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洪業先生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歷史學者，與錢穆、顧頡剛、陳寅恪等人同為大家。洪業的一生，正反映著中國近百年來知識分子的經驗，與他們所面臨的各種抉擇。2021年，聯經出版的全新增訂版《洪業傳》，帶我們回顧學人顛沛流離的一生。在中國史學研究的發展史中，洪業先生作出了莫大的貢獻，胡適、余英時等都深表敬重；而他的治學歷程，又與倉皇混亂的時局相互交織：在戰亂中，洪業曾經被困日軍牢獄；1946年，洪業受哈佛大學之聘赴美講學，離開北平，此後又因「共產黨之勢如大海狂瀾而來」，使得這一行成為與故國的永別。於今再看洪業先生在赴美前後的際遇、交往、抉擇，在共產中國形成初期就提出的警醒，亦能獲得不少啟示。
* 本文摘選自陳毓賢：《洪業傳（增訂新版）》（聯經，2021），第十九章〈漫長的旅途〉。
洪業有一天到銀行裡碰見一個臺灣人，便和他聊起來，問他臺灣的情況時，那人大篇議論國民政府怎樣在臺灣榨取民財，他說臺灣人一定會反抗的。
旅途一開始就很不順利。這是洪業第一次乘飛機。從北平到上海應該兩個鐘頭就到，但他們在半空中時，駕駛員接到命令要尋找一架墜落了的飛機。那些飛機本來就不甚夠格，加上駕駛員不一定熟練，而乘客載物又總是超重，所以常失事。經五個鐘頭的尋覓都找不到那墜落的飛機餘骸，才飛往上海機場，到達時已是深夜了。
洪業的五弟洪紱在上海，洪業只有他辦公室電話而沒有他住家地址，便探問同機的一個美國軍官他將在何處過宿，他答說美國軍官被分配住在國際飯店，洪業不妨跟他去試試。洪業存著半僥倖的心理，向飯店裡的接待員解釋他的困境。那人聽說洪業要到哈佛教書，很買他的賬，把他安插在一個空房裡。可是洪業一夜沒睡，被電話鬧個不停。每次電話響都是不同的嬌滴滴的聲音，招攬生意：「甜心，你不寂寞嗎？下樓來給我買杯酒好不好？」
第二天，洪業便打電話到聯合國救濟總會找他的五弟。洪紱已帶著家眷跟國民政府從重慶回到上海，洪業準備在他處住，等護照簽證辦好就飛往美國。因他不在辦公處，洪業又與他一位在商務印書館的學生張天澤聯絡上了。張馬上來看洪業，告訴他上海擁擠極了，洪業得趁早打消跟他弟弟住的念頭，因為洪紱、他妻子、三個孩子、岳母、妻子的一個侄女，還有一個傭人，一共八個人全擠在一間租來的屋子裡。燕京有個姓譚的校友，是做生意的，在上海有間樓房，常空著，曾請洪業到他那裡，張天澤便勸洪業接納他的好意在那兒下榻。
洪業在上海時頸項後長了個疽，張文理的妹妹張群霞聽到了便天天來替他敷藥。後來這個疽是用買自黑市的新神藥盤尼西林治癒的。洪業自一九三三年後便沒有見到過張文理，從張群霞口中知悉他在福建搞農村革命而捲入閩變事件，躲起來一個時期。中日戰爭觸發後，很多所謂反抗分子「歸順」國民政府。張文理易名為張延哲，因他日文、英文、俄文都通而受重用，做了幾年重慶市財政廳廳長，業績彰顯，並在重慶跟一位姓朱的下屬結了婚。陳儀被派去接收臺灣時，張文理亦受命為臺灣省財政處處長。張群霞說他戰後託了一位到北方的接收委員帶了信和兩萬元（當時值一、兩百美元）給洪業，洪業說見過這人，可是錢和信都沒見到。
洪業有一天到銀行裡碰見一個臺灣人，便和他聊起來，問他臺灣的情況時，那人大篇議論國民政府怎樣在臺灣榨取民財，他說臺灣人一定會反抗的。洪業寫了封長信給張文理也石沉大海。
國民政府那時候還沒完全從重慶搬回來，各機構雜亂無章，加上待解決的事情繁多，導致連最起碼的程序也沒辦法維持，做什麼事都得靠人際關係。洪業屢次申請護照不成後，便親自去找孔祥熙。孔祥熙與宋子文這兩個蔣介石的連襟兄弟，一個當權時另一個便失勢。孔祥熙當時不甚得意，吃晚飯的時候，對洪業說燕京有人來探消息看他願不願意做校長，問洪業對這件事有什麼想法？洪業難為了半天，結果決定講心中話，他說孔祥熙多年為燕京董事長，戰前也一度掛過校長的名，以應付當時政治的需要。但洪業相信他若真的做校長的話， 不會認真地把它當一回事，陸志韋則多年渴望這個職位，有很多計畫想予以實施，應讓陸做校長才對。
洪業便對孔祥熙說：「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不會要的，你有你政治的事務，我不相信你會有餘力來理學校行政的瑣事。可是你一坐上這位子，無數有理無理的要求便隨之而至。有請你做主婚人的，有要你解決糾紛的，有像我一樣求你幫忙取護照的，結果拖上了一身麻煩，何必呢？何況陸志韋現在搞得不錯，應該給他個機會表現一下。」
孔祥熙馬上說：「你講得對，你講得對！」可是顯然不悅。
洪業一九四六年五月到達美國後，他的大女兒靄蓮發現他蒼老多了，而且情緒低沉。經過漫長動亂的他，末了並沒有駛入安全港，面臨的又是茫茫一片的疑惑和徬徨。
戰後的麻州劍橋市雖然不像上海寸金尺土，但也是一屋難求。洪業起頭在哈佛燕京圖書館長裘開明先生客廳住了一段時間。洪太太與三女靄蘭到達後，正逢洪業以前在哈佛的學生、現任助理教授加德納一家往緬因州度暑假，騰了房子讓洪家住。他們度假回來後，洪家則寄住在一位教授遺孀處。其後一位教士老朋友逝世了，他十五間屋子的大宅正待售，其後人聽說洪家沒住處，便請他們暫住裡面。洪業慷他人之慨，知道友人也沒有地方住的都收容進來。當燕京英籍教授林邁可爵士與中國太太帶了兩個在共產黨解放區出生的小女兒來到劍橋時，洪家也安置他們在那兒。
這段時期洪業在美國花了很多時間整理杜詩，在哈佛開了一門課教杜甫。因他在日本牢獄時，要求獄吏容許家人給他送本杜集來，他們不准，但杜詩日夜縈繞在他心頭，杜甫在唐玄宗（七一二——七五六）安祿山之亂時哀國傷民的那些斷腸語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汙人，狺狺國多狗」、「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正切身地道出洪業此時此境的情懷。有一次他在洗澡池邊與鄧之誠相逢，鄧問他有何感想，他慨然道：「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他不但在哈佛開杜甫課，在耶魯大學、匹茲堡大學、夏威夷大學各大學演講，也都講杜甫的著作與為人。
一九四六年秋，洪業被邀回他母校俄亥俄衛斯理大學做一年一度梅里克講座的主講人，洪業覺得榮幸無比，因為他記得自己做大學生的時候，怎樣為此講席的主講人所懾住。一九四七年他母校的校刊上有此記載：
執教於燕京大學及哈佛大學的洪業博士講題為中國社會目前的劇變。他說他的祖國正迅速地從古老的傳統步入現代，大家庭制度面臨崩潰，而個人迫切地求自我表現；中國非得克服文盲問題不可，因為文盲存在一天，民主便一天無法在中國實施；另一個緊急的要務是農村改革，讓長期受壓迫的農民生活得予改善，可是他說中國的政治前景很曖昧不清，不知何日才得明朗⋯⋯
一九四七年春，洪業應聘到夏威夷大學教書。他曾幾度在夏威夷，一九二七年開第二次太平洋外交研究大會時，他曾在夏威夷與日本代表團熱烈地辯論，由此而結識了一些很擁護他的當地華僑，他們不少人送了子女到燕京大學受教育。洪業本打算帶家眷從夏威夷歸國，可是中國傳來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壞。在日本沒投降以前國軍與共產黨已開始相鬥，一九四六年秋，美國杜魯門總統任命司徒雷登為美國駐華大使，希望以他個人的聲譽可在其間調停，而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七年春，協調已顯然無望，國共雙方都不願做任何讓步，相持不下，而經濟又急劇惡化，國幣差不多每天都失去一成的價值。四月間，國幣與美元的兌換率已達一萬兩千比一。國幣差不多完全沒用，人民易物而生。最苦的是拿定薪的政府官員及教師。他們為節省油米，幾家人共伙，但還是餓肚子。中國窘迫的狀況和洪業身處夏威夷的環境形成刺眼的對比。彼處餓殍滿道，此處觸目是半露肉體在熱帶花叢中盡求享樂的人群。這令洪業困惱極了，夏天他便搬回劍橋再做打算。
當年曾容納洪家的大房子已經出售了，他們只好租短期房子，搬了好幾次家。而洪業在極其不安的心情下狂熱地活動，除教書寫作外，又到處演講了。他主張美國政府應全力支持國民政府，他說在共產政權下，不但他個人所珍重的儒家信念不會受容忍，他聽眾們所依皈的基督教與民主主義也必受摧毀。洪業屢次自費由劍橋到紐約、華盛頓，籠絡像《時代》雜誌的出版人（小）亨利．魯斯（路思義之子）一類的人，要求美國國務院撥出國會已通過的援華款項。同時，洪業也介入一個提倡世界和平的宗教團體。
有一趟他正在紐約時，突然間記起他的老朋友劉廷芳在紐約居住多年。他沒去看過他，便依地址找到了劉家。洪業一九七九年回憶說：
劉廷芳臉色很蒼白，咳嗽得很厲害，我看了很難過。他喚他一向很疼愛的女兒過來叫洪伯伯。而劉太太嘛，就忙著弄各種的藥給他吃。不久劉廷芳便去世了，但我第二年才知道。劉廷芳和我曾有一度來往那麼密切，那麼可愛的友誼，他比我大一些，所以我把他當哥哥一般敬愛他；但我們未能維持這珍貴的友誼，劉廷芳雖過世那麼多年了，我每次想到他，心裡總還是一陣波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成立了，對洪業來說，這結束了他為祖國發言的生涯，他不能支持北京的政權，因為它執意要摧毀洪業最珍貴的文化信念……
一九四七年九月，燕京大學的財務已到枯竭的地步。洪業本來為燕大圖書館訂了一些顯微膠片的儀器，只好取消。洪業當時已離開燕大一年半，看見局勢那麼混亂，便決定在美國等等再說。他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寫了一封信給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總會的助理財務長（亦燕京大學前任財務長）卡爾．埃文思（Carl A. Evans），總括了他本人過去二十五年間與燕大的契約關係：
我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的學年全年不在燕大。學年上半我為哈佛燕京學社執行任務，所以薪水是由哈佛燕京學社劍橋方面出的。下半算是我休假⋯⋯
一九四七至四八的學年，我向燕大請了假，所以沒有支薪，我相信我若要維持退休金的話，是不是得自己補上年費？請您指教⋯⋯
在此我也許應該提供一點我與燕大財務方面的關係史。當我一九二二年初加入燕大時，司徒雷登校長及學校董事同意我的待遇應和傳教士同等。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都如此。但一九三〇年我自哈佛回去時發現學校政策改變了，中國教職員與外來的教職員待遇差別很大，外來的教職員薪水是以美元計的，而美元兌換率逐漸上升，差別愈刺眼，我因不願意做在中國教員中唯一拿美元薪水的人，便告訴校方除非我另有通知，自願降低待遇與其他中國教員同等，而餘款捐獻給燕大。為此我多年付不起以美元算的年費，以維持我的退休金⋯⋯
一九四八年，福州協和大學要請洪業去做校長。與其他學府一樣，當時學潮正鬧得慌，校方希望能延聘到一位如洪業這麼有聲望而學歷深的人，可處理這危機。洪業接到聘書心亂如麻，覺得論責任，他是應該去的。也許可對培育他的福州有點報答，但他以前鶴齡英華書院的老師們，如高智（高迪）夫婦，熱愛中國的拉爾夫．沃德，都同聲勸他不要去。他們說共產黨之勢如大海狂瀾而來，不是任何一個人可抵擋得住的。
洪業在寫給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總會祕書長的一封信上，解釋他為何作此決定：
二十二年前，我也曾被聘為該校校長，我當時謝絕了，原因是我覺得自己能做到相當水平的學術研究及教學，遠勝於插足校政事務。我對這種工作既沒有充分的準備，又缺乏應有的耐心和圓滑的手腕，恐怕做了反而危害該學府的進展。這許多年過去了，我的弱點並沒有隨歲月而改進。
再者，我恐怕在一個共產政權下，我將沒辦法忍受他們的教育管制。我並不反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我一向說如果共產黨改變它三項立場的話，我也接受共產主義：我認為共產黨反對宗教是因為它不承認人類基本的道德性及靈性；共產黨對歷史的唯物觀是片面而因此是不正確的，共產黨主張以暴力為工具有悖於中國傳統倫理而且是不必要的。可惜共產黨，包括在中國的共產黨，並無絲毫意願改變它上述的幾個立場。
洪業對政局灰心是他決定不去福州做校長的因素之一，但他決意不回中國是朝鮮戰爭發生後的事，這是一個令他內心很矛盾痛苦的抉擇，因為不回中國就等於放棄他半生在燕大的工作，而且涉嫌逃避責任。但他剛在一個仇視他的日本政權下過了幾年艱苦的生活，要他回去在另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掙扎的話，他覺得自己意志已耗竭。
他三弟洪紳為公事到美國半年，洪業與他相聚，也勸他在美國看看再說，洪紳卻毅然回答說：「我的處境與你不同，你一向是平民，而我吃了多年政府的飯，我有義務與政府同存亡。」兩兄弟黯然相對。
一九四八年秋，經洪業一番周旋後，哈佛燕京學社延請聶崇岐來劍橋教中國目錄學。這完成了洪業多年的宿願，因聶是洪最得意的學生之一，哈佛燕京引得編纂處成立，洪業把所有的行政事務都交給他。校園被日軍占據後，聶按循洪業祕密籌備的計畫在中法大學的旗幟下繼續做編纂的工作，出了《管子》、《曾子》等重要的引得。但洪業總是惋惜聶對歐美研究中國的情況不夠瞭解，所以很希望他有機會到外國跑一趟。但聶是個忠誠的儒家信徒，有母在家不願遠遊。他母親逝世後他終於來到劍橋，但十二月共產黨進入北京時，聶又匆匆回去了，說他哥哥病重得回去照顧哥哥。
一九四九年八月，國民政府連戰失利，放棄了首都南京，做了三年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束手無策地眼看他寄望甚厚的國民政府一步步潰敗。他留在南京等待新政府與他聯絡以建立外交關係，但所有的外交官員都收到通知說從此他們將被以平民身分對待；同時又掀起了惡毒的排外運動，司徒雷登狼狽不堪，最後得黃華之助才順利離開中國。他曾到劍橋看洪業，對美國國務院公開他的機密信件感到憤怒，並且不滿美國對尚有邦交的國民政府棄如敝屣。當年十一月，他中風了，此後一蹶不振，一九六二年終於逝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成立了，對洪業來說，這結束了他為祖國發言的生涯，他不能支持北京的政權，因為它執意要摧毀洪業最珍貴的文化信念，他也不能支持聲稱代表全中國的臺灣。
美國華人，菲律賓生長，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讀了兩年後赴美留學，著有《寫在漢學邊上》等書，並與白先勇合撰《紅樓夢》英文導讀。《洪業傳》英文版由哈佛大學推出，為作者與晚年洪業交談逾三百小時，錄音整理，又匯集多種信史資料，以自然而生動文字寫就，是洪業這位有為、有守、有趣的學人唯一翔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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