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學生的罪名都被免除，他們全都擁護毛主席，視為他們的解放者。
毛澤東在泳渡長江兩天過後回到了北京，宛如結束流放生活後從厄爾巴島返回的拿破崙。更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他拒絕回中南海去住，反而暫住在文化革命小組辦公室所在的釣魚台國賓館。隔一天，劉少奇被召到釣魚台國賓館時，毛澤東批評道：「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
他派出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去暗中打擊工作組。他的妻子江青返回北京途中於南京暫留，警告當地領導階層說，支持工作組和支持毛主席是不一樣的。「不要盲目相信工作組，」她說明道：「那些基本上在我們這邊的領導，要加強他們的權力。那些基本上反對我們的，要奪他們的權。」
然後，七月二十一日那天，陳伯達派了兩名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去和仍被關在清華大學的蒯大富見面。此舉直接否定了王光美把蒯大富打成「右派」的作為。兩天後，江青在陳伯達的陪同下現身北京大學，宣布他們是奉毛主席之命來「向學生學習」的。他們宣讀聲明，推翻了工作組一個月前宣告鬧事學生為「反革命分子」的判決，喜悅的群眾對此報以熱烈歡呼。
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身穿白色睡衣，在他位於釣魚台國賓館的住處一樓的大房間內接見數名黨內領導，責備他們「害怕群眾」以及「鎮壓學生」，並要求解散工作組。
各地的工作組皆在道歉後撤出。在翟振華就讀的菁英學校，工作組則「不告而別」。造反學生的罪名都被免除，他們全都擁護毛主席，視為他們的解放者。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宣布了官方通知。多年前，曾有七千多名高級官員聚集在此，檢討大躍進帶來的災禍，此時湧進了一萬多名中學生和大學生。蒯大富被人從清華大學的囚房釋放出來並搭乘專車到場，受到英雄式的款待。聶元梓志得意滿、神采飛揚，她在新的校文革委員會擔任主任一職。劉少奇與鄧小平被迫公開自我批評，為他們於毛主席不在時組織工作組一事負起責任，毛澤東坐在舞台簾幕後方凝神靜聽。劉少奇承認自己還不清楚要如何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們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毛澤東對此嗤之以鼻：「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吧。」大會結束時，簾幕拉開，毛主席出人意料地現身台上，宛如變魔術似的。群眾發出驚奇的呼喊聲。「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名學生後來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毛主席表情肅穆地在台上來回走動、緩緩揮手時，歡呼的聽眾開始節奏一致地喊出如雷貫耳的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劉少奇和鄧小平茫然地望著這一切。口號聲響徹整個會堂之際，毛澤東得意洋洋地離場。周恩來尾隨其後，「像條忠心的狗」。
一如幾個月前彭真在他的副市長吳晗遭到攻擊時被迫做出艱難的抉擇那樣，毛澤東精心安排的策略也讓劉少奇陷入嚴重的兩難。如果他容許中學和大學爆發反黨示威，毛澤東便可以指控他放任反革命勢力恣意妄為；當劉少奇選擇另一個做法，壓制那些砲火最猛烈的批評者時，毛澤東又轉而指責他「打壓群眾」。
為了表示支持毛澤東的看法，八月初緊急召開了一場大會。許多黨內幹部都因為察覺到會遇上麻煩而缺席。毛澤東在會議第二天為事件定調，指控劉少奇趁他不在北京時搞「專政」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為什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但是，仍然有很多黨內元老沒有熱烈力挺毛澤東，使他更加憤怒，指責他們有些人就是「牛鬼蛇神」。八月六日，他搬來了救兵，就像他在一九五九年夏天那場重大無比的廬山會議上所做的一樣。林彪被召回北京，奉命批判劉少奇。他全力支持毛澤東，承諾文化大革命將會「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要鬧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半年」睡不著覺。會議的最後一天，中央委員會祕密投票，選出十一名大權在握的新成員，林彪取代了劉少奇，成為第二把交椅暨接班人。
中央委員會在大會期間所發表的聲明中，最重要的是八月八日廣為傳播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篇聲明宣告這次運動要打擊的重點是「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領導階層一旦認可文化大革命，實權便轉移到了文化革命小組手上，毛澤東已經實際掌握了國家的決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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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夏天被指為「右派」和「反革命」的人，現在在毛澤東手下團結了起來。那些曾經被工作組中傷和關押的人反過來在以前折磨他們的人面前占了上風。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很快就廣為人知，因為聲明中以十六個標題列出了推行文化大革命最早的指導方針，所以又被稱作「十六條」。廣播電台以謹慎、嚴肅的語調朗讀這份聲明：「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在工廠、辦公室和學校，所有人驚訝得目瞪口呆，拚命想要聽清楚擴音器傳出的每一個字。聲明繼續宣告：「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所有聽廣播的人都意識到，情勢就在剛剛逆轉了。這個夏天意圖扭曲大字報上的指責內容、把指控者斥為「反革命」的那些黨員，現在反過來被黨的嚴厲聲音扣上了相同的罪名。
電台播送聲明之前三天，毛澤東自己寫了一篇大字報，標題為「砲打司令部」。他以簡潔有力的煽動性言辭批判某些「領導同志」，說他們「站在反動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並且「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毛澤東指控他們「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雖然這張大字報在一年後才正式發表，但是幾乎一寫好就洩露出去了。
這個夏天被指為「右派」和「反革命」的人，現在在毛澤東手下團結了起來。那些曾經被工作組中傷和關押的人反過來在以前折磨他們的人面前占了上風。在毛澤東老家湖南省省會長沙的工廠，工人於工作組撤走後便馬上張貼大字報，利用文化大革命來報復上級過去對他們所有不好的待遇，指責黨領導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他們指控領導私吞政府財產，並且利用影響力取得稀缺物品和特權。他們譴責一名領導對婦女不規矩，趁著說話時碰觸她們的肩膀；還有一個領導穿拖鞋上班，並且在辦公室裡脫掉上衣。」罪狀一天比一天還多，每一項看來都有其可受抨擊之處。
類似的場景到處上演，不過各地情況有極大的差異。有些工作組並未撤離，特別是某些地方的工作組還得到工人支持，因為他們害怕文化大革命會掀起動亂。在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這裡發生將王洪文和其他人批為「反黨分子」的事件命——許多員工都支持領導，工作組則繼續指導進行文化大革。
為了跟上運動及查明每個人的立場，閱讀大字報成了必要之事。大字報貼得到處都是，張貼範圍很快就超出了辦公室、工廠和學校的走廊，遍及所有可用的空間，玄關裡、主建築的矮牆上，再貼過人行道和地面，最後還寫成巨幅口號從屋頂垂掛下來。那個夏天稍晚，就連紫禁城的朱紅色牆上也貼滿了大字報。「有些大字報的效果好像炸彈，把場面炸開炸清。有些則像火箭砲，射穿盔甲和最嚴實的藏匿處。有些是手榴彈，甚至小爆竹。有些是精巧的煙幕彈。」
許多組織開始出版自己的刊物或報紙，報導運動的最新發展。光是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派發或出售的大版面快報就超過二十種。其中有些和文化革命小組的領導幹部有直接聯繫，所以能轉發官方報紙上沒有報導的內幕消息。人民在北京到處遊走，掃視重要政府機構的牆面，尋找關於運動方向的最新消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未公開的演說內容、機密資料、祕密報告和政府內部檔案都流入了街頭。這是頭一次，人人都得以一窺黨的內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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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一群人享有的特權比其他人還要多。八月八日那天，電台廣播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時，也指出大學生、專校生、中學生和小學生一律不受整肅。
毛澤東直接面向學生，把這些年輕人視為他最可靠的盟友。他們天真無知、容易操弄，而且很好鬥。最重要的是，他們渴望冒險與行動。「要靠這些娃娃們造反、來革命，否則打不倒這些牛鬼蛇神。」他對他的醫生這麼說。
八月一日，他發了一張私人便簽給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年輕人，表達支持之意。「造反有理！」毛澤東這麼告訴他們。兩個月後，這些學生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叫作「紅衛兵」。不是只有他們這麼做，北京其他地方的學生都集結起來，成立了名為「紅旗」或「東風」的組織。他們全都是受到一封廣為流傳的信件所啟發，這封信是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他在信中強力主張人民要和軍隊融為一體，在日常工作之外還要學習軍事技巧——此舉是沿用數十年前延安創下的典範。然而工作組並不容許任何組織未經官方認可便成立。在解放後的那些年裡，公民社會已經逐漸被納入黨的控制之下，從獨立政黨、慈善組織、宗教社團和商會到工會，不是被除掉，就是受到黨的正式監督。中學和大學也一樣，地位受到認可的組織只有共產黨、共青團與少年先鋒隊。工作組命令毫無經驗的紅衛兵解散。
現在，紅衛兵在毛澤東的認可之下再度出現，他們誓死捍衛毛主席和他的革命。紅衛兵自視為毛澤東忠心的戰士，捨棄了他們平常的裝束而開始穿起軍裝。少數人的軍裝是從年紀較大的家人那兒找來的。張戎一加入紅衛兵後便趕回家，從舊箱子底層找出一件灰白色的外套，那是她母親在一九五 年代所穿的軍服。有些人則將工人所穿的長褲及棉襖改成樸素而鬆垮的制服，其中有部分還刻意做成破舊的樣子。一般而言，太合身的制服和光鮮的裝束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打扮，會引發不滿。皮帶是必備的，方便用來鞭打階級敵人。最後再戴上一枚有金色「紅衛兵」字樣的紅色棉布臂章，就是一套完整的制服。
1961年出生於荷蘭，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作品曾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並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其撰述改變了歷史學家對中國的看法，如經典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以及記錄毛澤東時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近作有《獨裁者養成之路》。目前定居香港。
個人網站：www.frankdiko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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