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革命就是報復，文革的幽靈正不斷重現（二之二）

「五湖四海戰鬥隊」

在皖南宣城、郎溪、廣德的丘陵和山區一帶，有多個勞改和勞教農場，那些多半是1950年代末尾建起來的，主要是收容和關押從沿海地區及本省各地押送來的犯過小罪、判了輕刑的所謂「壞分子」。犯過大罪、判了重刑的，就不會關在我們那兒，而是送到青海、甘肅、新疆去了。

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開始衝擊到了「公(安)、檢(察院)、法(院)系統」，勞改和勞教農場都是它們管轄的，也隨之亂了套。管教幹部多半成了被批鬥對象，被管教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就趁機逃離囚羈之地，跑到自由社會上來。他們中的一部分膽大之徒甚至成立了造反組織，通常起名叫「五湖四海戰鬥隊」——這隊名乃是對毛主席著作活學活用的產物，毛的小冊子《為人民服務》裡有段名言：「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逃離囚籠的勞改和勞教分子自稱為「五湖四海」，是雙重意義上的誠實：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是從各地被抓被押運來的；他們從今以後流竄五湖四海，哪兒能混日子，就到哪兒去。他們把毛澤東的遊擊戰術學得也挺地道：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讓你逮他不著。想來這也自然，千百年來的綠林強人，包括水滸梁山好漢和毛澤東當年率領的遊擊隊，都是靠這方法謀生存的。

五湖四海戰鬥隊中的一部分，原本就是因為小偷小摸、拐騙欺詐、調戲婦女、破壞公共財物而被抓被關的；在關押期間，少不了承受管教幹警的打罵，於是把歷年所有積壓的憤恨，都及時地在五湖四海戰鬥隊的大旗下發洩出來，報復正常的人們。他們當然不敢去攻擊有武裝有組織的軍隊和造反派團體，也不敢到城市來搗亂，就專撿偏遠的鄉村去騷擾農民，搶劫財物、屠殺牛豬、調戲民女、乃至縱火焚燒老百姓的房子，都幹得出來。被多次騷擾的偏僻鄉村，有些就沿用中國歷史上兵荒馬亂年頭的辦法，自組民團保衛家園。每個村莊都設立了暸望哨，一發現有五湖四海戰鬥隊流竄而來，就吹號鳴鑼，周邊鄰近村莊的民團便趕來接應。雙方的武器，多半也就是長矛大刀、鳥槍土炮。偶爾有被民團活捉的五湖四海戰鬥隊隊員，他們就捆綁來送到城裡的駐軍部隊。在三縣兩省互不管的地帶，民團活捉到五湖四海戰鬥隊的，往往就動用私刑來報復他們。我們聽到的最駭人的一件，是宣城和鄰縣交界處的山區裡，民團把在當地屠殺耕牛、洗劫孤立小村子的五湖四海隊員抓獲，就將他們「栽」進麥地裡，只露出肩膀以上在地面，然後把耕牛套上犁，鞭抽牛耕耘而過，幾個來回，露出地面上的幾顆腦袋就被犁得乾乾淨淨。用這個辦法報復五湖四海戰鬥隊，是為日後萬一上面有官追究責任，好脫干係，村民中無人可被明確認定為「動手殺了人」。

196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下午，我們正在本派武鬥大本營區域的一個小院落裡休息——白天休息，是為著準備夜間打仗——突然院門外哨兵通報有貧下中農代表來求見。進來的五、六個農民訴苦，說他們那一帶久經五湖四海戰鬥隊的侵擾，好不容易把民兵組織起來跟他們打了一仗，俘虜了一個人，綁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部隊卻拒收。拒收的理由也說得過去：部隊沒有監獄，把俘虜關在哪裡？部隊一接到命令就得開發，帶著個五湖四海分子，又怎麼辦？貧下中農代表說：這年頭他們最相信的人就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和指揮的解放軍，和毛主席的紅小將。既然解放軍不接收，只好請紅衛兵小將們處理俘虜了，你們最懂毛主席的路線政策！

貧下中農代表把捆成一團的俘虜往地下一丟，就告辭走了。當時在院子裡負責那一支武衛小隊的，是白大舌頭。他出身農家，忠厚耿直，嫉惡如仇，聽說俘虜是一個為害鄉下農民的小土匪，就喝令立刻升堂審訊。審訊犯人得要有法律上的依據，紅衛兵小將們雖然狂妄透頂，也多少曉得這個道理。白大舌頭的武衛小隊商量了一下，拿不出個主意，也讓我們文攻小隊的成員過去參與討論。討論的結果是：「最高指示」就是法，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裡哪幾條能對得上號，馬上就運用起來。紅司令沒讓他的紅小將們失望：《毛主席語錄》小紅書裡能在這場合用上的，有好多條，比如，「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機搗亂。……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法庭」——這是紅小將對他們臨時組成的審判機構的命名——由白大舌頭擔任審判長，他挑選了他信得過的幾個人作助手，基本上全是武衛隊的隊員。俘虜像一個大濕泥團，歪歪斜斜的半躺在地上。審判開始的時候，我不得不趕到本派總部所在地縣麵粉廠大樓去，負責明天清早就要印出來的《戰報》上「血淋淋的戰鬥檄文」——那是我的本職，每天夜裡都要紅著眼睛幹到兩、三點鐘的革命事業。第二天中午吃過飯回到那間小院子去睡大覺的時候，一進門就發現與平時不大一樣，氣氛壓抑，遇到的人都不怎麼說話。一問，嚇我一跳：出人命了！

昨天傍晚的審訊進行了兩個來小時，俘虜供認了很多：他原來是勞改農場刑期未滿的「壞分子」；在五湖四海戰鬥隊裡擔任小囉嘍；曾經參與過多起搶劫農民財物牲口的行動；那一次放火燒村民房屋是不得已，因為人少打不過貧下中農自組的防衛大隊，情急之下爬到一家茅草屋頂上，掏出火柴吆喝威脅：「你們再不退到遠遠的我看不見的地方，我就點火燒屋了！一盒火柴二分錢，燒你幾十間！」農民自衛隊沒後撤——他們哪個敢撤？所有的動產不動產全都在村子裡哪！

俘虜說，他見不動點真的嚇不走農民，就劃著了一根火柴，朝茅草屋頂湊去，邊湊邊吆喝：「我真要燒啦！」誰知夏末秋初的天氣，茅草屋頂讓烈日烤得脆乾，那根火柴還沒有碰上屋頂，就「騰」地燃燒起來。俘虜說，他嚇得一滾身摔下屋頂，躺倒在地爬不起來，被生擒活捉；十幾間茅草屋立時就燒塌了。俘虜的供詞劃了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法庭」再一次請示了「最高指示」，毛主席《對鎮反工作的批示(1950年12月19日至1951年1月17日)》早就教導說：「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掉的反動分子」。縱火燒掉那麼多貧下中農房屋的監獄逃犯，當然屬於「一切應殺掉的反動分子」之列。於是自封的「法庭」審判長審判員們一致投票，判處被俘的五湖四海隊員死刑。

死刑宣判了，可是執行卻成了問題：紅衛兵小將們敢於判決——那是抽象的殺人，卻不太敢去執行——那是具體的殺人。日後上面追查起來誰出頭露面去負這個責任呢？這個關鍵時刻，我們紅衛兵武衛隊的總頭目「大肚子」回來了，問清了前後緣由，把白大舌頭一夥人痛罵了一頓：「你們這幫蠢貨，為什麼攬這種事？解放軍都不接收，你們充什麼大頭？你們以為農二哥(那年頭叫工人老大哥，農民老二哥)自衛隊都是老土？他們就是不願把這種殺人的麻煩事做到底，才把這個爛西瓜捧到你們手裡的！」 白大舌頭他們被罵開了竅，發現這個爛西瓜真正是不好收拾了：你不能把他給放了，放出去他再搶劫縱火甚至加倍報復村民怎麼辦？你也不能把他給斃了，你畢竟不是國家正式的法庭和行刑隊，槍斃犯人跟武鬥中互相開槍亂打是不一樣的。你把他往哪兒送呢？「公檢法」機關已經被打倒了，那裡早就沒人上班了。想不出個好辦法，他們只好把俘虜捆綁在院子中間的那棵大樹上，怕他半夜裡跑掉，手腳都給粗繩子打了死結。

開始的時候，俘虜還哼哼唧唧的，叫「痛啊，痛啊」。紅小將們喂了他幾口水，又灌了他一點稀飯，就把他擱在那兒了。第二天早上七、八點鐘紅小將們醒來，發現那俘虜不吭不唧的、軟軟的靠在樹上，很慶幸他半夜裡沒有逃掉。過了一陣子見他還是沒動靜，也不要水要飯，就納悶的過去察看。湊近一看，人已經沒氣了。

「死人啦！他死啦！」所有的人都被這叫喊驚動到院子裡，望著那具死屍，束手無策。請示過本派大本營之後，紅小將們還是去把當地駐軍的代表纏過來，把前前後後的緣由說了一遍，做了筆錄，然後把那具死屍埋葬了。部隊來的一位軍醫(他臨時充當了法醫)說，那五湖四海隊員早就讓農民自衛隊給打得半死了才送過來的，而且好像是包在厚麻袋或者破棉被裡狠打的，所以不怎麼露外傷。農二哥們很精明，把這個麻煩輕易地拋給了革命小將。

一年多一點以後，武鬥息止了的宣城，置於全面的軍事管制之下，白大舌頭被軍事管制委員會下令逮捕，罪名是非法設立法庭、打死一名遊民。白大舌頭被關押了將近一年，其間他的可憐的父母家人為他四處奔波，找證人寫證詞，證明那名遊民其實是非法逃離勞改農場的犯人，證明他逃出來後還累累為害鄉民，證明那逃犯其實不是白大舌頭動手打死的，證明當時解放軍的兩名幹部還到場察看了五湖四海隊員事件的處理。近一年之後，大約是在1970年的年尾，白大舌頭被釋放。是無罪釋放？不是。是帶罪釋放？也不是。在既非「有罪」也非「無罪」的含含糊糊的背景下，白大舌頭日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賣力氣的活，養家糊口。

在白大舌頭被捕、坐牢的關頭，足智多謀、同時也是主要見證人之一的大肚子也幫不上忙，因為大肚子自己也落了難。他三次被莫名其妙地抓捕，三次被莫名其妙地釋放(邪門的是，他每次被捕，我都在場)。在看守所裡，他經受了各式各樣無產階級專政的折磨，包括大熱天正午烈日下，頭頂一盤水跪在水泥地上「反省」，水盤翻倒了就再加一個鐘點；把他的一隻手同另一個犯人的手鎖在一起，讓他們吃、睡、拉、撒都難伺候自己；24小時對他的「號子」(即小間牢房)播放高音喇叭，或者24小時在他的號子裡亮著五百瓦的大燈泡，讓他發發神經病。

大肚子反反覆覆被抓被放，也是宣城的專政部門趁心跟他玩「貓捉老鼠」的把戲：明明搜集不到他該坐大牢的證據——他雖然是我們紅衛兵的武衛隊大頭目，不過並沒有親手打死、打殘過人，也就是沒有血債、沒有債主——但卻恨透了他，要讓他嘗嘗「沒有終結的恐怖比恐怖的終結更恐怖」的滋味。此乃是因為「公檢法」系統在1966年夏至1967年冬期間，是屬於對方保皇派陣營的，經常被我們這一派衝擊，幾個主要的幹部也被我們戴高帽、掛牌子、遊街和批鬥過。用他們日後私下裡的話說，「我們專政系統的人，從來沒有給人當猴子玩過，你玩我，能讓你白玩？等到老子收拾你的那天，就要你大開眼界了。」

說白了，還是報復：被毛澤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號召鼓動了的造反派造過反的「專政機器」，同樣憑著毛澤東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的號召，報復那些造了他們的反的造反派頭頭。1969年下半年宣城處於軍事管制之下，老「公檢法」系統的幹部就專司臨時看守所——一處位於宣城北門長街中段的大院落，四周高高的、憂鬱的灰磚牆，那裡成了我們眾多紅衛兵頭頭和骨幹分子的「學習班高級階段」。「學習班」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簡稱，是毛式政治智慧的精妙體現——不循任何法律程序把人抓起來、關起來，進行期限不確定的心理的、肉體的多維度懲罰，而又不冠以「監獄」的惡名。

「學習班初級階段」的所在地，便是我們宣城中學第二教學大樓的樓下大教室，可以容納二三十張上下鋪雙人床，我們這一派紅衛兵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四十多人，都住、吃、「學習」 在裡面。「學習」的內容就是每日每時沒完沒了的檢查交待：在過去的兩年武鬥期間，有沒有打砸搶抄抓、衝擊軍事禁地、搶奪槍枝彈藥、劫取國家機密、組織大規模武鬥、殺人放火放毒？其實所有的人都知道，所有這些都是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們——特別是林彪和江青——前兩年號召我們幹的，現在又反過來對我們秋後算帳。

每天清早我們就得起床、點名、排隊、上操，然後就是一整上午、一整下午外加夜晚幾個小時的「學習」。每隔兩三天，通常是上午十點來鐘或者下午三點來鐘、正值我們學習班成員精力充沛之際，就會有軍事管制小組和看守所的軍警人員來到我們學習班門口，學習班的班長——實為監管我們的人——一聲緊急集合口令，學習班成員們必須放下手頭的所有東西，跑步出教室來到樓前的小操場上排列成隊。這時刻從看守所來的原「公檢法」幹部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大聲地、緩慢地念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的最高指示，經過縣無產階級專政部門的查證，報縣軍事管制領導小組的批准，特此宣布對壞頭頭(或打砸搶抄抓骨幹分子)某某某實行隔離審查。」此時立刻就會有如狼似虎的三、四個「公檢法」人員搶進我們的行列，抓住被點名的那個人的頭髮，反扣他的雙手在背後，推搡出行列。扭轉他的身子，面朝向我們，來的警員拎起手中的紅白相間的一公尺多長的大棒，一個橫掃將他擊跪在地，帶上手銬。與此同時學習班班長帶頭呼喊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震天的口號聲中，人被跌跌撞撞的帶走。

所有這套程序，對我們紅衛兵小將實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黑色幽默的極致高度。在過去的兩年多裡，我們每天每日就是用這樣的程序對走資派們(包括那些「公檢法」系統的頭頭腦腦)作革命專政的——當時稱之為「颳十二級紅色颱風」，或「紅色恐怖」；現在對我們這幫紅色恐怖的先鋒部隊實施同樣顏色的恐怖，一點不改，一絲不苟，真是妙極了！我們學習班開辦之初，有四十餘人；就這麼每隔兩、三天被提走一人，誰也不知道人被提走的詳細緣由，誰也不知道提走以後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誰將是下一個被提走的——沒有終結的恐怖，遠勝過恐怖的終結，法國大革命陰影下的雨果之言，不虛矣！

一個半月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到末尾，我們「學員」裡面少了十幾個人，剩下的每個人少了十幾斤肉。我們那一幫人對中國政治、對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對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之悟察洞悉，在「學習班」期間有了突飛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