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內部的危機，其實早在外患──英國入侵──發生之前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醞釀。雖然是一個專政政體，但清帝國卻完全依靠一套無論在預算編列或執行效率方面都相當差的行政體系來實行統治，當人口數量倍增後，尤其顯得捉襟見肘。
十九世紀中葉發生的鴉片戰爭，正式將中國推上近代世界歷史的舞台。一開始，大清皇帝和朝臣們並未意識到對英軍事失利和朝廷威望被動搖所代表的意義，畢竟歷代以來對國境的威脅多來自中亞而非南方海岸。土耳其斯坦 在一八二六年就曾發生過一次叛亂，於一八二八年平定，但直至一八三五年和清廷簽訂和議後 ，新疆地區的擾攘才算大致底定，而這項和議卻在日後成為清廷與英國談判《南京條約》時的參考模式︰以商貿讓步為代價以換取安靖。當時清廷還認為，對英國的談判相對更容易一些，因為「他們只是唯利是圖」。無論如何，因東印度公司輸入鴉片而造成的大量白銀流失，當然會使原本已經為財政問題焦頭爛額的清廷更加寢食難安。
清帝國內部的危機，其實早在外患──英國入侵──發生之前半世紀就已經開始醞釀，大體而言，可以視為因清帝國前期的繁榮促使人口在十八世紀大量增加所導致，一個世紀之內，人口增加到超過原先的兩倍以上（一七○○年約有一億五千萬，到了一八○○年已有約三億二千萬，據信當時中國人的食物供給應該比人口數較少的歐洲人更充足），隨後情況卻迅速惡化。清帝國雖是專制政體，卻完全依靠一套無論在預算編列或是執行效率方面都相當差勁的行政體系來實行統治，當人口數量倍增後，尤其顯得捉襟見肘。
鴉片戰爭之後，在諸多內外因素交錯衝擊之下，滿清幾乎被接二連三的革命起事推翻。這些不同性質的亂事包括「捻亂」（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八年）、西北與西南的「回變」（一八六二年、一八七三年），以及廣西苗族等少數民族起事等等，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最盛時曾控制大部分的中部和南部地區，並定都南京建立政權，直逼北京和天津。這場亂事的成因相當複雜，長遠來說是人口過剩、民生凋敝、地方行政和治理機構無能等內部因素，爾後再加上外部因素：清廷無力驅逐外患，導致威信嚴重受損，並完全暴露其無能等等，於是在對鴉片戰爭感受最深的南方省分之一──廣西──率先爆發。一八四○年代肆虐珠江三角洲的海盜，其中就有一大部分來自廣西；各種祕密幫會和異端邪教也在此時紛紛聚眾成立；此外，南遷到兩廣地區的客家人具有強烈的自衛意識。
創立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一八一四年至一八六四年）就是客家人，他自稱是基督教徒──這一點清楚顯示出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受到西方衝擊而浮現的各種社會經濟失序現象。洪秀全在一八四三年讀到一本基督教宣傳小冊之後，就自認為是耶穌基督的幼弟，應上帝召喚拯救人類，創立一個一神論宗教 ，鼓勵搗毀祖先牌位及神像，並召募信眾建立軍事化組織，準備和壓迫者決一死戰。太平天國事件中產生了一個無論在形式或根源上都揉雜了華洋特質的軍事複合體，預示了毛澤東時代出現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直到一八五○年底，洪秀全發展初期吸收的信眾僅有兩萬人，但後來他們數度擊潰討伐的官軍，在一八五三年占領南京時已發展至兩百萬人。他們遵守一套嚴謹的紀律和道德倫理，實施人道主義的規範以吸收新成員，但是用兇暴的態度恐嚇反對者。太平天國以反清和民族主義為訴求，還有兩項特點隱約對日後出現的共產革命有所影響：太平天國排拒儒家思想意識型態，以宗教性的混合體取代之，此外還實施了一套農業共產主義制度，預告了日後出現的「土地共有」以及一些如男女平等、禁止通姦、嫖娼、媒妁婚姻、纏足、吸鴉片、賭博及崇拜偶像等，都屬於現代化、清教徒式和打破傳統桎梏的觀念。
然而，這些改變雖然立意甚佳，在太平天國自身內部卻依然無法打破一些根深柢固的舊習陋規：階級劃分、貪腐成風、領導鬥爭、決策不透明等等。太平天國運動只知在傳教和戰爭方面徒然虛耗，卻在經濟、社會、政治及行政上毫無建樹：雖然他們聲稱打破了私有財產制，在當時卻完全沒有達成任何有意義的社會革命。太平天國運動由於信奉千禧年主義，亦呈現出若干特色：提出強烈的道德觀直斥諸惡，但對如何治理卻無良方；他們篤信末世將至、創造英雄崇拜和嚴酷的宗教狂熱──天王洪秀全對於違犯良俗、搶奪強盜、崇拜偶像的人，均不加區別判處死刑。
太平天國的遺緒同時具有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性質：前者表現為極度的反滿情緒，後者則為農民平均主義。這場亂事造成大規模的破壞和屠殺，屠殺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奉命鎮壓的官軍不願讓俘虜消耗糧食而過度殺戮所致。
就某方面來說，曾國藩、李鴻章等改革大員使這個古老的系統出現新氣象；但深入而言，他們的作為並未能改變反對者的立場 ，也不能改變體制的僵化，更不能改變中國的積弱不振。相對於日本明治時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衰敗成了鮮明的對比。
太平太國之亂也對財政和政治造成相當嚴重和長遠的影響。為了敉平叛亂，清廷開始倚靠各省的地方團練，同時賦予其部分財政上的自主權，准許各省對過境貨物抽取「釐金」以支付地方團練人員的薪俸，這項措施延續至一九三一年終於廢止，因為它嚴重阻礙了各地之間的經貿交換。然而，地方團練的創辦人卻是對清朝忠貞不二的輔佐之臣。第一個由清廷派去對付太平軍的是曾國藩（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七二年），此後有一批具有使命感的文士──部分出自曾國藩舉薦──在因緣際會下成為軍事領袖，繼踵其後兵馬倥傯地南征北討，敉平各處叛亂。而這批文士完成軍事綏靖後，便致力於恢復秩序和戰後重建，以儒家善治為依循規範的「同治中興」於焉出現。儒家價值遭受過西方蠻夷和太平天國的挑戰，使這些中興大員更加積極地投入於恢復其優越性。正是由於他們的堅持，在短時間內確實重建了秩序、貪腐匿跡、破壞修復，出現了氣象一新的局面。
在此期間，隨著亂事一一平定，清廷開始推動師夷之技的「自強運動」，企圖藉著富國強兵以安內攘外並維護國家的獨立自主。「同治中興」期間的主要政策方向，是在恢復傳統社會秩序和儒家價值的過程中引入若干西化措施，例如開鑿運河、建造火輪、翻譯西書、設置同文館等，均偏重於吸收技術，特別是軍備方面。同治中興之後，洋務運動持續進行，保守派洋務大將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正好一語道出了這種核心思想。這些革新之策，缺乏系統性和全面性的整合、改造，這些作法並未能真正保障中國的長治久安。總體而言，改革成效不彰加上滿洲官員的顢頇，戮力現代化的改革者處處受到掣肘。這些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首推曾受業並繼承曾國藩的李鴻章（一八二三年至一九○一年）。就某方面來說，曾、李等改革大員使這個古老的系統出現新氣象；但深入而言，他們的作為並未能改變反對者的立場 ，也不能改變體制的僵化，更不能改變中國的積弱不振。總之，中國在面對帝國主義擴張帶來的挑戰時，相對於日本明治時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衰敗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果要明確地說，應該說是歷史上曾經兩度催生中國巨變的鄰國──日本──將中國拖出停滯不前的泥淖。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連日本都未能預料到如此輕易取得的勝利，完全暴露出這段時期中國好不容易萌發的現代化成果是多麼的羸弱。戰後簽訂的《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承認朝鮮獨立（隨後即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支付鉅額賠款、加開通商口岸並同意戰勝國在各開放口岸建立工廠和企業，這些特權因最惠國待遇而同時自動適用於其他列強。這些讓步較之對英國鴉片戰後的屈辱更為嚴重，更何況是對一個曾被認為文明程度不如自己的鄰國卑躬屈膝。
這次當頭棒喝將中國歷史推入前所未有的變局，這個國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產生變化。從一八九四年開始的一連串變化之快速劇烈，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這些變化帶來的亂局，有些人對這段歷史有極深刻的了解和體悟，一八九三年出生的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
一連串的變化從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七年間輪番上演，列強亦如附骨之蛆般地在這個瀕臨解體的龐大軀體上劃定彼此的勢力範圍，這種局面居然激起了清帝國的反應，朝廷為了苟延殘喘，最終作出孤注一擲的大膽改革，但畢竟為時已晚，而且僅曇花一現就胎死腹中 ，在皇朝末期短暫的改革嘗試後，革命隨即發生，這個全世界最古老的帝國在短短幾個星期內被迅速推翻。我們可以將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分為三個階段：危機（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年）、苟延（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革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
1930年出生於法國與瑞士邊界。1954年就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期間，跟隨代表團訪問中國，開啟了研究中國的道路。1968年取得索邦學院博士學位後，前往美國、中國、台灣、香港遊歷訪查，隨後進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曾擔任博士生導師及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 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主任。亦曾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另曾擔任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的客座研究員。畢仰高以《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重複：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等著作聞名海外中國研究界。近年出版著作包括《沒有政黨的農民》（2001年出版，2003年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頒發 Levenson Prize），以及和華昌明合著的《二十世紀中國農民運動及革命》（2005年出版，同年獲頒Augustin-Thierry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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