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發動一場「整風運動」，顧名思義，這場運動在控制下分階段操作。毛澤東在經驗中學到如何使用暴力作為權力工具，他不會只是為了暴力而使用暴力，會在深思熟慮和精密計算後運用之，就像他會為了在自認為正確的方向上推動革命而使用他的個人魅力一樣。
抗戰初期的快速擴展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一些問題，比方說在江西發生的一些事就是如此。毛澤東曾在一封給彭德懷的電文中特別提出，當時共產黨擁有的八十萬黨員中，有九成是在抗戰開始後才入黨。這些黨員大多是在城市的年輕人，此情形讓毛澤東必須強調「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讓這些初來乍到的新進黨員接受共產主義的洗禮和了解農村的狀況。但是一場運動已在醞釀，準備要抓出「潛伏特務和內部叛徒」。
他發動一場「整風運動」，顧名思義，這場運動在控制下分階段操作。毛澤東在經驗中學到如何使用暴力作為權力工具，他不會只是為了暴力而使用暴力，會在深思熟慮和精密計算後運用之，就像他會為了在自認為正確的方向上推動革命而使用他的個人魅力一樣。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整風運動」於毛澤東在延安一場有一千多位幹部參加的會議中展開。他強調黨在運動上的控制並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運動針對毛澤東所稱的三個惡習：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要利用集體力量和所下達的二十二份文件進行改正，這二十二份文件中有五份是毛澤東寫的。主觀主義，指只憑一個人主觀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誤將其中一般通例錯用在中國的實際問題上。宗派主義，是指只保護自己所屬派系，不理會高層領導下達的命令和指示。黨八股，指的是黨幹部習於在文章中寫的一些老話和空話，毛澤東將之比喻成「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裡去」。
整風從黨高級幹部開始，以兩年的時間延伸到基層。參與整風的人都要寫反省筆記和自我批評，毛澤東說是「實行思想鬥爭的偉大武器」。在反省筆記和自我批評中，黨員要交代出何時、何地、如何和何人一起犯下錯誤，要交代的不只是行為，還有思想上的錯誤。這是一種休克療法，就像毛澤東說的：「第一步就是……搖晃著病人，大聲告訴他『你病了』。」由於自我批評的內容會保存在每個黨員的個人檔案裡，因此黨員一輩子都要忌憚著，不知道哪一天黨會以他們曾交代過的東西來懲治自己這成為了確保黨員服從黨意的絕佳手段。
到六月八日，已經有一萬七千人加入整風運動。要求個人反省是第一步，再來是分幾個小組學習文件，然後檢討在工作單位的工作作風。和國民黨一樣，共產黨看待革命不只是作為一股改變社會和政治關係的力量，也是改變共黨自身的力量。自我批評，就是一種針對個人進行改造的手段。
文件學習和集體自我批評，是將個人和包括對中國共產黨歷史正確認識在內的先驗革命真相連結起來。一九四一年，毛澤東下令將自中共建黨以來到該年為止的黨決議、報告、通知和重要文章，編成一部兩冊彙編。這部彙編的目的在凸顯兩件事：第一、只有共產黨可以救中國；因為這個原因，共產黨先後和軍閥、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鬥爭，而國民黨剛開始在孫逸仙領導下，曾經真正從事過革命，但取得權力後卻放棄了革命，現在更為帝國主義者、大地主、資本家和軍閥的利益服務。第二、將共產黨歷史描述成克服兩個錯誤方向的歷史，一個是左傾，在條件還不具備時要求他們起事，重創共產黨至深；另一個是右傾，從革命中退縮。由於毛澤東能夠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遇到的特殊革命狀況，所以顯示他能為共產黨提供正確的道路，或者說，是將這個國家帶領出亂局並走向新中國的正確革命戰略。
毛澤東決定用整風運動在黨內展現他的權威。他迫使競爭對手做自我批評並公開尊奉他提出的觀點的正確性。
一九四三年，即使毛澤東著意控制，整風運動還是失控了。造成這個結果的一連串發展過程，至今仍不是很明晰。八月份，中央委員會下發一份指示，表示國民黨在延安「有個龐大的特務系統」，還有日本人「利用中國人作特務，其數量也是很多的」。共黨幹部奉命要「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由主管安全保衛工作的康生負責運動執行。為了要清除「反革命意識形態的毒素」，他辯稱清洗運動是要召喚出受害者內在的中國人民族性：為什麼共產黨要這樣苦心的救你們？這正是要你們做一個中國人，不要再被欺騙著為敵人服務。失足的人們，現在應該覺悟，應該下最大的決心，向共產黨悔過自新，趕快脫下特務的衣服……穿上中國人的衣服……
就像一九三○年代曾發生在江西發生的肅反一樣，他們用刑求獲取口供，就在康生宣告僅是延安一地就查獲一千四百多名特務後，許多人遭到處決。煞住這股整風運動後，毛澤東曾三度道歉，其中一次他說：「在審幹中，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
毛澤東表示，這樣一來只有少數人，像是為外國人和大地主做事的買辦，才要擔心共產黨。只有「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才會收歸國家所有。他強調國家要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要提供他們教育、保護他們不被帝國主義傷害，並提升其生活的富足。
毛澤東曾經在一九四○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過「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追索中國革命歷史到鴉片戰爭，他認為按照馬克思理論要求，中國應該要經歷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共產黨人將要擔起領導這兩階段革命的責任，並建立起「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由代表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府來統治。毛澤東表示，這樣一來只有少數人，像是為外國人和大地主做事的買辦，才要擔心共產黨。只有「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才會收歸國家所有。他強調國家要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要提供他們教育、保護他們不被帝國主義傷害，並提升其生活的富足。毛澤東特別表示，中國共產黨會支持企業並保護中國的工業對抗外國競爭。為了反駁中國共產黨將來會讓中國臣服於莫斯科的說法，他特別訴諸於民族主義，強調中國共產黨將會恢復「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
毛澤東在延安，不僅僅是將領域由軍向文延伸，他還大範圍的就文化、經濟和社會等問題寫作文章。他變成一個全知的領袖，不僅僅是一個有能力的執行者、具魅力的游擊武力領導人、睿智的戰略家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新者，如今他更是一位既能知曉過去、推斷走向、看到未來，還能洞悉達致路徑的學者和救星。在中國傳統中，雖然人們常常給予同時在軍事和政治上俱皆顯赫的人物最高讚譽，但政治成就還是比軍事榮崇較受人尊敬。毛澤東在兩方面都可以稱作是唯一的專家。
毛澤東利用主導會議、在大型集會中講話和讓所有黨員學習他所寫的重要文章等方式凸顯他跨越政軍領域的獨特性。在外型的穿著打扮、日常的生活風格和說話的遣詞用字上，他不僅表現出和其他共產黨員的區隔，也表現得和蔣介石截然不同。這一切當然不是偶然的，毛澤東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區分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不同，國民黨表現的是老舊、官僚的秩序，共產黨卻是新興熱情、活力開放和追求平等。相對於代表城市的、剝削的和貪腐的國民黨，延安成為體現著新興基層農村的替換選項。
毛澤東和蔣介石面對著一個相同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孫逸仙努力的首要目標：如何將中國由孫逸仙所說的一盤散沙，轉變成為一個緊密團結的國家，以抵抗帝國主義。毛澤東在抗戰中花這麼多心力重整黨務和推動整風運動，是因為他認為一個紀律嚴明、團結、高效和積極的黨，就是解決孫逸仙「如何凝聚中國」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將黨組織深入布置到每一個組織中，包括軍隊、政府機構和群眾團體，以便於協調共產黨在全中國各地的戰場、農村、媒體、戲劇、學校和大學中的各種行動。
在延安，毛澤東無庸置疑地成為整個中國共產黨員之上的領導人。他不僅以獨到的革命戰略重整黨，還以新觀點闡明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抗戰中，共產黨的重生和毛澤東權力的壯大，意味著中國有了他和蔣介石兩個救星。這兩人都有強大的基礎，都承諾要救中國，也都相信各自獨特的價值。然而，國共走向內戰確實為全民的災難。
荷蘭漢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訪問學者、中國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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