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共產革命翻天覆地,有必要作一全盤性的考量,因此凡是它所涉及的層面,不論政治外交還是社會經濟,也不論是文化軍事還是思想教育,只要整體看來有足夠的重要性,就嘗試給予適當的位置和討論。
或許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革命是中國大陸的事,與台灣無關。過去四十幾年當中,台灣逐漸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並開拓了自己的一片天空。為什麼要關心台灣海峽彼岸的歷史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中國大陸的位置不是在台灣海峽的對岸,而是在歐洲或是美洲大陸,如果中國大陸不是一個有13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國,或許這種想法還可以接受。不幸,台灣海峽只有一、兩百公里寬,現代噴射機從大陸彼岸起飛到抵達台灣此岸,僅需短短數分鐘而已。我們頭上的酸雨,就有不少是中國大陸飄來的。而一度在台灣海峽裏猖獗的各種走私貿易活動,也說明我們無法完全割絕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最近的歷史更顯示,即便我們選擇南進或東向,或是走上更改國號的獨立道路,也不能置中國大陸於不聞不問。因為我們是在一頭醒獅身邊睡覺,我們的臥榻再怎麼安定和安靜,也不容我們不加以探索、了解這頭醒獅的究竟。
如果對共產黨的歷史有進一步的了解,或許我們能對幾個更大的問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為什麼國民黨會在中國大陸失敗,而被它視為邪說異端的共產黨,卻能贏得中國大陸的民心而取得政權?為什麼國民黨在全盤失敗以後,猶能在台灣另創局面,而共產黨在享受四十多年相對的承平以後,卻依然距離迎頭趕上歐美先進國家的理想尚遠?回答這兩個問題,或許能使我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何去何從,有一些全新的想法。
三個歷史階段
本書以「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為題,就是針對以上遺憾,強調各時段和各部分中國共產革命史的不可分割性。由於中國共產革命翻天覆地,有必要作一全盤性的考量,因此凡是它所涉及的層面,不論政治外交還是社會經濟,也不論是文化軍事還是思想教育,只要整體看來有足夠的重要性,就嘗試給予適當的位置和討論。
中國的共產革命,大略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21年創黨到1949年內戰勝利為止。在這一個階段,中共領袖的主要關懷是「革命奪權」。所謂革命奪權,並不一定限於武裝鬥爭,而是說,中共自認為是一個有歷史使命的革命政黨,始終以奪取國家的政治權力為其當前的奮鬥目標。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中共終於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從國民黨手裡奪取得了國家權力。在此過程中,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而毛澤東本人也在中共黨內取得前所未有「有關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
第二個階段是從1949年中共建國,到1978年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為止。其特色可以用「不斷革命」來總括。1949年起,毛澤東繼續領導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一元化黨國體制,擁有思想、軍事、政治、政策和組織的絕對領導權和控制權,而他所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國家權力,把中國帶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想境界。這裡採用「不斷革命」這個名詞,並不是因為它在國際共黨文獻中有其特定涵義,而是因為其字面解釋相當貼切地形容了毛澤東在此一階段的心理狀態:亦即不斷通過階級鬥爭改變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使中國由他認為「被剝削」、「被壓迫」的社會,變為「按勞分配」的社會,進而再變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國家。在這一個段時期,中共的其他領袖雖然不一定同意毛澤東「改造」中國的速度,但基本上都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有其優越性,認為只要把傳統社會改造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中國有可能成為最先進、最現代化的國家。經過毛澤東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理論上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實際上卻依舊經濟落後,連四鄰的香港、南韓、台灣和新加坡都不如。
第三個階段是從1978年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到目前為止。從1978年開始,中共的掌舵人換了鄧小平,他雖然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統和共產黨專政,但是在理論上已經背離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思想,承認目前的中國大陸不能「躐等以進」,必須停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提高國家的生產力,改進大多數人民的物質生活。根據他這個構想,中國大陸一方面引進外來資本,向歐美資本主義學習,並深深進入世界貿易體系;另一方面則把指令性的國家計畫經濟逐步轉變成為指導性的市場經濟,讓商品經濟重新發展,政府不再無所不管。鄧小平這些政策,為中國大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但也為中共的黨國體制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衝擊。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中國大陸與共產革命的目標漸行漸遠。如果我們視階級鬥爭和群眾動員為中國共產革命的基本特質,則中共的確已「告別革命」。
把中國共產革命史分為「革命奪權」、「不斷革命」和「告別革命」三個歷史階段,只是為了論敘方便。因為如果沒有「革命奪權」,則毛澤東何能「不斷革命」?又如果沒有「不斷革命」,則鄧小平何需「告別革命」?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見解是:假如毛澤東在1949年中共建國以後,始終繼續中共在抗戰以及內戰時期貌似改革的各種政策,不追求「烏托邦」的理想,則中共的現代化可以避免走許多歪路,而不必遲到1980年代再由鄧小平來撥亂反正,回歸現代化的正道。
1978年鄧小平開始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他是帶著歷史包袱來開創一個新時代的。由於新政策改變了毛澤東時代的既定方針,所以表面上好像得到全民擁戴,實際上卻是阻力重重,以致新舊雜揉。不論是支持的一方,還是反對的一方,都表現得特別令人注目。其實,鄧小平內心裡也清楚:他一方面揚棄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想在毛澤東的道路以外開闢一條中國現代化的新路;另一方面則因為自己畢竟是毛澤東在「革命奪權」和「不斷革命」過程中的重要幫手,不能完全否定有中國列寧之稱的毛澤東,尤其不能否定毛澤東的革命遺產。所以其言行看來既反左又反右,既反毛又擁毛,總令人感覺他是在矛盾中尋求出路,也總令人迷惘。
中共相信階級鬥爭,為什麼反而能夠取得民族主義的桂冠,受無數農民的擁戴?其後,中共又如何在民族主義的大纛下,徹底在內戰中擊敗國民黨,並進而鞏固其民族主義發言人的地位?
三個歷史焦點
中國共產革命史波瀾壯闊,雖然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主要關懷,但是放在中國近現代史追求現代化的長期脈絡來看,有三個大問題:第一、中共究竟和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有什麼關係?為何中共建黨之初,有不少知識分子視其為蘇聯共產黨的傀儡?又為什麼隨後有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把中共當成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中共經過1930年代初期的挫敗,到八年抗戰期間,連向來不關心國事的農民也大規模團結在其抗日的旗幟底下。國民黨提倡民族主義,為何做不到這一點?中共相信階級鬥爭,為什麼反而能夠取得民族主義的桂冠,受無數農民的擁戴?其後,中共又如何在民族主義的大纛下,徹底在內戰中擊敗國民黨,並進而鞏固其民族主義發言人的地位?
第二、中共是如何動員群眾,建立其基層政治結構?不論現代化三個字如何定義,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的確處在三千年所未有的大變局之中,而在整部中國近現代史裡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傳統儒家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轉變為一個能夠與近代西方國家並駕齊驅的國家。要想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固然可以求助於外資和外援,但還是有必要動員全國所有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中共的解決方案是動員群眾,建立一個能夠與上層政治相呼應的基層政治結構。中共基本上是達到這一個目的了。為什麼中國國民黨和熱心中國現代化的志士仁人也同樣熱中於動員群眾,卻始終無法建立一個類似的基層政治結構?
第三、中共究竟是如何建立一個龐大無比而又上下整合的黨國體制?一般說來,組織變龐大了,便難於上下整合,因為上下整合需要協調更多成員的思想。中國共產黨不斷擴大之後,成為一個擁有千百萬黨員的黨,而它領導的黨國體制更加龐大,為什麼他們雖然內部也有無數鬥爭,但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卻能長期予人以精誠團結的印象呢?毛澤東如何通過「整風改造」來建立內部的共識,減少內部的離心力量?
總而言之,我們要分別討論中共歷史上的三大問題,也就是民族主義、基層權力結構、思想改造和控制。討論這三大問題,實在是理解七十年來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重要途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畢業於台灣大學及美國史丹福大學,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從事博士前研究,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以及在美國El Paso德州大學擔任傅爾布萊特訪問學人。著有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China, 1936-1945、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與英國Leeds大學教授Gregor Benton合著)及《延安的陰影》等書。曾以第一本書獲得1986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有關東亞研究之最佳著作的Lilienthal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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