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隨著歷史不斷演變，對種族主義的各路反思提倡至今，我們在種族問題的探討是否已經進入下一個階段？《種族、偏見與歧視》一書由五位學者執筆，從三個面向切入，涵蓋了古文明對周圍異族之心態、誤解、偏見與歧視，也講述到當今日常裡的種族主義例證，更將視角擴展到疫情時代下種種隔離與封鎖措施之中的種族主義展現。其中，高德維藉由「後種族主義性」（Postraciality）反思——如何看待「後-」的概念？後種族主義時代下，又有哪些種族主義的幽靈仍在漂浮？
* 本文摘選自 蒲慕州、艾斐然、高德維、陳秀熙、石富元著，熊秉真、陳秀熙編，黃咨玄譯：《種族、偏見與歧視》（聯經，2021）—— 跨越篇〈現在已經是後種族主義時代了嗎？〉。標題為編者所擬。
後種族主義作為社會的一種精神狀態是種族主義式的，社會性之所以無可名狀是因為無可名狀的精神，它就如同影子一般的存在。
我在本書中自始至終一直強調，所謂的後種族主義性（Postraciality）所代表的意涵不是種族主義的終結。它在表面上雖然消除了種族的概念，然而背後隱藏的是表述當代種族主義的驅動模式。在正式取消種族分類、國家律法排除帶有種族歧視的定義之後，種族歧視似乎消失了。然而他們卻以種族消失、否認和拒絕的名義重新表達自己。種族主義在所謂種族概念已消亡的假相之下快速成長。
因此，後種族主義思維代表的是當下全球化時代的種族重新表述。全球化擴大了人口流動和移民，同時也加劇了人口的異質性和文化交集。網路文化進一步縮小了空間界限， 大大拉近了地理和文化距離。但它同時也放大了區別，將虛擬和象徵的距離固相化。它消弭了文化和政治分歧，鬆綁了約束和限制，還允許了大量的種族異化。
種族政治在任何地方都以大小不同的方式相互影響、相互支撐著全球其他地方的種族政策。在任何競爭中，種族政策通常在視野範圍和互動性上都是全球性的，即使它們在設計和效果上固執地強調地方性。
把札迪．史密斯（Zadie Smith, 2014）的話語放在不同背景脈絡下來說，後種族主義思維就是「一個圍繞著你自身欲望而形成的現實」。她繼續說，在這按照自己的設計來捏造世界的野心中，有種敵視社會的性質。對於那些被認為不屬於同一種族、不適合、不受歡迎和無法融入的人們來說， 這種反社會病態促使世界排除或限制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參 與，甚至還包括他們的存在。理查．科恩（Richard Cohen, 2014: 173）堅持地認為，以色列人「憑藉著他們的先進文化」有權驅逐所有巴勒斯坦人，這是一種最近不斷加溫升級的社會病態的極端特例。科恩（2014: 174）繼續說道，敵人的「不得不離開」不是基於「種族主義或殖民主義，而是基於常識而來的安全問題」。他堅持認為，以色列「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進行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理由完全正當，有憑有據（Weiss, 2014）。科恩對以色列建立於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之上的否認正與他所使用的語言相互矛盾：先進的文化、常識、歷史必要性，甚至種族清洗。
這揭示了迄今為止我的敘述中種族主義所隱含的兩個關鍵特徵。首先，現代國家立足於消除種族歧視。第二，種族主義以過去之名將社會限制於當下。它消除了與未來同棲的可能性。
種族主義概念下的眾「後-」（Raciality’s“posts”）
應當很明顯的是，在某些關鍵方面，後種族主義思維（the postracial）之於種族主義思維（the racial），正如後殖民主義（the postcolonial）之於殖民主義（the colonial）的意義一樣。這並不是種族決定論（racial determination）的終結，正如後殖民主義概念（postcoloniality）並沒有標誌著殖民主義的終結。更確切地說，這是另一種種族主義的存在方式。安妮．麥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 1992）指出， 從殖民主義性（coloniality）到後殖民主義性的轉變，指出了一種從權力關係（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到時間的線性關係（linearity）（由前到後、從較差到更好的進程）的轉變。 這反過來又涵蓋了——並讓人們關注於——那些還在受益並受苦於後殖民條件的人（「前殖民者」及其造成的「受害者」）。
一個類似的邏輯也標誌著後種族主義的狀況（postracial condition）。種族主義在種族滅絕的那一刻重演——只是現在沒有被標記，所以更少人能看到和辨認出來。因此，正如後殖民時代的「後-」所指的不是殖民地的終結，而是殖民地的來世，這種「姿態」在後種族主義思維中也是一樣：來世，本應擺脫種族主義的社會仍被種族主義幽靈般地困擾著。
就像一小群後殖民主義的權力掮客是對其難以抗拒的受益者一樣，曾經遭受種族壓迫的特定少數民族也成為後種族主義情境下的主要受益者。要進入後種族主義，就像後殖民主義一樣，就意味著討論中的社會一定得曾經是種族主義的（就像它曾經從事過殖民主義活動一樣）。但種族主義的含義並不完全是種招供，實際上它意味著否認，否認它曾經和現在有過的種族主義。由是，後種族主義作為社會的一種精神狀態是種族主義式的，社會性之所以無可名狀是因為無可名狀的精神，它就如同影子一般的存在。後種族主義是另一種帶有種族標誌和排斥性質的社會性的形式。
後種族主義概念的「後-」延伸到種族主義概念的來世。但來世有各種各樣的形式，相對來說或是像地獄或是像天堂。我一直主張，地獄主宰著天堂；或者更確切地說，對於某些人來說，所謂的天堂是建立在讓其他人過著地獄般的生活的基礎之上，而在地獄的這些其他人看來，那些人之所以可以造出天堂，就是因為他們不僅透過逃避和閃躲還以詭計和（錯誤）指導來達到目標。
人類種族主義（anthroporacism）標誌著對於前達爾文式（pre-Darwinian）種族觀某種程度上的回歸：一種「物種生 命」（species life）的形式。達爾文之後，人類的各種族如果彼此的成熟性存在差異，就被認為是人類的亞物種。
對於後種族主義概念，就像前達爾文主義（pre- Darwinism）一樣，如今的對比，至少不太正式地講，介於那些自認是人類的人和被認為是動物的人之間，也介於人類所有種族的所有成員和被賦予獸性的最低級的動物之間。自認為是人類的，會為自己保留一個滿足所有美德的理想化人性：人文主義、人道主義援助、人文經典教育所提供的有教養的學習、自我賦予的權威，以管轄及決定誰該生、誰（允許可以）死。他們迫使那些被認為是動物的人群（the animalized），生活在充滿了卑微和絕望以及不斷的危機之中。
後種族主義將使我們所有人都以種族的結構性矛盾為特徵，而這種特徵使種族思維變得既明顯地不可見又若有似無地可見（visibly invisible and invisibly visible）。
後種族主義概念中的隱憂
與之相關的是，後種族主義概念的「後-」並不僅僅是時間狀態的標誌，或是對去時代性（atemporality）的追求， 它還是一個超越時間的渴望（aspirational），一個非╱無種族化（nonracial）狀態存在的夢想狀態。它也是一種立場的「後-」狀態——一種賭注。在這裡，「後-」更令人擔憂地代表了一種對地盤的要求，一種以犧牲那些被鄰邦或國家拒絕或強制驅離的人為代價的地位和權力的主張。這裡的「後-」也使得國旗被廣泛展示，以團聚其自信和象徵的力量。
後種族主義概念——種族主義性對在時間上可超越它自己的追求——因此意味著兼具引人關切和令人擔憂的品質。
在其最吸引人的意義上，對種族問題的關切涉及是達到一種不受到與種族定義相關的概念和物質限制的社會關係。而在其比較具局限性的表述中，這種關切在乎的僅僅是對種族定義的拒絕，但對歷史上和現有的種族不平等幾乎沒有任何轉變性的影響。我一直堅持認為，後者主導並驅動著後種族主義的概念。它代表著強化了種族主義的歧視性言論和加深了以種族為標籤的不平等。
個人基因組計畫（The Personal Genome Project，簡稱PGP）專注於建構個體在其環境互動中完整的遺傳數據，它被期待能一勞永逸地壓制種族決定論。它將使人群在私人和個體層面上變得多樣化。基因編輯技術（genome editing）， 進一步能將應對個體的基因挑戰能力個人化。編輯DNA序列最終將可能修復重症或潛在性致命疾病，比如新生兒的囊性纖維化。儘管如此，當代遺傳數據的收集中所繼承的後種族主義傾向仍然常見於兩個方面。首先，PGP為了確保人口數據集的多樣化，會應用種族分類。它找出特定種族以保證更多群體的多樣性，以至於大過以絕大多數白人男性構成的主要成分。
第二，盛行的社會價值觀會形塑個人偏好的行為模式， 也會確立審美標準，而這些審美標準潛在地決定哪些「種族」基因需要改變以求獲得更漂亮或更健康的人口。在後種族主義偏好的風格下，種族透過個體化（individuation）而重建，基因組學則延續人類種族主義性（anthroporaciality）。
與後種族主義概念相聯繫在一起的這份憂慮，涉及到占主導地位者對喪失競爭優勢和對其所累積的資產的不安全感。因此，它與上述第二項關切一致，甚至是對它的火上添油。但後種族主義概念所表現出的擔憂程度也暗示了其對象令人擔憂而又惹人注目的特徵。惹人注目的是它對我們顯露出捉襟見肘之處。它預測出令人渴望但又無法達成的、具有威脅的可能性，最終可能會造成它自身的停擺、削減甚至終止其能力。它排除了除了那些被設計好而又得到社會許可之外的通往未來的道路。
後種族主義代表的正是這些被指定的社會條件。它最主要考慮的是限制某些人不能得到什麼，而允許另外一些人得到什麼。這類限制隱含地以種族條件作為控制手段，一方面讓這些歧視言論變得不可見，或至少不會那麼明顯，另一方面表明它有能力否認種族主義的控制、表達或意圖。
然而，在將與種族相關的限制延伸到具體某些人身上時，它其實隱隱約約地對所有人施加了界定。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盛行的種族主義概念，後種族主義將使我們所有人都以種族的結構性矛盾為特徵，而這種特徵使種族思維變得既明顯地不可見又若有似無地可見（visibly invisible and invisibly visible）。這種謎樣特性不僅僅是沒有種族概念的種族主義， 而且也是沒有種族歧視的種族主義（Goldberg, 2009: 360- 363）。
那麼，現在已經是後種族主義時代了嗎？
答案令人驚訝。我們確實已經是後種族主義時代了。但不在這問題所預設的傳統意義上。從前面所提供的證據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在社會結構上而言我們仍然深受種族思維的束縛。所以從字面意義上講，我們幾乎都沒有達到後種族主義。然而，我們在結構上而言都是後種族思維的，因為我們被捲入了普遍概化的、而現在不可避免的後種族主義性的社會邏輯之中。這並不是說在後種族主義性的社會中，每個人或機構都是種族主義者，但更不是反種族主義者——就好像在種族隔離（segregation）、吉姆．克勞法（譯註：Jim Crow，1876至1965年間美國南部各州以及邊境各州對有色人種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或南非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之下，並非每個人或機構都會變成種族主義者。不過，也就是說，所有站在種族權力和統治地位的位置上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在具有不同種族表達的社會中以各種形式來表達自身種族為白人的人們——本能地投射和擴展種族主義社會。但這種本能並不是唯一應該採取或者贊成的立場。
人們之所以保持這本能，是因為它是現成的、最容易習慣的、缺乏思索的社會性。
延伸閱讀：
美國加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博士。曾任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專作有Racist Culture: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Ethical Theory and Social Issues、The Racial State、The Threat of Race 等等。研究領域包含：種族與種族主義，社會學與政治學理論、社會法治研究，法律與社會、南非。研究計畫的贊助單位包含：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研究所（IMLS）、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 Hearst Foundation）、美國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洛杉磯猶太社區基金會（Los Angeles Jewish Community Foundation）、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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