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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偉:今晚我想來點民族學——從蔡元培到費孝通,民族學脈絡爬梳(二之一)

* 本文轉自官大偉「今晚我想來點民族學」系列,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擬。

當時作為社會科學的民族學,和置於人文、歷史語言學科下的人類學,有所不同,也反映了民國時期民族學的定位。

民族學的前世今生

1926年,蔡元培以其遊學於德國的經驗(1908年至1911年在萊比錫大學;1924年至1926年在漢堡大學),發表了〈說民族學〉一文,首次提出了中文的「民族學」一詞。近年有中國學者考證「民族」一詞,在中國典籍中,比日本十九世紀因翻譯西方著作而產生的日文漢字「民族」要更早出現(郝時遠2004),但就作為現代科學意義下的「民族學」,則實是在二十世紀初才現身於中國。

正當蔡元培遊學於德國的1920年代,人類學(英文anthropology;法文Anthropologie ;德文Anthropologie)、民族學(英文ethnology;法文 ethnologie;德文ethnologie 或 völkerkunde),在歐美的各個國家都已經逐漸形成制度化的學會組織、博物館、學位課程,並各自發展出其特色。舉例來說,當時,Malinowski在倫敦政經學院擔任教席,Boas在美國的第一代學生已經嶄露頭角,而法國的Mauss也在《社會學年鑑》上發表了〈禮物〉一文。

德國的人類學一詞原指人類體質方面的研究,而民族學則有源自十九世紀初之浪漫主義、語言民族主義傳統。該傳統的背景為對席捲歐洲之拿破崙法蘭西第一帝國的反抗。語言哲學家威廉・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主張一個語言就是一個世界觀,強調以語言作為界定民族的標準,因此也催生了格林兄弟收集民間故事、編寫德語字典等民俗學(Volkskunde)工作。德國民族學的起源,具有證成德意志是一個獨特之民族的目的。

德國民族學(völkerkunde)的制度化,隨著德意志帝國的形成以及殖民地的建立同步發展(Gingerich 2005:84),從證成自我國族,轉向對他者的研究,但蔡元培曾經在1918年任北大校長期間,廣泛徵集全國近世歌謠,並在1926撰寫〈中國古代之交通〉、1930年為文討論〈中華民族與中庸之道〉,相信對他來說,民族學之於初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同樣有證成自我的意義。

中華民國於1927年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擔任首任院長。1928年,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下設法制、民族、經濟、社會四組(前兩組設於南京,後兩組設於上海);另外,同年設立於廣州的歷史語言所,則下有人類學組與考古學組。當時作為社會科學的民族學,和置於人文、歷史語言學科下的人類學,有所不同,也反映了民國時期民族學的定位。

在美國,儘管Boas所開拓的文化人類學,和英國的社會人類學、法國的結構人類學一樣,都是以研究他者起家,但是美國於1879年成立民族學局(Bureau of Ethnology),以調查美洲原住民族,便利統治為目的,因此民族學一詞之於美國學界,有著更強烈的殖民色彩。相對之下,Boas的文化相對論、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都讓文化人類學顯現出更多的自我反省,也更為人接受。Boas的人類學分類方式,將人類學分為四大分支(體質、考古、語言與文化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是其中之一。受英語學術訓練的中國學者,也開始接受民族學就等於是文化人類學(林惠祥2010:21)。隨著英語學術圈的擴散與在全球主導地位的提升,包含在台灣,這樣的定位便逐漸成了許多人對民族學的印象。但回首受到德國早期民族學啟發的民國時期民族學,其實有著很不一樣的脈絡和意涵。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十年文革期間,民族學這個學科被完全取消,而費孝通被下放湖北沙洋勞改。

中國民族學的脈絡

蔡元培在1926年發表〈說民族學〉,而當時,另一位對日後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學者——吳文藻,則還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系念博士班。他在哥大期間旁聽了Boas的課程,也因此受到啟發。吳文藻1929年回中國後,在燕京大學任教,他主張將西方社會學中國化,一方面開啟了對中國社會的實證調查,一方面也邀請外國學者到燕京大學講學(例如1932年的美國芝加哥學派社會學者Park、1935年的英國結構功能學派人類學者Radcliffe-Brown),這個時期的燕京大學,也是費孝通留學英國前,思想啟迪的搖籃。吳文藻是社會學者,但引進人類學者講學,而費孝通赴英國之後師從人類學大師Malinowski,卻用人類學方法探討中國漢人農村社會,可見民國時期的學科關係,和當時歐美「社會學研究主流的現代化社會」/「人類學研究他者的初民社會」的區分,很不一樣。

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間,中國的民族學粗略可分作: 1) 北大、燕大為主(俗稱北派),強調社區研究、漢人農村研究,受功能學派影響,旨在運用西方科學方法,探究當時中國社會現況;2)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為主(俗稱南派),著重歷史考據、文獻資料分析,旨在梳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關係;3) 以中央研究院為主,屬國民政府的重心,學術地位顯得較高,涉略也較為廣泛。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中華民國政府遷都重慶,許多學術活動也西遷,「邊政」學也在這個時期誕生(王建民1998)。原因之一,是學術重心西遷後,進一步增加了和西部人群社會接觸的機會;原因之二,則是正因為戰爭,而強化了從「邊政」去勾勒整體國家藍圖的想像和期待。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受到列寧民族自決理論、史達林民族定義的影響,中國開始進行有系統的民族調查與民族認定,這之後的中國民族學,發展出一套由上而下界定官方民族的方式,是為國家之學。像是費孝通這樣受到西方人類學訓練、對新中國懷抱熱情的學者,大量的參與到民族調查、認定的工作,但在文革時期受到整肅、勞改。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慢慢重新摸索和國家合作的方式。

中國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中,費孝通應是最廣為人知的一位。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因為是以中國研究者身分,將人類學應用在中國自身社會的研究,被Malinowski譽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馬陵諾夫斯基2001:13)。他的一生,貫穿了中國抗戰前後、中共建政到文革結束、改革開放等幾個階段,也反映出中國民族學的演變。

費孝通18歲考入東吳大學醫學預科,之後因改革社會的理想,棄醫從文,轉學入燕京大學師從吳文藻。28歲(1938年)在英國學成,時值中日戰爭期間(1937-1945),費孝通輾轉從西貢入雲南,回到中國,在吳文藻主持的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雖然1940年因為空襲而被被迫將研究室遷到昆明鄉下的一個文昌樓(魁星閣),費孝通和同事們仍致力於實地調查、教學研究,也累積了他的《鄉土中國》(1947年以分篇短文在刊物上連載,1984年集結再版成冊)此一重要的階段性成果(王銘銘、楊清媚2010:1),這個戰火之下學術輝煌的時期,亦被稱為魁閣時代。

中共建政初期,費孝通和一批對新中國懷抱熱情的學者,積極投入社會建設的工程。1951年,中共和西藏簽屬《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林耀華等學者組成科學工作隊進藏做調查;這一年,41歲的費孝通擔任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代理團長,兼任廣西分團團長。至1954年為止,中國完成了38個少數民族的認定工作。

1957年,文革前夕,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批評當時中國學術環境。同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反對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反右派」運動開始,費孝通等人被從社會歷史調查田野中召回,到所在單位接受批判,擔任的行政職務被立即撤銷,學界並出現捍衛馬列主義民族學、揭發資產階級民族學的論戰。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制定了新的「躍進」規劃,而廣西調查組則呼應提出「苦戰20天,每人每天平均蒐集材料4500字,爭先放衛星上天」的口號(民族研究編輯部1958)。這種以政治思想凌駕於學術的調查,就像全民大煉鋼一樣令人質疑。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十年文革期間,民族學這個學科被完全取消,而費孝通被下放湖北沙洋勞改。

1970年代末,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費孝通獲得平反。他在1980年出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85年出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在香港大學的研討會中,發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之格局〉一文。文中主張中華民族有多元起源,經過多次的交融與匯集,由於凝聚核心的漢族出現,在內部資源互通有無的整體生存空間中,形成了多元的統一。此文讀來,和19世紀後期,頗具德國地理學家Ratzel的生存空間理論色彩,而Ratzel的理論正是後來被納粹德國引為入侵波蘭的理由。費孝通晚年在中國備受尊崇,擔任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務。

從青年、中年、老年,費孝通從一個關懷鄉土的熱血學者,到貢獻自己的專長投入中國民族認定的社會工程之中,到文革天翻地覆劇變下的勞改者,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經濟成長、政治上以民族主義作為內部動員的三十年中,重建了民族學的學科、機構。他的觀照,也從以功能論人類學探討「鄉村」,到民族認定中的「民族」,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之格局〉背後所要支持的「國家」。2005年,費孝通逝世於北京,也代表了中國民族學一個世代的結束。

參考文獻

Gingrich, Andre (2005). From the Nationalist Birth of Volkskund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c Diffusionism: Branching Off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In F. Barth (Ed.),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pp.76-93).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林惠祥(2010)【1966初版】。文化人類學。台北:Airiti Press
郝時遠 (2004)。中文“民族”一詞源流考辨。民族研究6: 60 – 69
王建民,1998,《中國民族學史》上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王銘銘、楊清媚,2010,〈費孝通與鄉土中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 30(4)1-6
民族研究編輯部,1958,〈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在京成立〉《民族研究》(3)
馬陵諾夫斯基,2001,〈序〉於《江村經濟》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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