印「清代有關台灣的私人著述為主」,後來並及官書,在年代上不限於清,而向上下延伸,唯有不刊生人著作。在周憲文努力下的這套叢書成為最方便使用的台灣史研究資料,嘉惠許多早期台灣史研究者,在台灣文化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周先生在結束此項工作後,猶賈其餘勇,續編「台灣文獻叢刊外編」,由台灣開明書店印行,這部分較不為人所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除刊印「台灣文獻叢刊」外也刊行「台灣研究叢刊」,刊登當代重要著作及翻譯外文書籍,如蔡啟恒翻譯禮密臣(JamesW.Davison)《台灣之過去與現在》一書。
「台灣文獻叢刊」坊間書局及台灣省文獻會曾予重刊,2003年11月21日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完成了「台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的建置工作,透過網路可無償自由使用這309種資料,是第一套經數位化的台灣史資料。
除了周憲文為刊印台灣史料盡力外,王世慶對古文書和族譜的搜集也值得大筆特書。他曾擔任美國亞洲學會台灣研究小組成員,第一年完成《台灣研究中文書目》,第二年起有鑒於古文書的重要性,乃在台灣經濟改善、大事翻修樓房、拋棄和賤賣古文書之際,向研究小組提出搶救古文書計劃,而在1976年起開始執行,到1983年止,前後8年,共搜集5,600多件,早已超過日治官方搜集的4,000多件。這些成果研究小組分成10輯,每輯12大冊,印製五套,分別由中研院史語所、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等5個單位購藏,藏於史語所的這套也在中研院古文書掃瞄計劃下,建置影像檔。
台灣族譜的搜集,早有美國猶他家譜協會及摩門教會在南太平洋、日本、韓國等地區收集,王世慶乃由台北地區開始試訪,由於族譜一般是給家族的人看,並不願提供外界參考,因此搜集倍感困難。自1974年12月到1978年6月約3年半的時間,共搜集1,218件族譜,附產品還包括功德榜。此外摩門教會也和中國文化大學合作繼續搜集族譜,進行7年後,將這兩次的搜集拍成微卷,分別藏於美、台,台灣有6份微卷,分別藏於中研院民族所、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等處。族譜、古文書相對於公家檔案,搜集更為不易,但對史料研究而言,亦為不可或缺。
台灣經濟不景氣,利息有限,林本源文教基金會仍續辦《台灣風物》,並支持一年辦一次研討會。
八、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對台灣史研究的贊助
做為清代台灣第一大家的林本源,在林柏壽的資助下創立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對台灣史研究做出三大方面的貢獻。一是自《台灣風物》第17卷起予以資助。前曾述及1951年12月《台灣風物》創刊,由於經費、稿源的不足常有二期合刊、油印的現象,在6卷5、6期合刊(1956)到10卷2、3期合刊(1960)是《台灣風物》最艱苦的時期。這一雙月刊到16卷5期(1966年10月)改由板橋林家的林崇智擔任台灣風物社的主任委員,在他的遊說下,1977年在林本源文教基金會的贊助下,此一雜誌才逐漸穩定,到第20卷1期以後由雙月刊改為季刊,此後迄今未曾脫期,在台灣出版界來說可謂奇葩,是僅次於公家刊物《台灣文獻》老牌老字號的雜誌。
《台灣風物》一開始承繼日治末期《民俗台灣》的傳統,而後成為研究台灣風土的重鎮。1970年代以前,國際情勢丕變,本土意識高漲以後,不少年輕一輩學者投入研究台灣史的行列,而該刊也漸漸由鄉土的、漫談式的文章一變而為學術氣氛逐漸濃厚的刊物,尤其自第31卷1期起由台大教授黃富三主編後,《風物》的學術性更強,但也未排斥非學院的文章。到36卷3期黃主編赴美後,改由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張炎憲接辦,迄今已15年,是該刊壽命最長的主編。而在5年前左右,《台灣風物》雖也收納民俗採風的文章,但趨進刊載學術論文的氣氛越來越明顯,已由綜合性的雜誌變成學術性刊物。
基金會支持的第二項工作,是將陳奇祿等人辦的「台灣研究研討會」復會。前曾談及,「台灣研究研討會」在1967年5月共舉行14次以後即告結束。由於陳奇祿與任基金會董事長的林崇智是舊識,而林崇智對台灣研究特別熱心,除接辦《台灣風物》外,也在1977年起資助「台灣研究研討會」,自4月起每兩個月舉辦一次,成為當時吸收台灣史新知最重要的場域。第一次主講者是在台大任教的楊雲萍與方豪,談的是「關於連雅堂先生」。這一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的研討會不僅有學術的交流,也有物質的饗宴,當時都選在許昌街YWCA舉辦。筆者在1983年6月畢業於台大歷史所博士班後,即被當時的主持人黃富三請去發表我的博士論文《清代台灣綠營》,這是我第一次當眾發表論文,也是我學術生涯的開端。這一有意義的活動,為台灣史研究者所締造的溝通平台,終因台灣史研究漸盛,各種研討會不斷召開而於1995年11月5日結束,總共舉行100回。這一研討會的內容都做成紀錄,出版為三大冊的《歷史文化與台灣》,由書中的內容看來,就可了解由1977-1995將近20年台灣研究的脈絡和成果。
除了資助雜誌、研討會的經費外,基金會也資助叢書的出版,在早期陳漢光、毛一波、王詩琅主持編務時,曾出版過十多種叢書,大多已絕版,亦未復知曉這十多種叢書的書名、內容。1988年起,在張炎憲的努力下,又出版了六種,即《歷史文化與台灣》、《台灣史關係文獻書目》等。
除了資助雜誌、研討會的經費外,基金會也資助叢書的出版,在早期陳漢光、毛一波、王詩琅即使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不景氣,利息有限,林本源文教基金會仍續辦《台灣風物》,並支持一年辦一次研討會。近二、三年來和中研院台史所合辦研討會並舉行年會。
除了資助雜誌、研討會的經費外,基金會也資助叢書的出版,在早期陳漢光、毛一波、王詩琅即相對於日治時期板橋林家對台灣民族運動的貢獻較少,戰後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在台灣研究由鮮學過渡到顯學的過程中所做的資助,堪稱台灣各大家族中的唯一。而吳三連史料基金會踵繼其後,也對台灣史研究做出諸多貢獻。
隨著一處處古蹟的審定,一篇篇的台灣史研究論文也就出現。因此史蹟源流研究會、文建會在台灣史研究上有其貢獻。
九、由史蹟研究台灣史: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文建會
由名勝史蹟的調查由名勝史蹟的調查進入歷史的研究似乎是由民俗、鄉土的走入專業的、歷史研究的必經之道。早在省文獻會主委黃純青的時代,即展開史蹟調查的工作,1953年勘定全省史蹟及台灣八景,這其中與林衡道於1952年任省文獻會委員關係很大。此後30多年來他一直帶隊從事訪查全台名勝古蹟和民俗的工作,此外他也想以近代社會科學理論為基礎來蒐集、整理文獻。
「台灣史講習會」(後改為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1970年在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的授意下,由台灣省文獻會主委張炳楠等三人成立。該會的主旨是在告訴參加的學員(分為學生、教師兩組),台灣和大陸在遠古時代是連接在一起的,以此來加強台灣和中國密不可分的關係,具有打擊「台獨」思想的用意。林衡道於1977年任主委後,更投入極大的熱忱來辦,此一研究會包括學者演講、史蹟勘考,將研讀蔣介石的訓詞列入課程,又勸學員要讀蔣經國的《風雨中的寧靜》,還舉辦研讀心得比賽。
此會對當時就讀大學、研究所的學生吸引力很大,因為當時學院中除台大等幾個學校外,沒有台灣史課程,而參與這些課程的學員包吃、住,又有贈書、史蹟勘考,成為救國團辦的活動中相當熱門的一個。我在1977年碩三時也經由抽籤才得參加,可見一斑。雖然此研究會以加強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為主軸,但因講題有歷史、地質種種有趣的台灣主題,也引起不少學員經由史蹟的勘考而走入台灣史研究的堂奧。
在這樣的氛圍下,1976年台北市、台灣省、高雄市三個文獻會及相關單位(1976年成立時高雄尚未加入,一直到1984年才開始輪辦),聯合成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每年輪流由台灣、台北、高雄文獻會來主辦。成立中心後還有三項重要的工作。一是發行《史聯雜誌》,接受各界尤其是曾參加過研究會的成員投稿,這工作都由中心的研究組來負責。二是創立史蹟源流研究會的年會(大約召開三天),年會中有兩個重頭戲:1.舉辦徵文比賽,由學員來投稿,經評審後由一、二、三名和佳作若干名做論文發表與心得報告;2.是由學員結業後所組成,以各縣市為中心的「史蹟小組」成員,發表他們在當地的史蹟勘考。三是由研究組籌畫召開研討會。
筆者曾在高雄市文獻會接辦史蹟研究中心業務時,被邀任研究組組長,除主編《史聯雜誌》外,還曾在1986、1987召開「台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1986年時有關台灣史的研討會不多,邀請主講的學者與鄉土史家共18人,猶記開會當天早上有地震,而中研院的人二還要我交出此次參加會議所有人的名單,當時雖已是解嚴前夕,但政府對台灣史研究仍有疑慮。1987年則和中國民族學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工作室合辦,有16人發表論文,其中不乏新穎的題目,如鄉土史家黃榮洛的《初探『殺河南兵』事件》。
台灣史蹟研究中心也出版一些史料如《吳子光全集》、《柏莊詩草》、《詩畸》(擊鉢吟)、《台灣史叢談》,後者是救國團(也可說是國民黨)的台灣史範本,強調台灣、中國大陸地質、文化、血緣都密不可分;而台灣早在《尚書》中已載入,強調台人抗清、抗日,較少及於社會經濟、教育人文面。但此書經由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的傳布,其普及度絕對超過任何一本《台灣通史》或《台灣史》。
另一由史蹟指定而間接造成台灣家族史、人物史、建築史的迅速發展,則為1982年成立的文建會,1983年政府頒定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台灣的古蹟列為第一、第二、第三級(目前只有國立、縣市立古蹟及歷史建築),由於要指定為古蹟前必要先臚列其足以成為何級古蹟的原因,因此歷史、建築兩方面都必須有初步的研究,俟經審定為古蹟後,必須做調查報告,就更需進一步研究該古蹟在歷史、建築上的重要性。其中若有私人民宅的指定,則家族史必須出爐、家族中的人物及其經歷也須考訂,建築的流派、匠師、建材、工法亦在報告範圍中。隨著一處處古蹟的審定,一篇篇的台灣史研究論文也就出現。因此史蹟源流研究會、文建會在台灣史研究上有其貢獻。不過,使台灣史進入學問殿堂,甚至使她成為一個獨立學門的真正主力,則仍有賴學院對台灣史人材的培養。
1987年台灣解嚴,其後10年間,對台灣史已較為重視,各大學逐漸開台灣史的課,不過有沒有開課(或開必修課)並未對碩、博士論文的產量產生絕對的影響。
十、學院中的「台灣史課程」
1995年9月,教育部顧問室有鑑於「台灣史」的課程有日益受重視之狀,乃委由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進行大學歷史系所「台灣史課程規畫」,先調查了全台灣所有歷史系、所最近3-5年有關「台灣史」課程、師資、教學方法、教材、指定書目及學生選修情形等,希望能掌握台灣史課程開設現況、設計台灣史參考教學、研訂實施方案。經吳文星、張勝彥、鄭梓三人的研究下,顯示自1992至1996年間全台各歷史系、所開的課程,計有導論、概論,如台灣史、台灣通史、台灣發展史;有斷代史,如清代台灣史,台灣近、現代史,戰後台灣史;有專史,如台灣經濟史、台灣海洋史、清代台灣農墾史、台灣民間宗教史、台灣佛教史、明清台閩佛教史、台灣社會與文化、台灣的文學與社會思潮、殖民地與戰爭、中日關係史以及台灣民族史。雖然課程開得五花八門,但「台灣史」課程尚不普及,有些系所還將台灣史和其他歷史課程對開。此外,台灣史尚未進入必修科目,而是二、三、四年級選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淡江大學歷史系自80學年開6學分的「台灣通史」,屬大三必修;師大歷史系亦自84學年度開6學分的「台灣通史」供大二必修,算是特例。
上述課程中有所謂「中日關係史」,而實際是在上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有藉此科目開台灣史課程的意味。又中央大學歷史系自1993年成立歷史研究所後,即以培養台灣史研究之人才為重點,在3年內即已開了13門台灣史專題課程,是歷史研究所中台灣史課程最多的所;至於中部逢甲大學並沒有歷史系,只有歷史教學組,雖規定在「本國歷史」、「中國現代史」課程中,台灣史要占一定的比例,但有關台灣歷史的課程仍需以如下的課程作為掩護,如「台灣歷史與中國文化」、「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化」、「台灣民俗與中國文化」、「台灣古蹟與中國文化」。
1987年台灣解嚴,其後10年間,對台灣史已較為重視,各大學逐漸開台灣史的課,不過有沒有開課(或開必修課)並未對碩、博士論文的產量產生絕對的影響。20多年來對台灣史學位論文進行分析研究的有李筱峰、施志汶、彭明輝、吳文星、張勝彥等人。據施志汶統計自1993-2002年間,歷史研究所以台灣史研究為主題的碩士論文總計340篇,較之1983-1992年的68篇,增加達5倍之多,相較戰後至1992年的95篇,亦有3.58倍。
若根據彭明輝的研究,由1960年以前零產出,至1961-1970年占3.2%,1971-1980年提升至6.9%,1981-1990年增至10.9%,突破一成,自1991-2000年間則快速成長,較前期增加1倍多,占23.2%,2001年大幅提升至41.7%,已突破4成。在1982-2002年間,論文的議題集中到政治、經濟問題,社會史也慢慢崛起,研究的年代在1982年以前約六成研究清代,日治只有一成八;但到1992年日治時期已約占三成七,清代以三成四落居第二,戰後的研究因與時代貼近也躍升至二成七左右;到1993-2002年間,戰後以三成七居首位,日治二成八居次,清代二成一居末,清代的研究逐漸走下坡,而攸關台灣近百年來的研究已高達六成四。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由早期的重社會經濟而漸向重視社會文化史傾斜,如由史研所的社會文化類論文加以統計,則其百分比在2004年占53.7%,2005年36.7%,2006年34%,2007年39%,以年平均四成居首位。至於跨領域、非史學出身學位論文的產生,也值得觀察。如果以2004-2007年(史學、非史學)學位論文來統計,2004年史研所尚維持七成四左右的論文數,但2005年降為三成二,2006年降為二成四,到2007年降至一成九,台灣史本身培養的人數遠不及社會科學、文學所培養的人數,是此一現象產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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